《人民法院報》2025年4月3日第8版

數據權益司法保護的路徑選擇

——“涉數據產業競爭司法保護問題”研討會發言摘登

3月6日，由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主辦，《中國應用法學》編輯部承辦的“涉數據產業競爭司法保護問題”研討會在北京舉行。與會專家圍繞數據權益的司法保護路徑、數據權益適用商業秘密保護的問題和挑戰、商業秘密規則下數據權益非公知性和保密性的認定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鄭志柱參與討論。4月3日《人民法院報》第8版進行相關報道。現將與會專家發言摘登如下：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東認為，數據產品權益保護需突破傳統商業秘密模式，構建數字經濟適配的新型治理機制。現行法律對數據賦權規則缺位，工業時代的商業秘密保護機制難以完全應對人工智能時代的數據新形態及侵權行為。過度依賴商業秘密保護將阻礙數據要素的公開流動，不利于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司法實踐中宜避免泛化適用。基于中國原創共票理論，探索場景化確權路徑具有可行性，目前高校與產業界正合作開發數據產品創新模式，為司法平衡數據保護與流通提供新思路。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來小鵬認為，數據權益實質是指數據集所能夠產生的某種利益，數據權益保護應優先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以構建更為科學、可行的治理路徑。著作權法保護需滿足作品獨創性要件，而數據集構成要件認定復雜。商業秘密保護模式亦難以覆蓋數據權益多元形態，數據產品所包含的技術信息、經營信息及其他商業信息難以滿足非公知性與保密性要求。反不正當競爭法可通過一般條款與專條規定靈活規制數據競爭性權益糾紛，既能應對數據權益邊界模糊的特性，亦可有效遏制新型不正當競爭行為，較傳統路徑更契合當前數據治理的實踐需求。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黃武雙認為，數據集合型產品不宜納入商業秘密保護范疇。從權利基礎看，收集他人數據形成的集合體因缺乏原始所有權支撐，即使加工為數據產品亦無法滿足商業秘密權屬要求。在構成要件層面，將數據產品面向市場銷售或許可使用的行為與采取保密措施的主觀意愿和客觀效果相矛盾。當前，實踐中宜采取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路徑以維護數據要素市場化秩序。

廈門大學教授林秀芹認為，已經為相當數量的外人所知但持有者仍采取控制保護措施的半公開數據是否仍然符合秘密性條件，需結合個案對接觸范圍與所采取的保密措施綜合判斷。美國學者Milgrim提出“沙堡理論”，當知悉群體越來越多，秘密性將如同沙石隨海水沖擊沙堡而流失，即隨接觸面擴大而消解，該理論與日韓將“限定提供數據”獨立于商業秘密的立法邏輯相似。比較法層面，美日韓均避免對用戶可接觸數據適用商業秘密保護，美國新近司法案例中僅將未開放的后臺數據納入保護，防止過度限制數據利用。從商業秘密的“民—行—刑”保護體系來看，對半公開數據采取商業秘密保護可能造成“寒蟬效應”影響產業發展。數據權益的司法保護應當平衡保護與數據獲取和流通利用的需要。

華南理工大學教授關永紅認為，半公開數據不應納入商業秘密保護范疇，宜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實現權益規制。企業數據依據公開和保密程度可劃分為公開、半公開、機密、絕密四級，其中機密、絕密數據符合商業秘密三性可作為商業秘密保護，而半公開數據雖經技術措施、訪問權限或資產登記等方式限制傳播，但因已向特定用戶群體開放，本質上缺乏秘密性與保密性基礎。半公開數據雖具商業價值，卻無法滿足商業秘密三性要求，實踐中應依托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或數據專條對半公開數據進行保護。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姚佳認為，數據能否由商業秘密保護，需從個體數據與數據集合的對應形成關系切入，分別判斷二者是否被普遍知悉和容易獲得，并結合保密措施強度綜合判定其是否符合秘密性。實踐中，多數案件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和互聯網專條，圍繞經營者競爭利益損害與數據利用行為正當性展開利益衡量，以實現對數據控制、流通與共享價值的動態平衡。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長陶鈞認為，關于數據保護可從權益保護和行為規制二元視角切入，并通過類型化分析提升司法裁判的可預期性。權益保護路徑依賴于著作權法、商業秘密等，但因商業場景較為復雜，難以配適嚴格的法定要件。行為規制路徑則依托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的彈性適用，可以有效彌補權益保護的不足。目前涉數據不正當競爭糾紛中有數據爬取型、數據鎖定型和數據封禁型類數據不正當競爭行為，彼此既有共性又存在差異性，應通過提煉共性規則實現法律適用的體系化。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長曹美娟認為，在認定數據持有者對數據集合是否享有反不正當競爭法意義上的合法權益時，需從數據來源、數據成本、數據屬性、數據流通等方面進行分析判斷。對于通過“一鍵搬家”軟件搬運平臺數據等新類型網絡競爭行為，應依法予以規制。實踐中，應在互聯網語境下準確理解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互聯網專條的兜底條款。

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鄭志柱認為，數據適用商業秘密規則具有法理正當性，“舊瓶裝新酒”的治理路徑可有效平衡數據權益保護與流通需求。數據無論作為傳統載體抑或新型產品，均可在“實質相同﹢接觸或其可能性——合法來源”框架下納入商業秘密保護。基于勞動價值論，勞作者依據“額頭出汗”原則對數據增值部分享有權益；基于特定關系對具有秘密性、價值性和保密性的數據采取獲取、使用或幫助行為，顯然不具有正當性。同時，鑒于數據來源的多樣性和使用場景的共享性特征，宜以包容性視角重新審視相關數據的商業秘密邊界及司法保護力度等問題。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長陳聰認為，數據競爭行為正當性判定需綜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一是行為外觀的正當性。如果采取該技術手段僅為攫取數據、破壞他人競爭優勢，則不具備正當性。二是行為的社會效果。通過競爭行為促進創新、增加社會福祉，而非通過阻礙他人競爭、扭曲競爭秩序來提升自己的競爭能力。三是行為的必要性。應考慮收集、使用企業數據是否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企業數據易獲取并不代表其可以被肆意使用，如果行為人有其他可能更小損害方式而不采取，可以認定為超出了必要限度。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陳龍業認為，數據司法治理需貫徹價值引領和規范適用的雙重邏輯。宏觀層面將數據權益保護嵌入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協調科技創新激勵與個人信息、著作權等合法權益保障。微觀裁判層面嚴格遵循現行規范體系，在歸責原則、舉證責任等程序環節恪守法定性要求，通過法律解釋彌合制度供給與治理需求的間隙，確保司法介入的規范性與可預期性。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二級高級法官秦元明認為，數據權益保護需破解概念混同與制度張力雙重困境。在概念層面，應確立“數據權益”作為基礎性范疇，厘清其與產權、知識產權等概念的邏輯邊界。在制度適用層面，強調商業秘密保護應與數據流通規律相協調，準確確定秘密點。依法區分公共數據、企業數據和個人數據，準確認定價值性、秘密性和保密性，依法保護數據要素各參與方的合法權益。

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應用法學》主編陳志遠總結表示，本次研討會匯聚各方智慧，深入探討了數據權益的司法保護路徑、數據權益適用商業秘密保護的問題和挑戰，為進一步完善數據權益司法保護工作提供了決策參考。法研所將依托“對內聯絡、對外聯絡、會商研討”三個機制，為深化相關研究提供便利，助推審判執行工作提質增效，為服務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理論支撐。

作者 |程令輝 鄧永民

來源 | 中國應用法學

編輯 | 蔡 冰

校對 | 羅冠明

審核 | 冼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