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春的井岡山，寒風裹挾著濕冷的霧氣。一輛吉普車碾過泥濘的山路，停在了一間低矮的瓦房前。

車門打開，朱德與康克清匆匆走下，兩人的目光焦急地掃過破舊的院落。

屋檐下，一位佝僂著背的老婦正顫巍巍地往屋里搬柴。她滿頭白發，身上的棉衣打著補丁，腳上的單鞋沾滿泥濘。

康克清忽然捂住嘴，淚水奪眶而出：“是她！一定是她！”朱德大步上前，喉嚨發緊：“泉媛同志，是你嗎？”

老婦緩緩抬頭，渾濁的雙眼閃過一絲驚愕。她張了張嘴，卻只發出沙啞的嗚咽。

朱德一把攥住她的手，轉身對隨行的地委干部怒喝道：“為什么不妥善安置她？你們知道她是誰嗎！”

1913年，江西吉安一戶歐陽姓貧農家中，一個女嬰呱呱墜地。為換取四擔谷子，11歲的她被賣給王家當童養媳，改名王泉媛。

童養媳的日子很難，她每天天不亮便要砍柴挑水，稍有怠慢便遭毒打。

16歲成婚那日，母親伏在花轎前哭道：“伺候好丈夫，你的日子才能好過。”她含淚點頭，卻不知命運的轉折已悄然逼近。

1929年，秋收起義的星火燎原井岡山。一日，王泉媛挎著竹籃賣雞蛋，忽然看見街口人潮涌動。

臺上，紅軍戰士振臂高呼：“打倒地主！農民要翻身！”她擠進人群，第一次聽到“革命”二字。

不久后，她目睹紅軍開倉放糧，將地主田契分給佃農。17歲的王泉媛剪掉長發，加入共青團，從此踏上革命路。

婆家害怕連累自己，趕忙一紙休書與她斷了關系。

1934年，21歲的王泉媛隨中央紅軍踏上長征。她個頭瘦小，卻總沖在抬擔架的第一線。三過草地時，她在傷員中穿梭，棉衣被血水浸透也渾然不覺。

某日，她奉命為一場會議站崗，臺上發言的湘贛省委書記王首道令她心頭一顫。青年才俊的英姿，與臺下那雙亮晶晶的眼睛，在遵義城的雨夜里交織成緣。

“組織批準我們結婚。”王首道的話讓王泉媛耳尖發燙。沒有紅燭喜宴，只有戰友們湊出的一包紅糖。

新婚夜，王首道將一把八發子彈的手槍塞進她手心：“等革命勝利，你再送我雙千層底布鞋。”次日晨曦中，兩人各自奔赴戰場。

誰料此番別離，再見竟相隔半個世紀。

1936年，王泉媛出任西路軍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率1300余名平均年齡不足20歲的女戰士西征。

祁連山下，馬家軍的鐵騎如黑云壓城。高臺失守的消息傳來時，她正為傷員包扎，指尖的血跡尚未擦干。

“掩護主力撤退！”軍令如山，她率團死守梨園口。女戰士們用血肉之軀筑成防線，子彈打光便掄起石塊。

三天血戰，千人先鋒團僅剩300余人。被俘那日，王泉媛將黃泥抹在臉上，卻仍被馬步芳的親信馬進昌認出。

“紅軍女團長？正好給我當姨太太！”鞭子抽裂棉衣，鹽水澆進傷口，她六次出逃，六次被抓回。

最后一次，她扮作男乞丐晝伏夜行，徒步兩月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卻被告知“超期不予收留”。

攥著五塊大洋，王泉媛一路乞討回鄉，嫁給革命者劉高華。1951年丈夫蒙冤入獄，她獨力撫養六個孤兒，靠四畝薄田艱難度日。

1962年朱德夫婦尋來時，她正佝僂著背在田埂拔草。康克清撫著她滿手老繭泣不成聲：“泉媛，我們找了你二十多年啊！”

在朱德干預下，她被任命為敬老院院長。

1982年赴京恢復黨籍時，一位白發老者顫巍巍走向她：“泉媛同志，你還記得我嗎？”王首道的聲音穿越47年光陰，將她帶回遵義雨夜。

兩人相對無言，唯有淚千行。臨別時，她掏出縫了半年的千層底布鞋：“當年欠你的，還上了。”

2009年春，96歲的王泉媛在江西逝世。葬禮上，六個養子女將那雙褪色的布鞋輕輕放入棺木。

風穿過井岡山的竹林，仿佛在訴說一個關于信仰與等待的傳說——有人用一生堅守一句承諾，有人用半世紀證明一顆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