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在《歷史研究法》里說傳統史學的弊端之一是“偏重于政治”，雖然這種“偏重”有其原因，但現代史家的撰史總要糾正。由此留意呂先生撰史的偏重。呂氏著述甚多，涉及方面也廣，難以用一句話來總括。按我的閱讀體會，大約為：古代史著述，偏重于民生；近代史著述，偏重于文化及改進；通俗讀物的撰寫，偏重于歷史經驗教訓的交流。

古代史著述以民生為主

呂氏的通史、斷代史，分上下兩冊，一敘“理亂興亡”，即通貫或斷代的政治史；一敘“典章經制”，類似于典志體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專題史。“典章經制”的專題，除官制、選舉、兵制、刑法、宗教、學術等內容外，還有不少是論述財產（生計、貲產、地權不均）、賦稅、振貸、糴糶、倉儲、漕運、實業（農業、工業、商業）、貨幣、衣食（侈靡之俗、禁奢之政）、住行（宮室、交通）、葬埋等內容。所以，嚴耕望說呂氏的治史“相當注意社會經濟方面的發展”。其實，說重視社會經濟，不如說重視社會的民生。按呂氏的看法：“國家的根本是人民，人民第一個重要的問題便是生活。”所以，說經濟，其實就是說民生。有關民生的內容，在他的著述里幾乎有三分之一的篇幅。

以民生為重心，就是要寫出民生的實際狀況。比如，漢代休養生息，論者多關注國家賦稅一面，說漢時“三十稅一”，田稅甚輕。呂氏則關注賦稅之下民生的一面：“古代的田，是沒有私租的，漢世則正稅之外，還有私租，所以國家之所取雖薄，農民的負擔，仍未見減輕，還只有加重。”“漢代的錢價，遠較后世為貴，人民對于口錢的負擔，很覺其重。”又如貞觀之治，論者多引《舊唐書》里“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戶闔不閉，行旅不赍糧”的話；卻不引《戴胄傳》所記“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并從戎旅。重以九成（九成宮）作役，余丁向盡……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的話，寫貞觀之盛世，怎可不寫民生實況這一面。呂氏論古代幣制：“中國歷代的幣制，是紊亂時多，整理時少。從漢到宋，只有漢朝的五銖錢，唐朝的開元錢，是受人歡迎的。此外就都是迫于無法，只得拿來使用。這兩種錢，在社會上通行的時代，實在很短。就是這兩種錢通行的時候，也還有別種惡錢，夾雜在里頭。”所以“從漢到宋，社會上用錢的人，實在困苦萬狀”。幣制的書寫，論者常停留在制度表面來推論它對經濟、貿易的推動作用；而受幣制影響最切的民生，卻不加關注，實在是本末倒置。呂先生這種關注民生實況，以民生為視角的歷史書寫，值得后人取經。

近代史著述偏重文化及改進

呂先生的近代史著述也不少，主要有《中國近代史講義》《中國近世史前編》《中國近百年史概說》《中國近世文化史補編》及《日俄戰爭》等。這些著述的書寫，都偏重于文化及其轉變。

呂先生說：“人類控制環境的行為，為之文化。”“不同的環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會造成不同的文化。”“環境是不能無變遷的，當環境發生了變遷，人們控制環境的方法也當隨之變遷。但是，文化的變遷總是滯后于環境的變化，文化的優劣，既看它能不能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也看“改變的速度，能否與環境的變遷相應”。這是國家盛衰興亡的根本原因。

由此，他把國史分為三期：一是中國文化獨立發展時期；二是中國文化受印度影響時期；三是中國文化受歐洲影響時期。他說：“自秦迄今二千余年，就大體言之，疆域實無甚變更，政治亦無甚根本變動，四方異族程度皆較我為低，雖亦有時憑恃武力，薦居上國，至于聲明文物，終不得不舍其故有者而從我。”但“自歐人東來，而局面乃一變，其文化既與我大異，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異族之比，我國受其影響，遂至凡事皆起變化，此為現在所處之時期，就此時期之事而講述之，此則所謂近世史者也”。循此思路，他又列出近代史的三大問題：一是到近代，我們的環境發生哪些變化？二是進入近代時，我們的文化正演化到怎樣的狀況？三是因環境變化而激發的文化改革有無發生，如何發生？這是呂著近代史的主題。

讀呂先生的近代史，書中所寫的史事、人物，都是近代文化變動中的具體實例：有的是守舊如故，還是用“舊眼光”對付新問題，如清廷官員與俄國交涉伊犁問題的做法。有的是文化改革的“先覺者”，如康有為的維新變法，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等。文化改革雖是一波三折，卻也屢仆屢起，它構成了呂氏近代史的主旋律。因改變的速率和程度上的差異，他把近代歷史分為二期：“一，自歐人東來，至清末各國競劃勢力范圍止，此為中國受外力壓迫之時代；二，自戊戌變政起，訖于現在，此則中國受外力壓迫而起反應之時代也。”文化的改變，體現了文化的生機，它當“時時在改變之中”；“一個民族的文化，當其發生劇變之時，總不免相當的犧牲和苦痛。當這時代，對于新文化，深閉固拒愈甚，則其所受的犧牲和苦痛愈深”。所以一定要打破文化的平衡。“文化的平衡”就是“樂于保守，憚于改革”。他強調“能變才有生機”，希望我民族的文化能夠“轉變”，能夠實現“偉大的轉變”！正如趙慶云所說，呂先生的近代史著述是不同于“革命范式”和“現代化范式”的另一種敘事模式。這種以文化及其改進為重心的近代史書寫，在學術史上也是別開生面、獨具一格。

通俗讀物側重讀史心得

呂先生寫過許多歷史通俗讀物和時論文章，這些著述都是面向大眾的，所以其書寫重心，與學術著述又有不同。

通俗著述要能引人入勝，自要寫出趣味性。但呂氏認為，趣味性不是目的，借助這些有趣味的人或事，要寫出史事背后的“理”。即古人所謂“言理在事，理不離事”。而這“理”，是“人人能夠了解的，學問的能夠通俗化，其原因就在于此”。

比如，呂先生《三國史話》寫關羽失荊州，說“關羽這個人，是有些本領的，我們不能因他失敗而看輕他……這件事情（失荊州），如其就事論事，關羽的剛愎而貪功，似應負其全責。如其通觀前后，則劉備的急于并吞劉璋，實在是失敗的遠因”。這不能不說是劉備的心計太工埋下的失敗遠因。“所以心計過工，有時也會成為失敗的原因的……凡事還是少用機謀，依著正義而行的好了。”書中寫漢代刺史及漢人對刺史官名的議論。他說，漢朝的刺史制度，確有相當的價值。但他們關于刺史、州牧名稱的議論，實在是錯誤的。刺史是監督官，它與行政官不同。“行政官宜用資格較深的人，監察官宜用資格較淺的人。因為行政有時候要有相當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當技術，這是要有經驗然后才能夠有的，所以要用資格深的人。至于監察官，則重在破除情面。要鋒銳，不要穩重。要有些初出茅廬的呆氣，不要閱歷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遠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這就是借史事來說做事、做人的道理。這些道理，都是呂先生讀史的心得，寫在通俗讀物中，是想與讀者分享交流。

借歷史說事理，其實就是體會、交流歷史的經驗教訓。但呂先生反對泛泛地談論“以史為鑒”。因為史事總是日新又新，以史事為借鑒，很容易犯“執陳方以醫新病”的毛病。20世紀40年代，學術界曾有一次關于遷都還都的討論，不少學者從歷史角度論述了都城選址及其原則。呂先生也很關注這場討論，寫了一篇《南京為什么成為六朝朱明的舊都》。他說，歷史上的那些都城選址的議論，都是“陸恃馬力，水恃帆力”，打仗靠長矛、弓箭年代的經驗之談，今“有輪船、火車、飛機、摩托、電信”，“昔時的地理形勢，早給現在的交通工具打破了”。所以，今日討論建都選址及建設，就不能限于前人的這些意見。世事是復雜的，有時社會情形已發生變化，而前人的經驗就不適用了；有時雖歷經十數百年，有些情形卻無根本改變，那么前人的有些經驗仍有參考價值。他在文章中指出：“古人言治，首重風化”，“風化”即社會風紀，“京師昔稱首善之區”，都城的選地或建設，自不能忽視此點；而古人有關社會風紀對都城治理的議論，很值得讀史者深長思之。

朱熹說：“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如把這三個“大”換成“民生”“文化及其轉變”“歷史經驗教訓的交流”，庶幾也可用作讀呂著的關鍵詞。這是我讀呂著的心得，愿與讀者分享之。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