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陳老總又被拉去批斗了？”1968年深秋的上海街頭，兩位干部模樣的中年人站在梧桐樹下低聲交談。其中一人攥緊手里的《解放日報》，頭條赫然印著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這個時間節(jié)點，正是林彪集團全面清算老同志的暴風時刻，而剛在會上被污蔑的陳毅，此刻正經歷著人生最艱難的考驗。

張春橋在會后第三天就成立了“九大籌備工作組”，明面上是為即將召開的黨代會做準備，暗地里卻把矛頭對準了陳毅。他親自擬定的任務清單里，前兩條就透著狠勁：一是逐字逐句篩檢陳毅二十余年來的講話稿，二是脅迫那些被關押的干部“揭發(fā)”陳毅的“罪狀”。有位被迫謄寫材料的辦事員后來回憶，張春橋在布置任務時陰惻惻地說過：“我們要讓上海群眾看清，他們敬仰的市長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這種處心積慮的針對，根源在于張春橋對權力的病態(tài)渴望。雖然陳毅早在1958年就已調任外交部長，但在上海百姓心中，他仍是那個1949年冒著炮火進城、帶領三野將士睡馬路保民安的“陳市長”。就連菜場里賣腌篤鮮的老阿婆，都能絮叨出陳毅當年如何整頓金融投機、如何化解“二白一黑”危機的往事。相比之下，張春橋這個空降的“筆桿子”，在本地干部眼中始終像個異鄉(xiāng)人。

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后，張春橋嗅到了上位的機會。他注意到上海市委檔案室里積灰的會議紀要，某次翻閱時突然拍案叫道：“找到了！陳毅在井岡山時期就反對過毛主席！”其實這份1930年的會議記錄，記載的不過是陳毅對某次具體戰(zhàn)術的討論，但經張春橋授意，工作人員硬是添油加醋編成了“反毛鐵證”。這種捕風捉影的構陷，在當年竟成了致命武器。

最令人不齒的是張春橋對陳毅軍事貢獻的全盤否定。1968年底的市革委會上，當聽到有人提及孟良崮戰(zhàn)役時，張春橋突然摔了茶杯：“某些人不要被老黃歷蒙了眼！陳毅打仗？我看他只會擺弄棋盤！”這話傳到三野老兵耳朵里，氣得幾位老將軍拍桌子罵街。有位粟裕的老部下曾當面質問張春橋：“你說陳老總不會打仗？當年蘇中七戰(zhàn)七捷的慶功酒，你怕是沒資格喝！”

隨著“九大”臨近，張春橋的迫害手段愈發(fā)瘋狂。他親自督印的《陳毅言論小集》里，把“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這種再正常不過的講話，都標注成“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王洪文赴京前特意攜帶的那個沉甸甸的皮箱，裝的不是衣物文件，而是整整兩百頁的誣告材料。這些精心炮制的“罪證”，在1969年3月的京西賓館會議室里，化作劈頭蓋臉的辱罵砸向抱病參會的陳毅。

批斗會現場有個細節(jié)令人心酸：當張春橋厲聲呵斥“你還有什么要交代”時，陳毅扶著桌角緩緩起身，從軍裝內袋摸出個牛皮紙信封。會場霎時死寂，所有人都以為他要交出什么“認罪材料”，卻見他顫抖著倒出十幾枚淮海戰(zhàn)役紀念章，叮叮當當散在桌上。“這些，是犧牲的二十六萬華野將士用命換來的。”老人說完這句，便再沒開口辯解半個字。

張春橋或許至死都不明白，為什么他費盡心機抹黑陳毅，上海永安公司的老職工們仍偷偷在柜臺底下傳閱陳毅詩選；為什么他指使紅衛(wèi)兵鏟除的虹口公園陳毅塑像基座上，總會出現不知誰放的野菊花。歷史終究給出了答案：當投機者忙著篡改記憶時，人民心中的豐碑早已悄然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