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大學古希臘文學教授伊安尼斯·康斯坦塔科斯（Ioannis M. Konstantakos）長期致力于從文明交流的視角研究古希臘歷史和文學。他沿著亞歷山大大帝東征的足跡，在傳說、神話和歷史記錄中尋覓希臘文明在小亞細亞、中亞乃至印度文化中的印記，探究它與當地傳統的交匯與互動。他指出，盡管中國與希臘正式建立直接聯系要追溯至古典晚期乃至拜占庭時期，但在哲學和科學領域，學者對于兩大文明的比較研究一直十分活躍。他期待通過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與中國學者進行更多交流，推動文學與敘事傳統的比較研究，以更加全面地展現古代世界的多元面貌，為當代文明交流互鑒增添新的光彩。

采訪時，康斯坦塔科斯教授帶著厚厚一沓手寫筆記，顯然做了充分準備。他講述自己的研究時充滿激情，回溯古老故事的生動細節，暢談對未來學術合作的殷切期待。

古典學應打破單一視角

《中國社會科學報》：西方學術界向來以古希臘和古羅馬為核心構建古典學體系。如今，全球視野不斷拓展，這一領域是否應突破傳統邊界，將其他古代文明納入考量？這樣的變革將如何重塑古典學的研究范疇與方法？

康斯坦塔科斯：嚴格按照傳統定義來談論古典學已無太大意義。我們應當關注的是更廣義的古代世界——它的多元文化、互動交流與相互影響。長期以來，古典學研究環境較為封閉，幾乎只聚焦于古希臘和古羅馬，忽視了其他古代文明，尤其是東方文明的存在。

這一狀況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開始發生變化，尤其是隨著考古發現的不斷拓展。隨著學術界對古代世界認知的加深，人們逐漸認識到古代近東文明與希臘世界之間的廣泛交流。最初，文化影響多由東方傳入希臘，埃及、赫梯和美索不達米亞對希臘文明的塑造尤為顯著。后來，隨著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希臘文化反過來影響了東方。學者們逐漸意識到，希臘、埃及與亞洲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文化傳播網絡，這一認識也推動了古典學研究發生根本性轉變。

語言學與文學研究也應順應這一趨勢。如今，孤立地研究文明已不再可取，學術界普遍認可應在整體框架下考察各文明之間的聯系。研究古代文明的最佳路徑，是打破單一視角，將不同文明置于互動與交流的脈絡中。從邁錫尼時期到古典時代乃至更晚，希臘人始終活躍在廣闊的世界，與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小亞細亞、伊朗及波斯帝國保持密切往來；至希臘化時期，又進一步接觸猶太、希伯來傳統和印度思想。反之，希臘文化也滲透至印度文學傳統，如印度寓言集與梵文史詩的形成，便可見其印記。

在古代的大部分時期，希臘與中國幾乎沒有直接的接觸。直到古典晚期、拜占庭時期乃至中世紀，我們才看到兩大文明之間明確的交往記錄。但這并不意味著將希臘文明與中華文明進行比較研究沒有意義。在哲學領域，這種比較研究已相當成熟。盡管古希臘哲學與中國哲學之間沒有直接聯系，學者們仍然將兩者并列研究，視其為獨立且具有可比性的思想體系。希臘與中國的思想家都曾探討過倫理、政治、領導力、存在及靈魂本質等議題，通過比較研究，我們能夠更深刻地理解各自哲學傳統的演變。

類似的方法也適用于文學領域。新西蘭學者亞歷克斯·斯科比（Alex Scobie）曾研究中國小說的起源，發現其與民間故事和話本有著密切的聯系，并以此為基礎，探討了古希臘小說的起源。他認為，兩者在發展路徑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這類研究展示了拓寬古典學研究視野的價值——突破希臘—羅馬的局限，從更廣闊的視角審視整個古代世界，進而構建一個更加全面且多元的學術框架。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一個日益重視跨學科和跨文化研究的時代，古典學應在塑造更廣泛的學術和思想討論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康斯坦塔科斯：現代古典學應當是一個開放且動態的領域，積極與其他學科進行交流與合作，推動跨學科的對話與融合。在這一背景下，古典學不再是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更應視其為廣泛學術網絡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研究古代文明時，古典學者應與其他專家密切合作，共同探討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與交匯。通過這種跨文化的合作與交流，學者們可以構建出一個更為全面、緊密相連的古代世界圖景。

其中，古典學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是古典文本在現代世界中的接受與影響，這同樣是一個跨學科研究領域。古典文學深刻塑造了西方文明，并在全球范圍內持續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古典文本如何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文化背景中被接受、重新詮釋和再定位，正是理解其持久影響力的關鍵。通過研究古典文本如何根據當代困境和情感發生轉化，我們不僅能揭示它們持續存在的意義，還能深入洞察人類思想與藝術表達的演變過程。

《中國社會科學報》：雅典是20所外國古典學研究機構的匯聚地。您認為在這一成熟的學術環境中，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成立將為學術界帶來哪些新的視角與合作潛力？

康斯坦塔科斯：我對未來比較研究的巨大潛力充滿期待，特別希望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能夠通過組織合作研討會和研究項目，促進中希學者的交流與合作。盡管我對與古希臘有過接觸的古代文明有著扎實的了解，但對于中國的了解卻相對有限，而在現代希臘學術界，深入探索中華文明的途徑也較為有限。

對于不懂中文且無法直接接觸原始中文學術資料的人來說，了解中國確實很難。然而，我們迫切需要解決這一問題。希臘哲學在中國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中國的思想家們發現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并且這些思想家的著作早早就被翻譯成了現代漢語。這種交流促進了思想的碰撞，使中國學者開始將古希臘哲學與他們自身的哲學體系進行比較。

西方學者也開始將希臘與中國的哲學思想進行比較。20世紀90年代，我在劍橋大學學習時，著名的古代哲學和科學研究學者杰弗里·勞埃德（Geoffrey Lloyd）是最早深入研究中國思想的學者之一。他將希臘哲學概念與早期中國文獻中的思想進行比較，為跨學科研究開辟了新的方向。勞埃德的研究吸引了許多來自英國和中國的學者，他們通過比較希臘與中國的數學文本，探討了希臘數學家如何定義數學概念，并將其與中國數學家處理相同問題的方式進行對照。這種并行分析具有開創性意義，推動了兩種古老文明之間的思想交流。

我認為，這一比較方法應擴展到其他領域，如文學和敘事傳統。通過比較文學傳統，我們可以探討是否存在跨越這兩種古老文明的共同線索或并行現象。另外，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計劃進行的考古發掘工作同樣引人關注。

古典文學的持久生命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悲劇和喜劇有著深入的研究。您認為，這些古代戲劇作品歷經千年依舊保持長久的生命力，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這些作品中探討的主題又是如何穿越時空，繼續與當代讀者產生深刻共鳴的呢？

康斯坦塔科斯：古希臘的悲劇和喜劇，作為西方戲劇的基石，雖然都具有深遠影響，但在表達方式和關注焦點上卻存在顯著差異。古希臘的悲劇核心是探討人類最深刻的關切：痛苦的不可避免性、在苦難中尋求意義的努力，以及命運與自由意志之間的復雜關系。這些作品探討的是那些至今依然引起共鳴的存在性問題。

與此相對，喜劇在社會文化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它不僅為人類提供了發泄情緒的渠道，還常常進行深刻的社會批評。古希臘喜劇可分為舊喜劇和新喜劇，二者各具特色。舊喜劇融合了幻想、鬧劇與諷刺。新喜劇出現在公元前4世紀末，其重點從諷刺轉向了更為日常和家庭化的主題。

悲劇和喜劇之所以歷久彌新，正因為它們能夠超越歷史的局限，深入探討人類普遍關切的深刻問題。這些作品超越了文化與歷史的邊界，使得它們在任何時代、任何背景下都保持著持久的生命力和深遠的現實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報》：古代小說在經典文學討論中有時被忽視。像《亞歷山大傳奇》或《阿基爾故事》這樣的虛構敘事，如何幫助我們理解古代的文化認同和記憶？

康斯坦塔科斯：小說，本質上是一個民族深層靈魂的表達。雖然小說常被視為想象的產物，但它在跨越時間和空間、超越文化與語言的邊界，連接不同民族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以《亞歷山大傳奇》為例，這是一部虛構的亞歷山大大帝傳記，流傳于亞歷山大大帝去世之后。盡管內容源自這位馬其頓國王的真實生活，但故事卻從豐富的神話傳統中汲取素材，融合了希臘和非希臘的元素。類似地，來自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阿基爾故事》在西亞和東歐地區廣泛流傳，故事中的主人公阿基爾，最初是智慧的亞述宰相，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形象也被不同文化和民族接受并改編。亞歷山大和阿基爾的故事被不同文化傳承和改編，體現了人們共享的文化背景，以及他們在尋求融入一個更大、更緊密聯系的世界之中。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研究涵蓋了古典文本在東西方傳統中的接受與傳播。在這個過程中，您是否遇到過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康斯坦塔科斯：當然，如我們所討論的，古典文本在不同文明和不同時代的接受與解讀各異，深受不同意識形態、身份和傳統的影響。這些文本被重新解讀，展現了古典文學的永恒魅力。這里我想舉兩個突出的例子。

一個是阿里斯托芬，這位偉大的雅典劇作家以其尖銳的政治諷刺和對社會精英的批評而聞名。然而，當我們跳出古希臘背景時，阿里斯托芬的作品被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解讀。另一個例子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這是西方文學批評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最初，亞里士多德寫《詩學》是為了研究當時希臘悲劇及戲劇創作的實際情況，分析悲劇的組成要素以及劇作家創作戲劇的方式。然而，在文藝復興時期和歐洲古典主義時期，對于《詩學》的解讀發生了深刻變化，從最初的描述性分析轉變為一部規定悲劇應如何創作的規則手冊。這些重新解讀的特別之處在于，它們展示了古典文本與人類經驗的持久聯系。正是這種重新解讀的過程，使得古典文學在我們的知識和文化生活中始終占據重要的地位。

神話和民間傳說在考古學中的印證

《中國社會科學報》：許多民間故事融合了虛構與歷史。在您的著作《黃金之國的傳說與民間故事》中，探討了這一反復出現的神話母題的考古學背景。考古學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印證這些傳奇敘事？還是說，我們應當將這些故事純粹視為文化表達？

康斯坦塔科斯：考古學可以揭示神話背后的歷史背景。例如，考古發掘顯示，古特洛伊遺址包含多個不同的文化層，其中一層毀于火災，另一層則遭到軍事破壞。然而，這些遺存既不能完全對應荷馬史詩的描述，也未必符合特洛伊戰爭的傳統編年。許多情況下，考古學與其說是證實傳說，不如說是帶來了更多未解之謎。

《中國社會科學報》：“黃金之國”的母題在多個文化中均有流傳。您認為這些相似的傳說是不同文明間實際交流的印記，還是在人類共同經驗的基礎上各自獨立演化出的文化現象？

康斯坦塔科斯：從希臘到伊朗再到印度，“黃金之國”的母題廣泛出現在不同文化的童話與傳說中。由于其傳播范圍很廣，我們很難追溯它的唯一起源。然而，我們可以追蹤這一母題在歷史長河中的流傳軌跡，觀察它如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演變發展。

與其說“黃金之國”是一個單一的重復元素，不如將其視為一個更廣泛的母題體系的一部分，該體系構成了一種特定的敘事模式，在時間的流轉中不斷傳播，并在不同文明間延續。“黃金之國”母題在多個文化中的廣泛流傳，不僅反映了人類對財富與神秘境域的共同想象，也揭示了跨文化敘事的流動與演變。這一母題并非各自獨立地在不同文明中孤立發展，而是在歷史長河中不斷傳播、交融，并在各自文化語境下被重新詮釋。這一過程展現了古代文明之間錯綜復雜的交流網絡，也彰顯了神話傳統在跨地域的互動中彼此塑造，構成了人類共同的敘事遺產。

《中國社會科學報》：希羅多德，常被譽為“歷史之父”，在其作品中融合了豐富的敘事性和民間傳說。我們應如何理解他的敘述，將其視為純粹的歷史記錄、文學創作，還是兩者之間的某種結合？

康斯坦塔科斯：希羅多德的著作既是歷史記錄，也是文學創作。他所寫的歷史與現代史學傳統有著顯著的不同。由于他所處的時代和文化的特殊性，他在撰寫歷史時大量依賴口述記載。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對埃及歷史的記載。當希羅多德到訪埃及時，他向當地的祭司請教，這些祭司向他講述的故事并非來自歷史編年，而是源自埃及的小說和民間傳說。雖然這些敘事可能不完全準確，但它們在幫助人們理解文化認同、民族性格和社會習俗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

本報駐雅典特派記者：楊雪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趙琪

新媒體編輯：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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