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作家訪談》是聚焦偉大作家們的幕后推手，在眾多知名作家訪談中，還有一些出版編輯訪談隱藏其中，他們的回答與作家與眾不同，相互呼應，甚至觀點相悖。

近期，該子單元訪談首次結集推出中文版《巴黎評論·出版人訪談》，七位知名出版人的訪談內容不止于出版理想，也談論現實生意，不止于出版從業經歷，也談論那些與他們結下不解之緣的作家——埃茲拉·龐德、迪倫·托馬斯、格特魯德·斯泰因、肯尼斯·雷克思羅斯、亨利·米勒、薩繆爾·貝克特、T.S.艾略特、J.D.塞林格、杰克·凱魯亞克、雷蒙德·卡佛……

當讀者談論雷蒙德·卡佛的極簡風格時，往往會聯系上身后的編輯戈登·利什，甚至許多讀者認為是兩人合力完成了那些小說作品。然而，戈登·利什大刀闊斧的編輯手筆常常使他受到爭議，有作者將他的編輯工作視為良師益友，有作者則在多年后表示戈登·利什毀了自己的作品。卡佛曾說：“有朝一日，我必將這些短篇還以原貌，一字不減地重新出版。”在他去世多年后，《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么》的17篇未刪減版短篇集結成書，以《新手》為書名重新出版，一個完全不同的卡佛形象出現在讀者面前，褒貶不一。

對戈登·利什來說，編輯風格就是他自己的“創作方式”，在距離卡佛去世二十多年后的《巴黎評論》訪談中，他仍然堅持自己的編輯風格是正確的，幫助了多位作家，“我因一種令人發指的行為而受到譴責。是這樣嗎？我覺得我使作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是為了它的不朽，而且也使許多作品很美。”

編輯的藝術No.2：戈登·利什（節選）

《巴黎評論》：你在做代筆作者和編輯以前，為電臺工作。

利什：我十六歲那會兒去全國廣播公司（NBC）面試過播音員。當時的播音主管帕特·凱利給了我一次試播機會。他待我很好。我的目標太可笑了。我已經被安多弗學校開除了。

利什在《時尚先生》雜志辦公室

《巴黎評論》：你怎么當上《時尚先生》小說編輯的？

利什：我要去紐約。拉斯特·希爾斯[拉斯特·希爾斯（Rust Hills，1924—2008），美國作家，1957年至1964年任《時尚先生》雜志小說編輯，與約翰·契弗、卡佛、德里羅、安·貝蒂等作家交往密切。]放出風聲說他在找人接替他。他想退休了。我是被E.P.達頓出版社的編輯哈爾·沙爾萊特推薦給他的。于是我來到紐約，來到麥迪遜街488號，在這位小說編輯的專屬小辦公室里找到了這個了不起的人。他的收音機里正在放“一九六九年世界大賽”，他雙腳蹺在桌上，在我看來就跟在遠處看他一樣迷人。而這次見面讓我最難忘的是他的淡定。當時他在抽煙——我相信他是個駱駝牌香煙的重度煙民。他把火柴扔進廢紙簍，而火柴上的火還沒熄滅，我看到了，有些驚慌；同樣令我驚慌的是，他似乎對已經開始燒起來的火苗并不感興趣。我試圖引起他的注意，他卻沒有絲毫站起來的意思，仍然懶洋洋地坐在椅子里，雙腳擱在桌上，抄起一本紐約電話簿扔進廢紙簍，把火滅了。那天晚上，我和他跟著《時尚先生》的主編哈羅德·哈耶斯出去吃飯，也照例喝得爛醉。吃飯過程中，我感覺希爾斯和哈耶斯關系并不那么好。希爾斯和《時尚先生》的其他編輯如克萊·費爾克、拉爾夫·金茲伯格，都沒有被雜志發行人阿諾德·金里奇視為擔任雜志一把手的人選，中獎勝出的是哈耶斯。費爾克和金茲伯格辭職了，希爾斯則待著，繼續擔任小說編輯。哈耶斯不像希爾斯那樣對文學有感覺，希爾斯則充滿魅力。我想他沒有預料到我能在這個工作上干多久。只要他想，他就能把這工作要回來。所以我們之間就有這層緊張關系。

《巴黎評論》：你最早是怎么成為雷蒙德·卡佛的編輯的？

利什：我跟司各特-福爾斯曼出版社簽約，幫他們修訂《佩林-史密斯當代英語手冊》。我的編輯柯特·約翰遜到帕洛阿爾托來拜訪他負責的那些跟司各特-福爾斯曼簽約的人，以及他的文學雜志《十二月》的經銷商。我兩者都是。卡佛曾經給他撰稿，估計也是他的好朋友。當時我在教育開發公司工作，在制作《一個人的工作》。在我們本該見面的時間之前，約翰遜打來電話說，我趕不上你的約了，我在加利福尼亞大街被一個喝得爛醉沒法回家的家伙絆住了，他的車也發動不了。我就騎自行車去找他。我就這樣見到了卡佛。然后我才知道原來卡佛就在我辦公室所在的馬路對面工作。他是科學研究出版社的教科書編輯。我在考慮創辦一個新的文學雜志時想到，對了，這兒就有個愿意投入這項事業的人。他來過我家一兩次，我請他吃午飯，討論創辦名為《美國小說雜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iction）的刊物。卡佛有一張坐在我和芭芭拉的餐桌旁的照片，桌上放著插得高高的蠟燭，他穿著我的襯衫。這張照片是為了他當時將要出版的某本書拍的。當時弗朗西絲已經和我離婚了，我正準備搬到其他城市去，因為弗朗西絲威脅了芭芭拉，芭芭拉害怕走在街上被弗朗西絲撞倒。她很害怕。我也很害怕。我們去了紐約，我得到了《時尚先生》的工作。我曾拜托卡佛幫我代收郵件，順便看看弗朗西絲和孩子們怎么樣，他后來承認，他從沒做這些事。作為報答，我愿意看看他寫的東西。我很愿意讀《時尚先生》固定作者以外任何人的作品。比如我把所有爛稿子都讀了，而不太搭理經紀人們投來的稿子。我想要新人，但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滿足哈耶斯和金里奇的想法，即我要發現一些前所未見的東西——“新小說”（New Fiction）。我在卡佛的作品當中看到某種我可以把玩的東西。毫無疑問，從中可以看到前途。他寫的東西當中，已經顯露出他一連串厄運所提煉出的那種特質的萌芽。它具有那種前途，我能操縱它創造出某種看似新鮮的東西。《胖》是我修改的第一個故事，但金里奇不要。我把它給《時尚芭莎》發了。

你知道，卡佛不是唯一一個被我這樣對待的。我可能在他寫的東西上投入了更多精力，是的，投入程度從一個短篇在一天當中改四五遍可見一斑。我在周末也這樣工作。不僅僅是對雷的作品這樣改。我也靠給書“治病”謀生，因為《時尚先生》的薪水遠遠不夠用。我會從麥格勞-希爾或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接活——接這類活的好處之一是他們通常會為某一本書預付一筆金額可觀的錢，這種書如果不經過大量修改，他們就沒法出版。但結果并不總是令人滿意的。最后總是有一種不好的感覺，瘋狂的感覺，尤其是做那種代筆的工作時。我不記得這種工作我究竟干了多少，但結局不算壞。

短篇《新手》的修改痕跡，刪除線意為刪除，粗體意為編輯利什所加

《巴黎評論》：你是否覺得你因為編輯卡佛的作品而被妖魔化了？

利什：毫無疑問。但如果你看看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禮來圖書館收藏的工作記錄表，你就會大吃一驚。沒有看過這些證據的人，根本無法想象事實上發生了什么。這么多年來，卡佛對這種做法總是最熱情、最心甘情愿地合作，或者說，最引以為豪的。但是到了《大教堂》時，這種情緒就急轉直下了，卡佛到希伯來青年會出席活動，我到街對面跟他和苔絲·加拉格爾[苔絲·加拉格爾（Tess Gallagher，1943— ），美國詩人、作家，卡佛的第二任妻子和遺產繼承人。]一起喝酒。我們的關系很明顯在惡化。我認為就是從那時起，她越來越多地參與雷的工作。我們完成了《大教堂》，有人說，我與這部作品毫無關系；可以肯定的是，《大教堂》與我的關系比前兩本短篇集要小得多——可雷和我就是這樣工作的。

《巴黎評論》：你在編輯卡佛小說的時候，心里在想什么？

利什：如果說想到了什么，那就是詹姆斯·珀迪[詹姆斯·珀迪（James Purdy，1914—2009），美國小說家、詩人、劇作家，被廣泛視為最被低估的美國當代作家之一。他生前創作有大量短篇小說，2013年被結集為《詹姆斯·珀迪短篇小說全集》出版。]，可能還想到一點格蕾絲·佩雷，但最多的是詹姆斯·珀迪，想到他的短篇小說如《別直呼我的名字》《他們為何不告訴你原因》《狼爸爸》——他們都是我為教育開發公司（EDC）工作而主編的《美國小說新聲音》（New Sounds in American Fiction）一書中的作者，該書由艾迪生-韋斯利出版社的子公司卡明斯出版。我認為把卡佛偶像化純屬扯淡，為此辯護也是。你拿出任何一件被人珍愛的東西說，不，不，這只是叫莫迪·什穆列維奇的職業珠寶匠午休時在生產線上做的。狂熱讀者是不會接受的。沒人能夠理解、接受這種情況。

《巴黎評論》：如果一個短篇小說是來自某個不知名的作家，而你知道你得做大量工作才能讓它在《時尚先生》之類的大牌雜志發表，你為何要接受它？

利什：要創造所謂的“新小說”。人只能從他現有的材料中創造它，而我已經有卡佛和許多其他作者是從污泥中挖出來的。所以，做你所說的“大量工作”對我來說不是難事。大多數情況下，我喜歡有這種機會。

《巴黎評論》：你把收藏的文件檔案交給印第安納大學的時候，知不知道會引發爭議？

利什：我可能本來就希望如此。我和弗朗西絲離婚的時候，安德烈斯·布朗向我出價兩千元買我在制作《蝶蛹評論》和《西部創世記》時保留下來的全部資料。這是一大筆錢。我們每出版一期都要至少損失這么多。我看到了把一切我經手的東西保留下來的價值。在《時尚先生》、克瑙夫出版社和《季刊》工作時，我的打字機下都放著一個紙箱，我把所有東西都扔進去，裝滿就封起來再放一個。芭芭拉被診斷罹患漸凍癥時，最后一位確認這壞消息的神經科醫生認同我這么做，因為除了籌錢，我沒有別的可做。然后我開始設法賣文件、工作表等物件。我有沒有想到關于卡佛的材料會在某個時間點引發爭議？我是不是希望這樣？這么做，會證實我自認為應得的那種認可嗎？如果我不回答是，我就是在撒謊。

《巴黎評論》：這么多年后你再看到那些工作記錄表，有什么感想？

利什：我高興。愉悅。甚至感到震驚。但并非只有卡佛的作品才經歷過我那種程度的修改。遠遠不止。還有許多。我因一種令人發指的行為而受到譴責。是這樣嗎？我覺得我使作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是為了它的不朽，而且也使許多作品很美。

利什對作家哈羅德·布·勞德克小說的編輯痕跡

《巴黎評論》：如果你認為你自己不是作家，為什么還會有寫著作者是你的書？

利什：因為我可以逃避當作家被人批評的責任，也因為出書對女人有說服力。我認為我是一個編輯，一個改稿的人。我認為我是一個教師，不是作家。我兒子阿提克斯是作家。我認為，只要一個單詞、一口呼吸、一個轉身，就可以創造出崇高。我改稿時可以做到。作為編輯，我堅持自己的審美，而不是別人的。我準備毫無顧忌地行使我的權力。作為作家，我也相信自己的選擇。但要說天賦，我沒什么出眾的地方，盡管我很喜歡自己的作品。

《巴黎評論》：你通過編輯追求崇高？

利什：可以說是通過修改，是的。或者說我喜歡這么宣稱。

《巴黎評論》：你認為卡佛的情況就是這樣嗎，還是你想到了其他作家？

利什：我想的是任何作品被我大幅改動過的人。如果我沒有修改卡佛寫的東西，他會受到那么大關注嗎？胡扯！

《巴黎評論》：你是在假設沒有發生的情況。這個問題被歷史弄得混亂不清了。

利什：胡說八道！在歷史記錄遭到混淆、模糊、偏袒之前，我就在那兒了。我不相信雷交到我手上的原稿能像后來發表的作品那樣，深深打動讀者的心。它們被我做了全方位的變形、重塑、篡改。是不是被污染，那是另一個需要單獨考慮的問題。可讀者被吸引了，對不起，那是因為我的干預才吸引了他們。在此過程中，我創造了一個可能會樂見我被毀滅的魔像。對我來說這只是一種煩憂。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對其他人的作品，我也做了同樣的事情，其中有些人對我做的非常感激，并且毫不掩飾他們的感激之情——巴里·漢納就是這樣一個人。但漢納，親愛的巴里，他是一個非常值得尊敬的人。

（原載《巴黎評論》第二百一十五期，二〇一五年冬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