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初的日子松弛下來。將午未午時候的陽光，澄黃的一片，由窗欞橫浸到室內，晶瑩地四處射。我有點發怔，習慣地在沉寂中驚訝我的周圍。我望著太陽那湛明的體質，像要辨別它那交織絢爛的色澤，追逐它那不著痕跡的流動。看它潔凈地映到書桌上時，我感到桌面上平鋪著一種恬靜，一種精神上的豪興，情趣上的閑逸;即或所謂‘窗明幾凈’，那里默守著神秘的期待，漾開詩的氣氛。”

這般溫柔而精致的文字，會出自一個長年纏綿病榻的病人之手，多少會讓人感到驚訝，其中蘊含的生機，就像澄黃的陽光，潔凈地流動著，仿佛能通過她的筆端，汩汩地淌進她孱弱的軀體里。1946年，林徽因只有四十三歲，盡管在周圍人看來，她依然優雅、動人，總能吐出如連珠貫玉般雋語，讓環繞在旁的友人為之傾倒。但她陽光四射的靈魂卻已然難以遮蓋她蒼白瘦削的肉身，這具肉身就像她那首詩歌《靜默》中的辭句：

一條枯枝影，青煙色的瘦細，

在午后的窗前拖過一筆畫；

寒里日光淡了，漸斜……

抗戰八年的流離與艱困幾乎徹底毀了她的身體，以至于她甚至無法像周圍人一樣載歌載舞地慶祝勝利日的到來，她的身體唯一能支撐的慶祝方式，便是在多年知交費慰梅（W ilm a Canon Fa irbank）的陪伴下，坐著滑竿轎子到昆明的茶館里去——“這是五年來她第一次上街”，她抬起眼睛，看到茶館里猶如“立體的構畫。描著這里許多樣臉”——重病雖然剝奪了她的行動力，窮困盡管偷走了她的體力與精力，戰亂盡管搶走了她的時光，但這一切都沒有奪走她的敏銳的觀察力與天真的心靈，她看到，她也寫下“個中的姿勢，生活刻畫著不同方面：茶館上全坐滿了，笑的，皺眉的，有的抽著旱煙。老的，慈祥的面紋；年輕的，靈活的眼睛，都暫要時間在茶杯上停住”。

她的樂觀，或許給了她足夠的動力與病魔對戰，但生活卻并未給予她擊退病魔的武器。就在抗戰結束的這一年，她被診斷兩片肺和一個腎都已感染。費慰梅從醫生那里得到的結果是，“她那短暫而多彩的一生，在幾年里，也許是五年，就會走到盡頭”，但是她沒有告訴她，她也沒有問，“我想她全知道”。

但縱然如此，她依然想著，那難得的陽光日子再度出現，她的身體能恢復到像樣的程度，她依然會收拾行裝踏上旅程。哪怕前方是無望的現實，但她依然愿意在這看似無望的現實中懷抱著希望等待著陽光的希冀，就像她病榻窗外照來的這一片陽光。

就像光陰常被用來比作時間，那“漾開詩的氣氛”的一片陽光，也引著臥在病榻上的林徽因沿著光陰的細線，回到了童年，那是在她記憶中，她最初認識的一片陽光。

童年林徽因與姐妹們的合影。

陽光

那一年她六歲，同樣生著病，盡管得的是對當時的小孩子來說依然有致命風險的水痘，不過因為家鄉話里這種傳染病有著“水珠”這樣“美麗的名字”，因此讓她“忘卻它是一種病，因而也覺到一種神秘的驕傲”。只要有人經過她的窗口問她是否得的是“水珠”，她“就感到一種榮耀”——“那個感覺至今還印在腦子里。也為這個緣故，我還記得病中奢侈的愉悅心境”。

童年的回憶中即使是生病，依然充滿了迷人的稚趣。讓人仿佛感到這個六歲的歡快女孩始終活在林徽因漸漸長大的身體里，哪怕這身體被重病裹挾在逼仄的床榻上。以至于讓人不會覺察到這段回憶中隱藏的心酸：

“同其他多次的害病一樣，那次我仍然是孤獨的被囚禁在一間房屋里休養的。那是我們老宅子里最后的一進房子;白粉墻圍著小小院子，北面一排三間，當中夾著一個開敞的廳堂。我病在東頭娘的臥室里。西頭是嬸嬸的住房。娘同嬸永遠要在祖母的前院里行使她們女人們的職務的，于是我常是這三間房屋惟一留守的主人。”

比起得了一種名字美麗的病癥的“榮耀”而由此生出的“病中奢侈的愉悅心境”，“仍然”“孤獨”“囚禁”這三個連續出現的詞語，才暗藏了林徽因對自己成長家庭的看法。她誠然是林家備受珍視的掌上明珠。出生于最早通商口岸的福州城中，在深受現代文明浸潤的官宦之家吃穿用度從無匱乏之虞，開明的家庭教育，也沒有像恪守傳統的禮教世家那樣，桎梏女性的身心，讓她們成為晚清時代福州世族常見的行走的貞節牌坊。但她的父親，近代政壇上的閃亮名流林長民，卻在呵護關愛之余，也給她帶來了心靈上難以磨滅的創痛。

她的母親何雪媛出自殷實的商人之家，卻因為缺少文化才情，而不受父親林長民的喜愛，盡管這并未波及他對林徽因的疼愛，但母親的遭際，還是讓她幼小的心靈倍加掛懷。在林徽因五歲前，父親奔波于宦海之上，父女之間幾乎沒有親密的接觸。盡管林家在家庭培養上無分男女，一視同仁，但男丁延續林氏香火的傳統觀念，依然深深烙印在這位早稻田大學的東洋留學生和改良派先驅的腦髓里。于是，當林長民在民國北京政府里謀得了一個更好的官職后，這位留著德意志式胡須，穿著西洋禮服的新派政壇明星，即刻便娶了一房姨太太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在姨太太為林家生下了寶貴的四個男丁后，林長民的心徹底倒向了這位姨太太和她的子女，他們占據了北京家中寬敞的前院，林徽因只能陪著母親住在后面的小院子里。父親毫不掩飾自己的偏愛，母親長久遭受冷落的怨念便化作了抑郁的怨恨。夾在父母之間的林徽因，也因此感受到了家庭的苦痛。多年后，她的女兒梁再冰依然能回憶起，自己小時候，當母親向她講起自己童年歲月時“總是那么傷心”。

這個傷心的童年陰影，或許正是林徽因的小說《繡繡》中的那個聰明而害羞的小女孩兒繡繡的原型，盡管林徽因將繡繡安排成“我”十三歲時的一個童年玩伴，但她更像是當年那個受到冷落排擠的自己在文字中的分身。繡繡的母親“是個極懦弱無能的女人，因為帶著病，她的脾氣似乎非常暴躁。種種的事她都指使著繡繡去做，卻又無時無刻不咕嚕著，教訓著她的孩子”，而她的父親，一個闊綽的少爺，卻“同當時許多父親一樣，他另有家眷住在別一處的。繡繡同她媽媽母女兩人早就寄住在這張家親戚樓下兩小間屋子里，好像被忘了的孤寡”。當繡繡母親一次存積的埋怨激怒了父親后，父親“發氣狠心的把她們母女反申斥了教訓了，也可以說是辱罵了一頓”，在留下一點錢后聲明再也不來看她們了。在文章的最末，父母的一次激烈的吵架后，繡繡所珍愛的兩只小磁碗也被他父親砸碎了：

“外面秋風搖撼著樓前的破百葉窗，兩個人看著小腳老媽子將那美麗的尸骸同其他茶壺粗碗的碎片，帶著茶葉剩菜，一起送入一個舊簸箕里，葬在塵垢中間。”

“這世界上許多糾紛使我們孩子的心很迷惑”——盡管林徽因最終并沒有被她的父親拋棄，但或許父親對母親的冷漠與對自己后來的寵愛更會讓她感到迷惑。這種夾在父母之間的糾結感，或許正造就了她敏感的性格——家庭環境時而冷漠，時而溫暖所造成的巨大溫差，就像寒林中陡然射來的陽光一樣刺眼，周遭細小的刺激，都會讓她倍加留心，也因此給予了她有著異乎常人的敏銳感知。就像她六歲生病時初識的那片陽光，那本是在她孤寂地臥在病榻上，“時間過得特別慢，尤其是在日中毫無睡意的時候”，強烈的寂寞感迫使她將聽覺聚焦在“各種似腳步，又不似腳步的上面。猜想著，等候著，希望著人來。間或聽聽隔墻各種瑣碎的聲音，由墻基底下傳達出來又消斂了去”——這些平時沒有人會注意到聲響，終于成了她才能傾聽到的聲音。她因此初識了那片陽光：

“一張剛開過飯的八仙桌，異常寂寞地立在當中。桌下一片由廳口處射進來的陽光，泄泄融融地倒在那里。一個絕對悄寂的周圍伴著這一片無聲的金色的晶瑩，不知為什么，忽使我六歲孩子的心里起了一次極不平常的振蕩。”

所有尋常的細節，像潮水一樣涌進她的雙眸，讓她在尋常瑣細中捕捉到了詩意的陽光。她“似乎在尋覓一個問題的答案。為什么那片陽光美得那樣動人？”

時間經歷多年，當病榻前的那一片陽光再度勾起了她的童年的回憶時，她注意到“又是這樣一泄陽光，一片不可捉摸，不可思議流動的而又恬靜的瑰寶，我才明白我那問題是永遠沒有答案的。事實上僅是如此：一張孤獨的桌，一角寂寞的廳堂。一只靈巧的鏡箱，或窗外斷續的鳥語，和水珠——那美麗小孩子的病名——便湊巧永遠同初春靜沉的陽光整整復斜斜地成了我回憶中極自然的聯想。”

這個問題當然永遠沒有答案，或者說，它也不需要答案，因為并非任何人都能“極自然”地從那一片陽光起步，將“一張孤獨的桌，一角寂寞的廳堂。一只靈巧的鏡箱，或窗外斷續的鳥語，和水珠——那美麗小孩子的病名”聯系在一起的，更并非任何人都能將這片陽光如此撥人心弦地描寫出來的，這一切本就極不自然，但卻以如此自然的方式灑在這個小女孩的眸子里，也灑在未來她的筆端。那個作為詩人的林徽因，就以這種方式，沐浴在了她自己童年回憶中的那片陽光里。而沿著這片陽光行走，她也會看到她的彩虹。

雨虹

就像許多人的一生一樣，會經歷諸多的風雨，很多年后，林徽因依然能記得那場傾盆大雨，盡管這并非她所親歷的大雨，而是她的姐夫溫源寧所經歷的一場雨，但她卻會宛如在場一般歷歷在目。

那是一場傾盆大雨——“惟是英倫那樣的島國才有的狂雨”——忽然，溫源寧聽到了猛烈的敲門聲，打開門時，“外邊跳進一個被雨水淋得全濕的客人”，這位不速之客一進門一把扯著源寧向外跑，說：

“快來我們到橋上去等著！”

溫源寧怔住了，他不知道來客在如此狂雨天氣要拉他去橋上等什么，這位來客睜大了眼睛，孩子似的高興地說：

“看雨后的虹去”。

溫源寧被這個回答吃了一驚，他不僅自己不打算，還勸來客換下濕透的衣服，但這位來客卻“不等他說完，一溜煙地自己跑了”。

這位冒著狂雨跑出去的來客，就是徐志摩。1920年，他來到英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博士學位，這位未來中國詩壇上的明星，此刻正在淬煉自己的天賦與激情。他與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一見如故，兩個人親昵到可以玩起互通情書的游戲，在這場游戲中，林長民裝成有婦之夫，而徐志摩則扮作有夫之婦。

此時的林徽因已經長成了15歲的少女，走出了那個糾結的家庭。林長民決定讓自己成為一個革命新潮下的新派父親，他帶著女兒走過了半個世界，并將她送進了倫敦的圣瑪麗女子學院，將她領入倫敦戰后五光十色的社交圈，在這個中外人士云集的圈子里，林徽因學習成為社交女主人的角色。這段經歷或許成為了未來她的北京著名的“太太客廳”的訓練班，但對林徽因來說，在刻意安排的社交所攪動起的喧嚷之外，給她印象最深的，恐怕依然是喧嘩褪盡的孤獨：

“我爸爸到瑞士國聯開會去，我能在樓上嗅到頂下層樓下廚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頂大的飯廳里(點著一盞頂暗的燈)獨自坐著，垂著兩條不著地的腿同剛剛垂肩的發辮，一個人吃飯一面咬著手指頭哭——悶到實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著生活有點浪漫的發生，或是有個人叩下門走進來坐在我對面向我談話，或是同我同坐在樓上爐邊給我講故事，最要緊的還是有個人要來愛我。　我做著所有女孩做的夢。而實際上卻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從不認識一個男朋友，從沒有一個浪漫聰明的人走來同我玩——”

于是那個浪漫、聰明的人走來同她玩了。這就是她爸爸的密友徐志摩。林徽因初次見到他時，把他稱為“叔叔”。但這并不能認為是乘虛而入，林徽因固然難忍孤寂，但卻沒有證據顯示她將徐志摩當作孤寂的填充物，徐志摩吸引她的更多是才華與熱情。多年后，林徽因向費慰梅提起徐志摩時，費慰梅發現，“她對徐的回憶總是離不開那些文學大家的名字，如雪萊、濟慈、拜倫、曼殊菲兒、伍爾夫。我猜想，徐志摩在對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覺地扮演了一個導師的角色，領她進入英國詩歌和英國戲劇的世界”。

或許僅僅是誠實，也或許是為了塑造自己羅曼蒂克的人格形象，當林徽因向他詢問他冒著狂雨跑到外面橋上軼事的真確時，徐志摩“笑著點頭承認這全段故事的真實”。當林徽因追問他“立在橋上等了多久，并且看到虹了沒有？”徐志摩回答說記不清但是他居然看到了虹。然后開始描述自己看到的虹。林徽因打斷了他的描述，問他怎么他便知道，準會有虹的。她得到的答案是：

“完全詩意的信仰！”

從這點上說，徐志摩確乎是個現代意義上的詩人，這意味著他不僅在文學上向他所仰望的詩人靠攏，也在生活中將他們作為模仿對象——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作為托辭和借口。盡管他最初渴求的是成為中國的漢密爾頓，讓詩意的電光猶如冷酷而肆意金蛇在紫黑云中閃耀，創造出雄渾的奇象，但事實證明，他最終所追隨的卻是雪萊，這位19世紀早逝的英國詩人，無論是在詩才還是在性情上都與徐志摩頗為酷肖，徐志摩想必會認同他的名言：“道德的最大秘密就是愛，或者說超越了我們自己的本性，把我們自己同他人的思想、行為或人身上的美同一起來”。

如果這樣的宣言用于詩歌的實踐，那么確實會創造出扣人心弦的偉大詩篇——善與惡，愛與恨的纏斗是人類史詩的主題。但遺憾的是，這樣激蕩的宣言，常常被用來掩飾現實中的恣意與任性——這種任性如果保持相當的距離，可以說是一種天真率性的孩子氣，但對身邊最親密的人來說，這就是一個任性的巨嬰，會以反復的冷漠與熱情去煎熬對方的愛意與善念。

雪萊本身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的詩歌體現出的是一個天真、純潔、不諳世事的少年，但在對待具體的人上，卻精于算計地輪番使用他的熱情與冷酷，他的妻子哈瑞特就是一位犧牲品，這位殷實商人的女兒一直對雪萊呵護有加，甚至為了他與鄰里結怨，也替他抵擋債主與警察。她為他生了一個女兒，又懷上了另一個孩子，但雪萊卻突然向她宣布了一個消息，他愛上了葛德文的女兒瑪麗，決定拋棄她，與新歡雙飛結合。盡管是他對感情不忠，但在寫給哈瑞特的信中，他卻指責被拋棄的前妻“從來沒有以能使我完全滿足的激情來填補我的心靈，這并不是我的恥辱”，他雖然知道哈瑞特懷了自己的孩子，但卻不聞不問，甚至猝然與她中斷了聯系，這位即將生產的少女，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悲嘆道：“下個月我要分娩了，他不會在我身邊，不會的，他現在不關心我了，他再也不會過問我，或給我來信說說他在做些什么。一句話，我曾經愛過的人死了，這是個吸血鬼”——她最后自殺了。

但遺憾的是，恰恰是雪萊的這段始亂終棄的情史，給了徐志摩與原配張幼儀離婚，追求林徽因的勇氣——或者說是托辭。而張幼儀在此時扮演的恰恰是哈瑞特的角色，她也懷上了徐志摩的孩子。徐志摩得悉這個消息后猶豫了——這也證明他終究無法成為他的崇拜者雪萊這樣的任性而自大的巨嬰，他先是建議張幼儀墮胎，然后自己一個人去了倫敦，等到張幼儀生產后，鋪墊了許久才寫信給張幼儀懇求離婚，那封離婚信字句中充斥著自由、幸福與愛的高調：

“真生命必自奮斗得來，真幸福亦必自奮斗自求得來！真戀愛亦必自奮斗自求得來！彼此前途無限，彼此有改造社會之心，其先自作榜樣，勇決智斷，彼此尊重人格，自由離婚，止絕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這封離婚信是如此聞名遐邇，如果只從字面上來理解它的內容，那么它幾乎可以被視為五四時代愛情獨立的宣言，但遺憾的是，這份愛情獨立宣言，卻被用來粉飾一場始亂終棄的失敗婚姻。林徽因也并沒有被徐志摩拋妻棄子的熾烈之愛所打動。他父親寫給徐志摩的那封短札，很可能是這位聰慧的女兒托父親之口來婉拒這位“叔叔”：

“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為答，并無絲毫mockry（嘲笑），想足下誤解耳。”

多年后，梁思成將妻子拒絕徐志摩的求婚稱為“一段插曲”，他對他們共同的朋友費慰梅解釋道：“不管這段插曲造成了什么困擾，但多年來，徽因和她傷透了心的母親同住，使她一想起離婚就惱火。在這起離婚事件中，一個失去愛情的妻子被拋至一旁，而她卻要去頂替這個位置。徽因無法想象自己將走進這樣一種人生關系，她自然聯想到母親的羞辱。”

這個來自丈夫的解釋合情合理，但從林徽因的角度來看，她或許有著更深的認知。在多年后對徐志摩的紀念中，她道出了心中對徐志摩最誠摯或許也是最精準的看法：“志摩的最動人的特點，是他那不可信的純凈的天真”。在她列舉的例證中，她特意點出了徐志摩“甘冒社會的大不韙爭他的戀愛自由”——這句話確實是帶著善意的評述，但林徽因也由此看到了這樣一個“純凈的天真”的人，會“為了一種特異的境遇，一時特異的感動，從此在生命途中冒險，從此拋棄所有的舊業”——他會為了一時特異的境遇與感動而輕易地拋棄舊業，那自然也會為了一時特異新的感情而拋棄舊人。那時的林徽因對徐志摩來說，就是一段特異的感情，盡管她年少，但作為女性的直覺與敏銳的天性足以能讓她洞察這一點，對這樣的天真的人來說，這樣特異的感情就像孩子對手上的玩具一樣，不可能維持久長。她已經能在不幸被拋棄的張幼儀身上看到這一點了——那位堅強而孤獨生下孩子，又眼睜睜地看著這個孩子夭折的母親，既是飛揚在徐志摩身后的前塵，也可能成為自己未來鏡中的模樣——以她的才智，她不會預見不到這一點。

林徽因、泰戈爾與徐志摩。

光影

有些感情可以走向組建家庭的親密關系，而有些則需要保持適當的距離，才會讓彼此只感受到對方的優點而對缺點視而不見。對徐志摩來說，林徽因找到了這個適當的距離，以至于時隔多年，她依然可以滿懷深情地懷念他“那不可信的純凈的天真”，懷念他“無論出自何人，在何等情況下，他理智上認為適當與否，他全能表幾分同情，他真能體會原諒他人與他自己不相同處。從不會刻薄地單支出嚴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摘凡是與他不同的人”，懷念他“這樣的溫和，這樣的優容”，而對那些她看不見的地方始終保持著理智的距離，而這也讓他們可以光明磊落地成為彼此相知相惜的朋友——翻檢林徽因與徐志摩的往復信件，閱讀林徽因有關徐志摩的文字，就會發現這段綿長而深沉的友誼，從林徽因的角度完全尋不出任何不能公開見光的暗室帷幄之辭——多情羅曼司舞臺上的主角只有徐志摩自己，而林徽因從來只在臺下，只是不時會收到臺上拋來的鮮花。

這或許會讓那些喜歡月旦名人八卦之輩感到深深失望，但不得不承認，縈繞在林徽因與徐志摩之間的所謂情史秘聞，只是捕風捉影的望壁虛畫，并沒有任何真憑實據。那塊被梁思成帶回，被林徽因仔細收藏的徐志摩失事飛機上的木片，與其說是愛情的遺物，倒毋寧說是友誼的紀念，她理解他的天真，洞悉他天真背后的孩子氣的任性，也為他將自己引上文學之路而心存真摯的敬意，他的聰慧與才華，以及在朋友面前表現出的人格，都令人難忘。在徐志摩去世四年后，林徽因再度為這位亡友撰寫了紀念文章，也再一次提到他潔凈與誠摯：

“人說蓋棺論定，前者早已成了事實，這后者在這四年中，說來叫人難受，我還未曾讀到一篇中肯或誠實的論評，雖然對你的贊美和攻訐由你去世后一兩周間，就紛紛開始了。但是他們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純文藝的天平；有的喜歡你的為人，有的疑問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單單尊崇你詩中所表現的思想哲學，有的僅喜愛那些軟弱的細致的句子，有的每發議論必須牽涉到你的個人生活之合乎規矩方圓，或斷言你是輕薄，或引證你是浮奢豪侈！朋友，我知道你從不介意過這些，許多人的淺陋老實或刻薄處你早就領略過一堆，你不止未曾生過氣，并且常常表現憐憫同原諒；你的心情永遠是那么潔凈；頭老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誠摯；臂上老有那么許多不折不撓的勇氣。”

盡管“做你朋友的，眼看著你被誤解，曲解，乃至于謾罵，有時真忍不住替你不平”，但林徽因的回應卻是訴諸詩歌的評價體系，她寧可用詩人的形象來替代那個世人口中的多情才子的形象，因為在詩里，依然是純凈與誠摯的，當那些飛短流長隨著歲月而逐漸被喜新厭舊的八卦愛好者們所淡忘后，“我們作品的讀者，散在各時、各處互相不認識的孤單的人的心里的，這種事它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們的關心的。你的詩據我所知道的，它們仍舊在這里浮沉流落，你的影子也就濃淡參差地系在那些詩句中，另一端印在許多不相識人的心里”——同樣作為詩人的林徽因，再一次以她自己的純凈與誠摯，洞悉了這個喧嚷的世界。就像她在一首詩中所寫的那樣，這首詩，名為《無題》：

什么時候，又什么時候，心才真能懂得這時間的距離；山河的年歲；昨天的靜，鐘聲昨天的人

怎樣又在今天里劃下一道影！

撰文/李夏恩

編輯/宮子

校對/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