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生成宮崎駿傷害了誰

2025年3月25日，OpenAI推出了基于GPT-4o模型的原生圖像生成功能，功能上線后迅速引爆創作熱潮，大量利用GPT-4o生成的吉卜力風格圖像風靡網絡，單日催生百萬級用戶生成內容，并在全球引發病毒式傳播。目前該功能已向免費用戶開放（每日限3次調用），企業級API也將于近期推出。

吉卜力工作室

吉卜力這家孕育了《千與千尋》等偉大動畫的工作室，不僅是日本動畫的黃金標桿，更是全球觀眾心中治愈與幻想的代名詞。工作室由宮崎駿、高畑勛與鈴木敏夫于1985年創立，其名“吉卜力”取自撒哈拉沙漠的熱風，恰如它用《風之谷》的生態哲思、《哈爾的移動城堡》的蒸汽浪漫，持續為世界注入溫暖風暴。2024年戛納電影節授予其榮譽金棕櫚獎時，評委會稱其為“用動畫重新定義電影語言的先驅”，“用詩性動畫重構人文關懷”。

然而，似乎一夜之間，“萬物皆可吉卜力”“人人皆是宮崎駿”的時代猝然來臨。GPT-4o通過自回歸生成架構，將吉卜力標志性的青綠色調和手繪筆觸轉化為可計算的參數，使普通用戶30秒即可完成專業級創作。

吉卜力工作室尚未對這一潮流發表評論，但從宮崎駿過往的言論中，人們可以推測他的態度。2016年，宮崎駿在觀看一場AI生成動畫的演示時稱，他對此“極其厭惡”，并表示“絕對不會將這項技術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我深切地感受到，這是對生命本身的一種侮辱。”

在AI技術指數級進化的洪流中，生成吉卜力風格圖像的能力不過是技術演進的必然產物，即便早在近十年前，宮崎駿恐怕對此也有所預感。正如19世紀攝影術顛覆了繪畫，新技術的社會使用總是帶來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宮崎駿困境”在撼動了現有版權體系的同時，也帶來技術民主化的狂歡，更是再次誘發對藝術本體論與人類創造力本質的終極叩問。

4月2日，《紐約客》（The New Yorker）專欄作家凱爾·查卡（Kyle Chayka）在該刊網站發表評論稱，“生成宮崎駿”傷害最深的恐怕不是藝術家，而是觀眾。

文章寫道，如果要選出一部堪稱典范的“人性”藝術作品的話，那么吉卜力的影片當仁不讓。這家動畫工作室以其手繪筆觸、斑斕且自然流暢的色調、史詩敘事，以及對童年情感復雜性和成長為成年人的曲折道路的描繪而聞名。美國千禧一代有幸在成長過程中看到這些影片的英譯版發行，包括《龍貓》《幽靈公主》和《千與千尋》在內的影片幾乎成為了這一代人青春歲月中家喻戶曉的經典之作。任何吉卜力的形象都會讓這一代人產生一種既懷舊愉悅又略帶傷感的顫抖之感，喚起宮崎駿電影中那些命途多舛的森林生物、貪婪的澡堂鬼魂以及錯失的聯系等元素。不幸的是，當你被成千上萬的吉卜力模仿圖像轟炸時，這種傷感很快就會消失殆盡。

GPT-4o生成的圖像具有比以往版本更高的清晰度，并且可以在程序的聊天窗口內直接生成。去年，在OpenAI的圖像生成器DALL-E3上，用戶可能會生成畸形或混亂的渲染圖，試圖重復生成相同的圖像會得到不可靠的結果。相比之下，這個新模型能夠生成清晰的內容，在多張圖像中保持一致的主角形象，并忠實復制從手繪到超寫實主義等各種藝術風格。在3月25日的發布演示中，OpenAI的工作人員使用該工具將一組自拍照轉換為“一個動漫幀”。看完演示后，一位名叫格蘭特·斯拉頓（Grant Slatton）的工程師在社交平臺X上發布了一張家庭照片，并稱這是“轉為吉卜力風格的動漫”。照片中是他和妻子帶著自家的柯基犬在海灘上漫步，他們身上有著宮崎駿電影中常見的那種明亮的眼睛、蓬松的毛發和微微褶皺的衣物，其效果逼真得令人難以置信。斯拉頓的帖子激發了大量其他吉卜力風格的場景創作，包括一些與宮崎駿電影宇宙格格不入的場景——比如吉卜力版的唐納德·特朗普在一次暗殺企圖后傲然舉起拳頭；吉卜力版的飛機撞向雙子塔。這一無下限的怪誕潮流或許在周四達到了頂點，當時白宮官方賬號發布了一張經過吉卜力濾鏡處理的照片，照片中是一位來自多米尼加共和國、哭得稀里嘩啦的所謂毒販在被捕時的情景。

文章表示，OpenAI的發布演示中使用吉卜力風格動畫是有意為之。OpenAI首席執行官山姆·奧特曼后來在X上發文稱：“我們在挑選介紹新技術時的初始示例上花了很多心思。”此后，他還吹噓稱其公司的服務器因GPT-4o所帶來的需求而“融化”（melting）了。吉卜力風格迷因（meme）的成功標志著AI模仿進化的新篇章。此前的AI工具曾創造出因超凡的失真效果而備受贊譽的迷因——比如2023年AI繪畫工具Midjourney上描繪教皇穿著寬松羽絨服的圖像，或者由AI生成的用Jay-Z聲音演唱的復古說唱歌曲。在這些情況下，技術未能產生完美逼真的效果本身構成魅力的一部分。而這次的吉卜力風格圖像幾可亂真，令人忘記它們是機器創作的替代品。

文章認為，這種影響力既與GPT-4o的能力有關，也與宮崎駿所創造的那些難以磨滅的原型有關。上周在X平臺上的一篇熱門帖子歡呼道：“藝術終于變得觸手可及了。”但真正變得觸手可及的并非藝術本身，而是藝術的復制品。模仿吉卜力風格的可悲諷刺之處在于，宮崎駿公開表示討厭AI技術。在2016年一段廣為流傳的視頻片段中，他將一種自動動畫工具描述為“對生命本身的一種侮辱”。如今宮崎駿的畢生作品成為了生成式AI工廠的原料，這不僅是一種侮辱，而且可能還構成了版權侵權。OpenAI認為，模仿一家電影工作室的風格而非一位在世藝術家的風格是被允許的（恐怕迪士尼不會同意這點）。然而，在美國，其他藝術家已經起訴OpenAI和其他AI公司，稱它們在訓練其工具時使用了他們的作品，并侵犯了他們的風格。那些訴訟仍在法院系統中進行審理，其結果將決定AI生成圖像未來的諸多方面。2023年，一起案件確立了判例，即AI生成的藝術作品本身不能獲得版權保護。

當然，藝術家們此前也曾多次面臨復制的問題。繪畫在印刷術出現之后得以幸存下來，之后攝影術又登場了。舊有的媒介之所以能夠留存下來，是因為某些核心的洞察力和表達方式無法被復制抹去。正如瓦爾特·本雅明在其1933年的論文《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所寫：“原作的存在是真實性概念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那座大教堂本身，大教堂的照片就毫無意義；如果沒有我們對宮崎駿美學集體感受的共鳴，那么吉卜力風格的復制就毫無意義。

文章最后寫道，在當下時刻，我更擔心的是觀眾，他們或許會滿足于海量的蒼白模仿；而我倒不太擔心藝術家們，他們總是被驅使著去創造東西。宮崎駿與吉卜力合作的最新影片《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是一部獨特的融合之作，它將自傳、日本歷史、萬物有靈論和超現實主義融為一體，探討了這位藝術家創作出能夠超越其自身存在的作品的強烈愿望。這部影片充滿活力的抽象表現——在最深處、最難以言喻的層面觸及我們的靈魂——是藝術應對技術挑戰的一種方式。即便在當下，宮崎駿的風格也證明了其具有傳播性，而他的作品或許也能預示美學的未來走向。

4月2日，專欄作家吉奧賴德·里迪（Gearoid Reidy）在《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發表題為《有那么一瞬間，一切都是吉卜力》的評論文章，對新技術總體持認可的態度。

文章寫道，GPT-4o也能生成其他風格的圖像，輕松將照片改造成《海賊王》《布偶》或《瑞克和莫蒂》的風格，但人們渴望宮崎駿的作品，幾個小時內，所有能與宮崎駿作品相關聯的東西都被“宮崎駿化”了。或許它能大獲成功的原因在于其構建的世界無比溫馨，尤其是在這個全球環境瘋狂、舊日友誼分崩離析、經濟迅速變化且AI引領潮流的時代。宮崎駿的影像為現實增添了一層魔力，化平凡為神奇。在工作室的大多數電影中，就連反派角色也讓人覺得可以理解。又有誰不曾渴望乘坐《龍貓》里的貓巴士，或者在《千與千尋》中尋找飯團帶來的慰藉呢？

然而，這種趨勢并沒有持續多久。這類潮流只有在保持自發的狀態下才會顯得有趣，當山姆·奧特曼將自己的頭像換成卡通版時，事情就已經夠糟糕的了。而當白宮賬號發布吉卜力版的特朗普時，這種潮流在不到48小時內就從令人新奇淪為令人尷尬了。

緊隨其后的是藝術家們的強烈反對。他們的抱怨五花八門，從對自身未來就業前景的合理擔憂，到對富人使用該工具而非委托人類藝術家創作的不滿，再到一種令人費解的觀點，即認為AI藝術本質上是法西斯主義的。

文章提及，許多人指出，宮崎駿不會贊成這種潮流。然而，他那句關于AI藝術的著名言論——宣稱其“是對生命本身的侮辱”——常常被斷章取義。宮崎駿的言論針對的是一場具體的演示，展示的是AI繪制出肢體殘缺、令人毛骨悚然的僵尸般的角色，他認為這侮辱了殘疾人。然而，在同一部紀錄片中，他也嘟囔著說這場演示讓他覺得“地球末日即將來臨”。盡管他尚未就近期潮流發表公開評論，但可以合理推測，至少對于白宮所使用的圖像，他是不會贊成的。

同時，文章認為，將所有AI工作都與粗制濫造混為一談的下意識反應似乎有些矯枉過正了。就像任何其他工具一樣，AI藝術既可為善，也可作惡。即便宮崎駿不是其擁躉，但在長期反對之后，他還是將計算機動畫工具引入了自己的工作室。吉卜力甚至在2020年推出了一部完全由3D動畫制作的電影，由宮崎駿之子宮崎吾朗執導，不過該片看起來就像90年代糟糕的電子游戲過場動畫，反響也不佳。盡管如此，計算機動畫本身極大地拓展了我們將想象變為現實的能力，而皮克斯等工作室也展示了如何為其注入靈魂——而這正是目前最糟糕的藝術嘗試所缺失的東西。

文章表示，ChatGPT能把幾乎所有東西都畫得像吉卜力風格，但卻創作不出《龍貓》。吉卜力的作品遠比這種高級版的Snapchat濾鏡要深刻得多。無論如何，這項技術不會被束之高閣。AI藝術無疑對藝術家和動畫師有著深遠影響，就像自動化過去對銀行柜員、旅行社工作人員、打字員和收費站工作人員的影響一樣。這些工作并非創造性的工作，并不意味著它們不重要。同樣，創造性工作也不是一個獨特受保護的類別。日本正面臨著動畫師嚴重短缺的問題，他們長時間工作卻收入微薄。如果AI工具能夠幫助緩解這一狀況，那就應該受到歡迎。

文章最后寫道，這種技術變革的速度是另一件讓我們感到不安的事情。但最終，正是因為這個世界充滿了如此多的不確定性，所以我們才會去尋求吉卜力的幫助——短暫地讓我們置身于一個更為簡單、更為令人安心的世界里。

真人版《白雪公主》爭議與“時代精神”的折射

在1937年，《白雪公主》的上映曾是讓迪士尼邁向動畫巨頭乃至成長為世界性的娛樂巨頭的關鍵一步。這部彩色動畫不僅是當時迪士尼推出的第一部長片，還一改當時迪士尼卡通的整體風格，轉而更趨向寫實主義的畫風。此外，《白雪公主》堪稱后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迪士尼公主”范式的奠基之作；其在美國本土之外的國際影響力更是超乎想象。到了2025年，在諸多動畫經典都先后經歷真人版改編之后，迪士尼終于瞄準了《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海報

不過，這部真人版《白雪公主》如今看來可謂命途多舛。首先，這是迪士尼繼真人版《小美人魚》啟用非裔演員之后，再度選用一位非白人女性出演經典的公主形象，但考慮到“白雪公主”的經典形象和真人版演員之間的膚色差異，爭議已然不可避免。其次，主演瑞秋·澤格勒本人也因其直言不諱的個性引發爭論，尤其是對政治事件的發言，讓迪士尼方面疲于公關。

考慮到迪士尼近年來對于“政治正確”的貫徹，加上澤格勒的膚色和她對特朗普及其選民群體毫不留情的抨擊，《白雪公主》在票房上的滑鐵盧自然被不少論者視作迪士尼試圖再打“覺醒”（woke）政治牌的失策。當然，如福斯新聞這樣的保守派媒體也不耽于將《白雪公主》的失敗歸結為“覺醒政治”的退潮，更希望借由更為普適的商業邏輯來合理化保守陣營對此片的抨擊。在一篇點評《白雪公主》的報道中，福斯新聞引述了多位影評人的觀點，稱《白雪公主》的失敗早在上映之初鋪天蓋地的負面評價出現時就已經注定了；也有影評人稱，這部電影“毫無魅力、毫無靈感、平庸無奇”，或是稱其為“構思拙劣的創意破產”。

截至4月3日，《白雪公主》的首映票房為4300萬美元，比迄今為止表現最差的迪士尼真人翻拍片、2019年的《小飛象》還要差，后者的首映票房為4600萬美元——相比之下，《白雪公主》的投入高達2.5億美元。福斯新聞表示，《白雪公主》的上映計劃曾被推遲了一年，迪士尼為了使得對七個小矮人的描繪更加符合政治正確，在拍攝過程中一度反復橫跳；女主角澤格勒對原版動畫片中的主題大加抨擊，再加上對特朗普支持者的“公開妖魔化”，都使得影片在上映前就流失了不少潛在觀眾。

作為立場更趨向自由派的英國《衛報》則在近期發表了來自美國的藝術評論專欄作者阿德里安·霍頓對真人版《白雪公主》的影評文章。霍頓就指出，《白雪公主》的一大爭議當屬它同時激怒了圍繞巴以沖突所產生的政治光譜兩端的人群——既有右翼分子不滿哥倫比亞裔美國演員澤格勒高擎覺醒大旗，又有支持巴勒斯坦人士對以色列演員兼以色列國防軍支持者蓋爾·加朵出演反派感到不滿。另外，前文提到的對七個小矮人的描繪也引發爭議，曾出演《權力的游戲》的演員彼得·丁拉基便患有侏儒癥，他將《白雪公主》真人版怒斥為一大倒退。而澤格勒也曾公開表述，1937年版《白雪公主》“在女性權力和女性適合做什么的觀念上極其過時”，并形容這部電影講的是公主和她跟蹤狂之間的愛情故事。以上言論自然引發不少原版影迷的不滿，更是惹來動畫版導演家屬的強烈批評。而即便澤格勒從頭到尾一言不發，她不夠“白”的膚色也足以讓她成為眾矢之的：既然這是“白”雪公主，又何必大費周章請來一位棕色皮膚的演員出演呢？

對此，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一則評論就頗為敏銳地指出，澤格勒本人可能就是這場圍繞《白雪公主》真人版爭議的“源頭”。人們或將矛頭對準她，或是疲于為她辯護。攻擊澤格勒的人，如同福斯新聞拐彎抹角所指出的，是將澤格勒等同于“覺醒”政治文化及其頹勢的象征，是迪士尼失敗決策的具像化，而澤格勒對經典作品缺乏尊重，加上對特朗普及其選民的公然抨擊，也讓她在一種合乎商業邏輯的論述中被視作這部影片失敗的重要原因。維護澤格勒的人們則將她視作“文化戰爭”的受害者，并表示在澤格勒之后，可能會有更多拉丁裔或非裔出身的演員們難以在大制作中立足。

當然，就像這則評論所說的，澤格勒及其所引發的爭議，對于這樣一部投資上億美元的大制作而言，還是過于“不穩定”了，哪怕是在主創人員內部，澤格勒對于巴勒斯坦的公開聲援，與加朵對以色列國防軍的支持之間就已經算是一顆定時炸彈，而制作人家屬也一度公開發文抨擊澤格勒的政治言論，這讓整部影片從上映前一直到當下，都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這些只會加劇人們對影片由于劇情本身質量極差這一點所帶來的壞印象。

不過在《紐約客》近期發布的一篇評論文章中，作者杰西卡·溫特并不滿足于對上述種種爭議的歸因，而是將這部影片及其爭議稱為當下“愚蠢又險惡”的“時代精神”的映射。首先，溫特反對將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澤格勒身上，理由也顯而易見，一個市值1800億美元的娛樂巨頭怎么可能就這么輕易地栽在一個年輕演員手中呢？在她看來，對澤格勒鋪天蓋地的抨擊反而像是一種對這位演員“反常的奉承”。在溫特看來，《白雪公主》面臨巨大失敗而慘淡收場的原因是“結構性的、多方面的”，這一切都在指向“一個行業在沒有了新點子，對哪些舊事物是值得翻新的”上面出現了錯誤的判斷。無論《白雪公主》的命運是成為“特朗普2.0時代”反覺醒、反DEI熱潮的象征，還是僅僅是反復炒冷飯帶來觀感疲勞的犧牲品，“一位演員的身份和政治觀點本身都不可能毀掉這部電影”。

此外，溫特也瞄準了澤格勒言論爭議背后的代言人身份問題——在當下的好萊塢，人們都有著足夠的空間來表達對巴以沖突的不同觀點，無論是聲援被哈馬斯殺害的以色列人，還是支持被以軍蹂躪的加沙民眾，但前提卻也很諷刺，即你的身份必須符合你的言論。換句話說，這種政治發言本身就是一種身份篩選的表演，或許白人男性會是最具彈性的一種身份，而不是澤格勒這樣從被遴選為新一任白雪公主以來就惹得保守派不愉快的拉丁裔年輕女性。即使是對受害者表達公開同情，當下好萊塢的主流聲音也足夠虛偽和愚蠢，例如，近來《無他之地》的巴勒斯坦聯合導演哈姆丹·巴拉爾在約旦河西岸村莊遭到以色列定居者的毒打，隨后被關押在以色列軍事基地一夜，家人和朋友幾個小時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但主辦奧斯卡金像獎的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方面卻在一封公開信中一度忽略巴拉爾的名字。要想在當下表達符合公眾期望的同情言論，你就必須具有足夠有代表性的政治身份，無論是族裔、膚色、國別、政治立場和過往言論，不然每個人都可能在互聯網爭論發酵過程中，成為澤格勒那樣的替罪羊，這或許就是我們當下虛偽、愚蠢又險惡的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