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5日，開國上將王建安因病去世，1個月后，他的老戰友、老部下才得知噩耗，眾人感到震驚之余，更多的是對他畢生清廉風骨深深的敬畏。

“現在，我們有的追悼會越開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費。我死了以后，就不要開追悼會，不要送花圈，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

在他之后，我黨高級干部從簡辦喪事的優良傳統開始代代傳承，至今，有著“王青天”美譽的王老將軍依舊是后人津津樂道的傳奇人物。

因為清廉，他從來不畏強權，就連曾經不可一世的江青也對他忌憚三分，說起老將軍在文革時的幾件趣事，還真的讓人倍感痛快。

就在樣板戲風靡一時之際，江青身為這一藝術形式的創始人自然變得炙手可熱，再加上外界無休無止的夸贊與追捧，樣板戲幾乎成了當時人們唯一的精神娛樂方式，可王建安對此卻有不同看法。

曾有一次，毛主席在中南海設宴，剛好江青也在，一行人同桌就餐，談笑風生間自然免不了對樣板戲的夸贊，江青也是極為得意，可就在工作人員端上一盤紅燒肉后，王建安的一席話算是給了她潑了一盆冷水。

“你搞的那個樣板戲再好，就像這紅燒肉，你總不能每天叫我光吃它吧？”

只見江青隨即用大笑掩飾尷尬，又將王建安的一席話當做暗示，第二天就派人給將軍送去了不少內部電影片，實際上，按照她睚眥必報的性情，對將軍已然懷恨在心。

要說王建安哪里是能被輕易收買的老革命，生平最恨弄虛作假，凡事都要躬身親察，在此之后，當他來到樣板戲《龍江頌》的原型地進行調查時發現，原型真實情況與樣板戲宣傳內容存在較大出入，隨即果斷將實際情況向上反映。

江青對此做出批示，聲稱《龍江頌》與現實的差別是出于“唱腔的需要”，暗地里又忙不迭地給王建安扣上了“反對革命樣板戲”的大帽子，對他發起劇烈批斗。

眾所周知，“四人幫”曾對許世友將軍恨之入骨，難得的是，王建安與許世友兩位將軍不但交情不淺，他們對待“四人幫”嗤之以鼻的態度也如出一轍。

就在一次華北地區備戰會議上，提及突擊提拔干部問題時，只見王建安對葉劍英直言不諱地說道。

“你們中央就有‘火箭干部’，就在你身邊。”

當時，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火箭干部”典型就在會議現場，葉帥一度想要讓王建安嘴下留情，可他佯裝不覺，甚至對那群政壇跳梁小丑們展開更加猛烈的抨擊。

此后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王建安與王洪文剛好同乘電梯赴會，只見他的嘲諷依舊露骨且無所畏懼。

“你是乘直升機來中央的？”

言外之意，王洪文從上海提拔到黨中央這一情況極不正常，對此，已是黨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卻是敢怒不敢言。

等到“農業學大寨”風潮來襲后，王建安也曾去參觀過這一全國農業生產典型，可他的參觀方式與旁人完全不同，既不按照指定路線，也不聽經驗介紹，而是徒步上坡下地，與當地農民展開個別交談，也因此向中央遞交了一份極為中肯的調查報告。

“大寨農民家中沒有余糧，農田作業基本上是手工。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首要問題是把糧食搞上去。”

最終，這份報告被轉發到中央政治局進行全員學習，也是黨中央對王建安實事求是作風的一種肯定。

這就是當年敢“唱反調”的開國上將王建安，哪怕因此得罪“四人幫”，甚至極有可能因此萬劫不復，他也從未改變過自己的革命初心，就連許世友晚年之際都對這位故友的個性極為感慨。

“我們倆的個性都很強，當年也經常發生爭執，他那個倔脾氣也是改不了，讓很多人都不適應！”

別看許老將軍如此說，當年，王建安在軍中卻是出了名的愛兵如子，表面上，他對下屬干部的工作有些嚴苛，實則從來都是真心實意為基層士兵們著想。

就比如，每每下部隊視察，他總會在飯前半小時直奔營區，下車立馬就到食堂和士兵同席而餐，親嘗甘苦，且每頓飯都要吃鍋巴，一旦發現其中有砂粒，所在部隊的司務長必定會被斥責一番。

在王建安看來，鍋巴中有無砂粒直接反映了炊事班的工作狀態，更是司務長責任心強不強的直接體現，一位有責任感的司務長堪比半個指導員。

就在全軍掀起學習“硬骨頭六連”浪潮之際，王建安視察這一標桿連隊之際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為了參觀好看而不舍得殺豬”、“為了內務漂亮搞得被子潮乎乎”種種情況令他感到痛心疾首，索性上書中央軍委。

“‘硬骨頭六連’只是樹了一面政治紅旗，搞這種八路軍糊弄八路軍的把戲，平時可以馬虎過去，打仗要付出血的代價！”

這就是歷經戰火淬煉的將軍本色，從來不會拘泥于固有認知，更不會不做調查、不聽取意見就發號施令，即便在生命最后的4年時間里，身患主動脈瘤、高血壓、心臟病的他，每年依舊要外出調研四五個月的時間，除了西藏與臺灣，他的足跡遍布祖國各地。

所以說，對于當年江青等人不可一世且不切實際的作風，王建安必定是不屑且抵觸的，甚至還會全力反擊，這也才是當年眾多老革命至死不渝的清廉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