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畫”這一創作形式曾在中國學界引發了一場持續逾十五載的學術論爭，其學術史意義或許在于它提醒著研究者們中國紀錄片本土理論研究需要有危機意識，當理論再也無法以“拿來主義”應對來自實踐的挑戰時，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便成為必然的選擇。

原文 ：《超越論爭：建構一種積極的學術自主性》

作者 |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羅鋒/教授 張培/博士生

圖片 |網絡

當下，視聽創作技術的更新迭代為紀錄片的呈現方式開辟了多維路徑，“技術+紀錄片”命名模式下的紀實影像新物種層出不窮，以“4K紀錄片”“VR紀錄片”“交互紀錄片”“元宇宙紀錄片”為代表的技術驅動型概念伴隨著媒介技術革新不斷涌現，并先后成為本學術畛域的焦點。然而，若將紀錄片批評史的指針撥回2009年，我們發現，“動畫”這一遠早于上述新興技術的創作形式，曾在中國學界引發了一場持續逾十五載的學術論爭，其論爭焦點“動畫紀錄片”概念的合法性至今懸而未決。這場學術事件緣何而起？其批評軌跡與學理意義何在？論爭為紀錄片理論研究帶來哪些反思？其背后又映射出紀錄片理論演進的哪些現象？這一系列問題構成了中國紀錄片批評史無法回避的重要面向。

批評史視野中的“動畫紀錄片”論爭

這場學術論爭始于2009年李三強教授在《中國電視》刊發的《動畫紀錄片：一種值得關注的紀錄片類型》。文章以反映巴以沖突的動畫影片《和巴什爾跳華爾茲》作引，簡要論證了動畫媒介承載紀錄片功能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強調動畫在重構記憶和建構真實中的獨特價值。此論旋即引起學界關注。聶欣如教授于次年同刊發表《動畫可以成為紀錄片嗎？》，公開質疑動畫與紀錄片的兼容性問題。在他看來，動畫的“間離性”特質與紀錄片對“真實性”的追求存在本質沖突，“不可能存在一種動畫紀錄片”。隨后三年，這一學術論爭進入白熱化階段。盡管論證未能將理論探討進一步向前推進，但批評家們在文本中飽含對動畫紀錄片概念的認可，客觀上壯大了持此立場的學術共同體。

動畫紀錄片的學術論爭始于對概念合法性的探討，本質上卻是對紀錄片本體論和定義權的爭奪。作為一個實踐先行的研究領域，紀錄片的定義始終處于動態演變之中，從格里爾遜的“對現實的創造性處理”到尼克爾斯的紀錄片分類學，理論界始終試圖構建起紀錄片的規范性框架，卻總是難以預見視聽技術迭代不斷“撬動”紀錄片的邊界，無論是“直接電影”對“墻上的蒼蠅”式的極端推崇，抑或動畫紀錄片對“索引性”的消解，皆表明紀錄片的理論內核始終處于技術、媒介和學術權力的博弈之中。在此背景下，動畫紀錄片論爭的焦點逐漸從“是否可能”走向“如何可能”，支持者試圖以后現代話語解構傳統紀錄片理論的物質性霸權，反對者則堅守“非虛構”底線，將動畫的虛構性視為對紀錄片本質的背離。這種分歧實際上映射出紀錄片批評史的一種“循環”現象：當實踐不斷突破既有理論框架，學術研究便不得不通過彈性化表述來延續其解釋力，而這種彈性又進一步加劇了理論自身的模糊性。“動畫紀錄片”概念的提出對紀錄片本體論的擴容恰恰是這一張力在當代中國學術界的具象化呈現。

這場學術論爭的持續發酵與兩個學術共同體各自堅守不同的批評立場密切相關。以王遲為核心的學術共同體以后現代思想為理論武器，注重“跨媒介”視角，批判直接電影“霸權”，倡導紀錄片概念的開放性，孫紅云先后將《美麗的村莊與真實的村莊——關于動畫與紀錄片美學的思考》《“喬裝”的動畫紀錄片》《動畫紀錄片的一種理論闡述》和《重演雷恩：幻想性與動畫紀錄片》等文章譯入國內，展示了西方學界對動畫紀錄片認識的動態演變。而以聶欣如為核心的學術共同體依托于對直接電影的堅定信念，強調影像與現實的“索引性”綁定和“非虛構”屬性，更傾向于邏輯演繹和概念考古。2017年《當代電影》第1期“學苑論壇”專欄刊發了聶欣如教授所在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的5篇文章，不僅將該研究議題的中西視野展開對比、與前序譯文在遣詞造句上進行商榷，還提出了“非虛構動畫片”這一折衷方案。

學術期刊作為論爭的核心場域，在其中亦成為批評話語生產的催化劑。例如李三強、聶欣如和王慶福等人的初始探討依托《中國電視》展開，王遲則以《南方電視學刊》的專欄為據點通過密集的系列論文與聶欣如進行學術對話。《電影藝術》《當代電影》《世界電影》《北京電影學院學報》等期刊均拿出大量版面資源間接參與學術討論。雖然我們無法從中看到這場論爭是否由學術期刊主導，但仍然可以窺見學術期刊通過議題設置和組稿機制參與知識“合法性”建構的意愿。作為學術演進的“有形場域”，學術期刊實際上深刻控制著知識生產的脈絡。

中國紀錄片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斷想

若從自主性知識建構的視角來看，“動畫紀錄片”的學術論爭折射出西方理論與中國實踐之間的錯位。如果一味倡導“紀實主義”，就有可能會忽視中國紀錄片以機構制作為主、獨立制作為輔的現實生態；“師夷”后現代的解構性思維，同樣需要建立起與中國社會相適配的批評框架。從歷史視角來看，中國紀錄片實踐始終與政治、技術和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連，面對當下涌現的各種紀錄片新物種，紀錄片研究應當破除“紀實-虛構”二元對立框架，構建更具文化自主性和現實針對性的解釋機制。從這個意義上講，動畫紀錄片論爭所構建的批評場景因始終未能與中國紀錄片實踐建立有效連接而弱化了批評的想象力。

當然，中國紀錄片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也絕非對西方理論的簡單排斥，而是致力于實現本土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縱覽中國紀錄片學術史，具備強解釋力的本土概念始終匱乏，即便“新紀錄運動”被西方學界接納并成為其認識中國紀錄片乃至中國社會的鏡鑒，卻仍無法實現關于世界范圍內紀錄片實踐的普遍性闡釋。再例如，動畫紀錄片論爭前期雖執著于“繪畫”的紀實屬性探討，卻始終沒有出現“寫意傳神”等本土美學觀念與西方“索引性”概念展開的理論對話。

“動畫紀錄片”論爭不僅是一場關于紀實影像本體的學術事件，更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場域自主性困境的一個縮影。這場持續逾十五年的論戰不僅使我們看到中國紀錄片本土理論的孱弱，更暴露出中國紀錄片研究在長期借鑒西方話語時面臨著本土化適配的危機和挑戰。夏倩芳教授近期提出，應“建構一種積極的學術自主性”，來自西方話語的危機應成為構建本土自主知識體系的“批判性契機”。從這個意義上講，動畫紀錄片論爭的學術史意義或許就在于它提醒著研究者們中國紀錄片本土理論研究需要有危機意識，當理論再也無法以“拿來主義”應對來自實踐的挑戰時，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便成為必然的選擇。中國紀錄片自主知識體系的終極抱負，應當是以本土智慧貢獻于人類對影像“真實”的全新回答。這或許是“動畫紀錄片”論爭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中國紀錄片批評史研究（1949—2019）”（20BXW033）階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46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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