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好。

4月3日凌晨，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宣布了其對全球實施的“對等關稅”政策。

這次可以說是火力全開，政策的力度、幅度、烈度和廣度均超過先前的預期——不僅針對中國，還包括一些美國盟友，比如歐盟被征收20%。

另外，印度和越南分別被征收了26%和46%的關稅，韓國和日本則分別是25%和24%，而中國則被征收了34%的關稅。相對較少的國家如澳大利亞等，被征收的稅率僅為10%。

這個對等關稅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10%的基準關稅，將于美東時間4月5日零點起生效；另一部分則是在基準關稅以上，也就是前文舉例的從10%到50%的關稅，該部分關稅將在美東時間4月9日零點開始實施。

請注意，前面提到的對中國征收34%的關稅，還不包括此前已經實施的關稅措施。

如果將先前的20%關稅也算在內，那么現在美國對中國征收的關稅已經接近60%了，這無疑將對各國經濟產生影響，除非有的企業完全不想與美國進行貿易，或者在美國沒有重要的市場。

下面，我分三個部分進行評論：

第一，意欲何為？

第二，未來的影響到底有多大？這個影響包括對各國經濟、全球貿易秩序、全球化進程，以及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等方面。

第三，這件事情對中國到底是利多還是弊多？

01

長話短說，先談第一個問題，特朗普意欲何為？

大家應該都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特朗普此舉除了為美國增加財政收入，最主要是想通過這樣的形式，來重整美國經濟和貿易格局。

大家可能會感到奇怪：這個造成的傷害這么大，怎么會重整美國經濟和貿易格局呢？

首先我們要搞明白，特朗普學的是什么？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的高關稅時期。

當時，美國出臺了諸如《麥金利關稅法案》、《斯穆特-霍利法案》等一系列的關稅法案，規定如果你要和我做生意，那就要交高關稅，除非你把制造業遷往美國，這樣就一分錢也不用交。

在當時的世界環境下，這些政策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美國的財政收入，也讓大量的制造業回流美國。

而這也反映出一個問題，正如我一直認為的，特朗普的知識結構是過時的，他所有的武器都是關稅，而他看待關稅的視角都是基于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02

中國人有句話叫“時過境遷”，如今特朗普的一只腳已經邁入新時代，而另一只腳還留在舊時代。這將帶來嚴重的問題，其一就是，特朗普的政策將加速全球化散架的過程。

這個道理很簡單，過去的全球化指的是全球一體化。2007年，美國《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寫了一本名為《世界是平的》的書。

大概10年之前，我們其實就已經感受到世界不再是平的，而是凹凸不平。到了2025年，隨著特朗普火力全開，對全世界征收關稅，世界更不可能是平的了。

許多國家可能因此不再與美國做生意，或是找到了替代美國的市場，又或是一些國家抱團取暖，互相建章立制以回避美國。從這意義上說，這難道不是對全球化散架的一個加劇嗎？

如果說全球化散架1.0版本是在2019年之前，也就是特朗普在2018年開啟第一次貿易戰的時候，那么全球化散架2.0版本就是在疫情階段，即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時，全球各國都開始抱團取暖。這是在全球化已經呈現出散架的情況下，通過諸如疫情這類公共衛生危機進一步加速了全球化散架的過程。

而全球化散架的3.0版本，就是4月3日特朗普公布的對等關稅。

可以預見，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世界各國要么甘做任人宰割的魚肉，要么選擇與其他國家抱團取暖，基本不與美國往來，這無疑是全球化散架的一個重要契機和推動力。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歐洲現在感到非常焦慮。

瑞士作為一個中立國家，竟然都被征收了31%的關稅，歐盟整體被征收了20%的關稅。

德國媒體有一種說法認為，特朗普的行動并非“美國優先”，而是“美國孤立”。特朗普的意圖不是“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讓美國再次回到孤立狀態。

何出此言呢？

眾所周知，美國在地緣戰略歷史上曾實行過“門羅主義”。當時的美國領導人門羅提出，美國周邊事務由其自行處理，他國不得干涉，這體現出美國孤立的傳統。

在貿易歷史方面，自美國建國后，其貿易政策大致歷經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建國初期至1933年左右，這時的美國處于高關稅時代。

無論是之前的“門羅主義”，還是特朗普效仿的幾個關稅法案，當時的美國都是用高關稅來解決問題的，試圖以此把全球制造業引入美國。

第二個階段是1933年羅斯福新政，到后面凱恩斯主義興起，加之二戰影響，美國逐漸走向自由貿易。

美國意識到，只有在貿易秩序上實現真正的自由開放，才能實現自身強大。

但遺憾的是，這一政策僅持續約50年。1973年后，美國又在高關稅與低關稅、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主義之間搖擺不定了50多年。

第三個階段就是從2018年左右特朗普發起第一次貿易戰，到如今又開啟第二次貿易戰，我們粗淺算作又一個50年。

五十年河東，五十年河西，美國終于又開始重返無論是戰略上的“門羅主義”時代，還是貿易上的高關稅時代，其實就是重返“關門主義”。

從歷史上看，這是一個注定會發生的現象。美國的開放是短暫的，封閉才是常態；開放是偶然，封閉是必然。

這一方面與美國的地理環境有關，美國遠離其他大陸，就像英國長期遠離歐洲大陸，形成了“光榮孤立”傳統。

另一方面，美國人長期秉持“美國例外論”，認為自己總是最好的，這或許也對其政策產生影響。

當然，這些文化歷史及戰略因素，雖不能完全解釋特朗普主義及當下貿易保護主義對全球火力全開的根源，但可解釋部分原因。

那么，這一趨勢未來走向如何？

在2018-2019年首次貿易戰期間，特朗普執政初期采取火力全開的策略，而從2019年7月6日開始，才把整個火力集中對付中國。

鑒于此，我當時建議中國企業，若有能力應盡快尋求替代美國的市場，降低對美市場依賴。

同時，我也跟震海會的會員說“遠離美國”。事實證明，當初的判斷是準確的。

如今第二次貿易戰，特朗普再次火力全開，或許因彼得?納瓦羅、邁克?蓬佩奧等人未提供咨詢，導致特朗普腦海中陳舊的價值觀和知識結構再次主導決策。

世界各國，包括歐盟、日韓、越南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均深受其害。

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對東南亞國家加征高額關稅，一方面是因戰略上需拉攏東南亞，但貿易政策與戰略政策相互割裂；另一方面，可能是為阻止中國通過東南亞向美國轉口貿易。

這當然只是一部分，但我不認為在戰略構想彼此割裂的情況下，特朗普的貿易團隊會具有那么高的遠見和卓識。

特朗普并非是在布局一盤大棋，而是在布局小棋和中棋。

因此我相信，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美國經濟確實會有所增長，包括很多資源也會重新流入美國，畢竟美國還有它自身的吸引力。

然而，從長遠來看，美國提出的從“美國優先”走向“美國孤立”，再結合之前的“門羅主義”，還有美國建國到1933年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和高關稅政策，其實我們似乎正目睹歷史的陰影。

而這種歷史的陰影，現在大家如果再去比較，特朗普效仿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那些法案就可以看出，確實促成了美國短暫的輝煌與繁榮。

那是在一戰前，也就是第一次全球化即將散架的時刻，如果你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除了當前的人工智能與當時的機械化革命、蒸汽機革命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之外，其他的軌跡或者本質并沒有太大的區別。

當然，并不是說第二次或第三次全球化已經危在旦夕，但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話，人類將無意識地、夢游般地進入這個狀態。

03

最后，我們來談談對中國的影響。

對于中國而言，當然一則以憂、一則以喜，但我更傾向于將一則以喜放在前面，然后才是一則一憂。

丘吉爾曾言，“悲觀者從每個機遇中看到困難，樂觀者從每個困難中看到機遇”。

那么，這次對于中國來說，這是前者還是后者？我認為這應該是后者。

試想，當全球化體系正在散架，當世界各國或者大部分美國的盟友都受到特朗普高關稅的打壓下，這些國家在自由貿易問題上的立場就與中國的一致了，這讓我們回想起特朗普的第一任期。

另外，我剛才提到了全球化散架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疫情爆發前，也就是2019年之前；第二階段，疫情中；第三階段，也就是現在的階段，即自今日起的階段。

疫情中一個寶貴的經驗讓我認識到，無論是歐盟還是北美，尤其是在東亞或整個亞洲地區，經濟整合的空間是扎實且廣闊的。

只不過，我們被政治和戰略上的諸多問題，阻礙了經濟基因的整合進程，例如中日韓三國關系和中印關系等。

如今，大家都是美國高關稅政策的犧牲品，那我們為何不能聯合起來，十指相連，共同迎接挑戰？

在這個過程中，中日韓、中俄印，包括印度和歐盟、歐盟與加拿大，還有中國和歐盟、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之間，都有許多自由交易的呼聲和訴求。

因此，首先，我們的處境是一致的；其次，在共同的處境中必然會產生共同的需求；最后，共同的需求必然會催生共同的戰略，而共同的戰略自然會導致共同的策略。

從戰略到策略，我們重新建章立制，重新抱團取暖。這表面上看似是貿易問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有可能演變為戰略層面的考量。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最大的贏家其實是中國。

當然，從長遠來看，想要實現“最大的贏家是中國”，中國需要精心設計每一步，我們不能盲目樂觀，因為美國和這些國家之間存在許多分歧，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中國的擔憂。

我反復強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減少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的訴求，更多地從經濟利益長袖善舞。

特朗普目前的行動趨于意識形態化，火力全開，只為美國的利益。同理，中國亦然。

實際上，抽離本質，我們看到邏輯的脈絡是相同的。

如果真是這樣，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完全可以做到分道揚鑣，毫不發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