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在馬尼拉國際機場被警方逮捕并移交國際刑事法院（ICC），這一事件引發了全球地緣政治與國際法領域的震蕩。近日，杜特爾特的律師團隊宣布掌握“關鍵論據”，宣稱在ICC開庭前就能夠推翻案件。杜特爾特團隊的核心抗辯是菲律賓已退出《羅馬規約》。根據《羅馬規約》第127條，成員國退出后，法院對其退出前發生的罪行仍可繼續調查，但調查與起訴需基于成員國的自愿合作。菲律賓于2019年正式退出ICC，其憲法法院也確認退出后無強制配合義務。

杜特爾特的首席律師考夫曼表示，將以“缺乏管轄權”為由申請撤銷案件，并計劃在9月23日的控罪確認聽證會前完成程序。然而，ICC則強調，菲律賓的退出不影響對退約前犯罪的管轄權，且根據《羅馬規約》第17條的補充性原則，若成員國司法體系“不能有效調查”，ICC有權介入。此爭議成為案件走向的關鍵，杜特爾特團隊需證明菲律賓國內調查的有效性，而ICC需證明其補充管轄權的必要性。

杜特爾特的被捕不僅是法律事件，也標志著菲律賓政治生態的劇變。杜特爾特家族與馬科斯政府之間的聯盟關系破裂，成為此次危機的觸發因素。在2022年的總統選舉期間，杜特爾特家族支持小馬科斯競選總統，以及莎拉擔任副總統。然而，權力分配矛盾加劇，莎拉因政策分歧辭去教育部長職務，馬科斯陣營隨即啟動對杜特爾特掃毒行動的調查，并推動在2025年2月彈劾莎拉。這一政治博弈最終演變為對杜特爾特個人的司法清算。

菲律賓社會對此呈現鮮明的兩極分化。杜特爾特的支持者視其為“鐵腕禁毒英雄”，在其80歲生日當天發起全國示威要求釋放他；而反對者則在馬尼拉悼念掃毒行動中的受害者，指責他實施暴力。這種社會撕裂在南部達沃市尤為明顯，杜特爾特的支持者誓言“為他而戰”，而人權組織則指控當地存在系統性暴力。杜特爾特案折射出國際刑事司法體系的矛盾。ICC自成立以來，常因執法選擇性而遭批評。

特別是其逮捕令集中針對非洲和中東地區領導人，卻未對西方國家發動的戰爭罪行展開調查。這種“雙重標準”引發廣泛質疑，俄羅斯稱ICC為“政治工具”，美國則威脅制裁。中國外交部對該事件的表態值得關注，強調ICC應遵循補充性管轄原則，避免政治化。

杜特爾特的法律前景充滿不確定性。盡管其團隊掌握關鍵論據，ICC的司法獨立性仍面臨政治壓力。歷史案例顯示，ICC逮捕令的執行高度依賴成員國配合，菲律賓現政府的立場成為關鍵。若馬科斯政府堅持選擇與ICC合作，杜特爾特可能面臨長期羈押；若國內反對聲浪迫使政府改變立場，案件可能陷入僵局。更深遠的影響是菲律賓政治轉型的加劇。杜特爾特的被捕加劇了馬科斯政府的合法性危機，其支持率因經濟困境與外交政策搖擺持續下滑，而杜特爾特陣營正試圖將其塑造為“主權捍衛者”。

這一局勢可能引發憲政危機，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已啟動調查，質疑逮捕程序的合憲性，若最高法院裁定政府違憲，菲律賓可能面臨新一輪政治動蕩。而對國際社會來說，此案的最終裁決或將重塑對國際刑事法院角色的認知——是“正義的守護者”，還是“強權的工具”，答案正在海牙的法庭內外悄然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