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秀山

說“五十而知天命”

題記：“知天命”不是智慧、學問的終結，更不是生命的終結，而只是“開始”.就“學術”的“事業”而言，孔子的這個說法，是相當準確的。

孔子說他十五歲立志學習，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歲則隨心所欲而不逾矩，說這話（《論語·為政》）時已過七十，孔子死于七十三歲，所以“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未曾持續幾年。

為什么已“知天命”之后，又過了二十年才“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說他“五十而知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天命”不就是“天道”——最高智慧嗎？認識了“最高智慧”還要等二十年才達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最高境界”，不是很費解嗎？

孔子這段話是他一生經驗的總結，有自己具體意義，也有普遍的意義，所以我們至今還常說，“已過而立（不惑）之年”這樣的話，可見幾十年來，歷史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似乎仍然大同小異。

孔子一生目標是要在紛亂的世界中建立一種秩序，希望天下由亂到治，而他認為“亂”是“現在”的事，“過去”堯舜周公的天下是“治”的，所以“未來”的“治”，當是“過去”的“重復”——“恢復”。“過去”之所以“治”，乃在于天下萬物（包括人）都各有其自己的恰當的位置，按照自己的應有的“份”，來發揮作用并得到應有的“補償”。天下各安其位，行其所應行，得其所應得，則就是天下歸“仁”，“安于位”就是“安于仁”，過與不及、越位或不到位，都是“不仁”。“不仁”就“天下大亂”。“亂”，就是天下萬物“錯位”。譬如做“父親”的不教、不慈，是為“不仁”，做“兒子”的不孝、不養，是為“不仁”，為“君”的“不愛民”，為“民”的“不服從君”，好犯上作亂，都是“不仁”，“都會“亂”，“仁者愛人”，這個“愛”也是就其“位”而“愛”之，不是普泛的“愛”。譬如父親愛兒子，但如果不嚴加管教，則是“溺愛”，是“害”了他，不是真“愛”他。君子愛人以德，不教而誅，在長者是為“不仁”。所以孔子的“仁愛”是有區別的——也可以說是有等級的“愛”，是具體的“愛”，不是抽象的“愛”。

抱著這個“愛國（天下）”、“愛民”的“仁愛”思想，孔子三十歲“立”于世。“立”什么？“立”是指“立”“命”，即“立”自己的“使命”。——要使天下大治，這種“治”，建立于萬物得其“位”的“仁”“愛”的基礎之上，則不會再“錯位”，則會長治而久安。到四十歲，這個“志向”（命）已經達到不可動搖（不惑）的地步，無論世事如何紛亂，這個“命”——“使命”都堅如磐石，只是勇往直前。

然而，三、四十歲只是堅定地“立”定一個“志向”，還是主觀的，到底這個“志向”的能否實現，或者實現的程度如何，這時還是沒法估計到的。三、四十歲正是所謂“主體性”高揚的時候，以天下為己任，要想實行自己一套的主張。到了五十歲，可謂達到一個人事業的頂峰，也正是這個時候，孔子的事業有個大起大落。先是由都宰升到司空、司寇，有了行政權，后來又遭冷遇而退至二線、三線，轉向教書育人，并率徒周游各國，以求能行其道，終因未見采用而更退至政治舞臺的“后臺”，集中力量致力于學術工作，整理古代文獻，與學生們探討各種問題，闡發自己的思想，學生們記錄下來后，成為中國的文化經典《論語》這本書。

從這個歷程來看，所謂“五十而知天命”的意思就比較清楚：原來三、四十歲時的“主體性”高揚的銳氣受到了阻抑，在奮爭之后，“知道”還有一個比自己“立”下的“使命”更為有力、更為強大的“使命”——“天命”。“天命”是“上天”給你下達的“命令”、是“天”規定了的你的“使命”。世界上的事，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即使你的想法是對的，也不一定能做得成，你立身在世，所能做的事，只是去努力完成“天”“分配”給你的“任務”，這是你應該做的，也是你可以做的。康德說，他的哲學是要讓人弄清楚：到底人能（被允許）“認知”什么，人“應該”做什么，和人能（被允許）“希望”些什么，明白了這三個問題，也就知道了“人是什么”。孔子對人生在世——在現實的感性世界能（被允許）做些什么是很有體會的，他總結，這種體會，在他五十歲的時候，在他的事業進人高峰而開始下降后，體會出來了：我孔子只能（被允許）做什么事。

在這個意義上，“知天命”不是智慧、學問的終結，更不是生命的終結，而只是“開始”；于是，孔子六十歲“開始”“耳順”了，到了本十歲，進入“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狀態。三、四十歲的人，“志向”很大、很高，“主體性”高揚，但并不能“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可能碰許多的釘嚴，或者消極頹廢，或者憤世疾俗，情緒有許多波動，到五十歲后，就可能找到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了，不再那樣消極頹廢，也不再那樣憤世疾俗，而可以努力地、安心地去完成自己該完成的事業——德國人叫Bset immung，英、美人叫vocation，中國人也叫“天職”，譬如扶養廣女是父母的“天職”等等。這樣，再有十來年，“耳”就“順”了，不會因為“他人”的意思不合“已意”，就聽不進去。“順”者乃是“順”“天命”的意思；“大命”只能“順”，不能“逆”的。這樣，再過十來年，自己的純粹的“主體性”被“改造”了，心里想的，已不是那“不很可能”的、“空洞”的“應該”，而是在“知天命”、“耳順”之后，盡自己應盡的“天職”，所以，“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心想事成”，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了，“應該”和“可能”統一了，“人”和“天”統—了。不過，這時“人”已年過七十歲，還有什么作為呢？所以，“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似乎只能是一種短暫的“境界”了。

無論如何，按照孔子的經驗，在人的生命的歷程中，五十歲是很重要的，它提示你，該做些什么，不該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你的“天職”是什么，用現在的話說，你五十年的經驗給你的人生“定了位”。有了這個“位置”，你如果再“越位”、“僭妄”，或者放棄這個“位置”而“不到位”，則是為“不仁”，就不是“君子”了。

“定了位”不等于“到了位”，你還得努力才能使自已“到位”，所以五十歲是一個“開始”，而不是“終結”。我們固然不能說“人生從五十開始”，但卻可以說“人生真正的事業從五十開始”。

從現代的眼光來看，這個年齡段似乎太慢了些，現在強調干部要年輕化，孔子這個說法有些不合時宜了；不過，我認為就“學術”的“事業”言，孔子這個說法，是相當準確的。從實際的情況來揣測，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這個“天命”的更為具體的意思就是：他意識到他這一生是要從事“學術工作”的。

就學術工作而言，“五十”歲常是一個分水嶺：是成熟期，也是某種意義的“開始”。

當然，學術領域內也有許多的“天才”人物，他們在很早的年齡就有劃時代的學術成果，象王國維只活到五十歲，他的學術成果就十分可觀；當然，我們可以假想他不自殺，活到七十歲，這二十年時間的成果可能更加輝煌——我們只能說，“天才”畢竟是“例外”，一般來說，“大器”總還是比較的“晚成”的。幸好我們的“至圣先師”、“萬世師表”不是這種“天才”式人物，而且留下有明確的“人生經驗總結”——他是五十歲才“知天命”的，以后以二十年的功力從事學術活動，才達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程度。這為我們這些老而無成的人提供一種安慰：孔夫子如此，何況吾輩！

更何況，自孔子以后，學術經驗又積累了兩千好幾百年，就歷史傳統的學習來說，已不光是夏、商、周三代，只我們自己的傳統就有浩如煙海的典籍，不要說十五歲開始“學”，就是在娘胎里開始“胎教”，用通常的辦法，絕對“學”不過來。

更何況，如今開放時代，而且近百余年來，中國受到東、西洋文化的影響，需要知道、學習的事不知多出許多來，需要學習洋文、洋書，要與洋人交往，而日月周天的運行和孔老夫子時代差不多，一天只有十二個時辰”（24小時），就是不睡覺也學不過來；

更何況，如今是信息化時代，不但有印刷出來的書，而且有電影、電視……，更有電腦計算機，信息高速公路，我們要“知道”的，不僅是圣人、學者、專家的意思，就連普通人的意思也不能完全忽略。孔子就說過“：三人行必有吾師”，按這個比例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都可以是我的老師，過去他們的“話”我絕大部份是聽不到的，馬馬虎虎也就罷了，如今他們的“話”我們可以聽到、讀到的，越來越多了，憑什么你能“不聽”？這樣，我們要積累經驗，想出一些辦法來，鑒定哪些“話”要“聽”，哪些“話”可以暫時“不聽”。

更何況，我們當中人多數人也和孔夫子一樣，不一定早年就認識到自已的“天命”——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是能力所及，什么是能力不及的等，而是付出多年的代價，做做這個，又做做那個，慢慢地才找出自己的“位置”來，這時也真到了五十歲了。

更何況，世事的變化有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一代人有一代人“浪費時間”、“虛度年華”的苦惱，而有些是不能由他們自己負責的。譬如我們這代人，經過“文化大革命”，在“干校”好幾年，加上各種“運動”，有十多二十年時間不在做自己的工作，按孔子的二年一進的計算，已經“浪費”了兩個跨度，所以只能是“七十”“知天命”了。或許，現代條件好，存活的時間比占人長，七十已不“稀”，活到九十歲，把這個跨度補回來了，但八、九十歲的人，精力當然比不上五、六十歲，所以實際上容易補回來。

凡些種種，無非說明，學術性的工作耗費的時間要長一些，五十歲為一關鍵，是比較合適的。近讀牟宗三先生《五十自述》，知道他存在八十歲同意印行自述的全部，可見五十歲對他的學術生涯也是一個轉折點。

就孔子而言，他從五十歲知天命后，又經過二十年，才有“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之感，”可見學術工作的難度；不過，同時也說明，在學術領域里孔子找到了他在實際政治領域里所沒有找到過的感覺：在學術領域里，他得心應手，真的使“應該”的變成了“可能”的、“現實”的了。從這種感覺，反過來又印證了他在五十歲時所體會出的“天命”、“天職”感，是正確的、合適的，他以二十年的努力，果然達到了智慧的最高境界——“自由”。

“自由”是“自在”，都出于“自（已）”。“自由”必先“知已”——蘇格拉底所謂“認識你自己”；在孔子的意義上，就是“知天命”，認識我自己的“天職”，不只是“為所欲為”地“主體性”高揚。

“自己”是“什么”？“自已”為“自已”的“本性”。《中庸》說“人命之謂性”，這個“性”是“自已”的，也是“天”“賦予”的，世間萬物的“性”，是“天”（自然）“賦予”的；“人”的“自已”的“性”，是“社會”、“他人”所“賦予。”的，當然，也是“自已”努力去“完成”的。“人”以“自己”工作、績業去“充實”這個“性”，使它凸顯出來，所以不是不努力，而要很努力去“完成”這個“性”，使之“完滿”、“圓滿”，使之“盡”。從一個意義來說，“命”和“性”又都不是“先天”地注定的，因而要到五十歲以后才找到了這個“定位”，在這之前只是一個“空位”，是一個“X”；孔子的意思是要人一定去找到這個“位”，在這之前只是一個“空位”，否則將一事無成，達不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于是，“自由”不是“胡思亂想”，而是“知己”，認識自已的“本性”；而這個“本性”，也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當“帝王”就能當得成的，更不是生下來就注定了的。“大命”不是“人的命，太注定”的“迷信”。“人”的“本性”，是具體的社會實踐的“結果”，是通過體驗、思考、實踐經驗得來的，在這個意義上，你的“本性”，是你自己的“創造”，也是“他人”的“賦予”，所以，孔子才說，“人貴有自知之明”，這個“自知”，就是“知大命”，而孔子是五十歲才體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