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科無用”“文科生失業”“全球文科倒閉潮”在國內社交媒體引起一波又一波討論熱潮的時代語境下，文科生占比大得驚人的牛津大學是一個有趣的例外。

本文基于作者在牛津大學交換期間以牛津為基地對來自七個不同國家的若干名人文社科學生的訪談，結合官方數據，希望能為中國視角下的全球文科式微提供一個有些差異的來自牛津大學的觀察。

特約采寫｜葛宇琛

全球文科倒閉潮下的“逆行者”

在牛津大學交換了一學期后，子軒講到她感受到的最大差異：牛津大學為什么有這么多人讀文科？子軒來自國內一所“985”高校，在她的學校，人文社科專業可謂是名副其實的冷門。同學“用腳投票”的現狀已經足夠讓人動搖，近年來在國內社交媒體刷到的一篇又一篇關于“文科就業難”“全球文科倒閉潮”的文章更是讓子軒對專業產生懷疑。但子軒發現，在這個所謂全球文科式微的時代，牛津大學文科生的數量似乎多得有點“逆勢而行”。“我覺得牛津大學學歷史的可能比學工程的還多。難道他們不認為文科就業難？或者說他們選專業壓根不考慮就業？”子軒問。

子軒的“身邊統計法”與實際情況其實是吻合的。根據牛津大學官方數據，2023年，牛津大學全體學生中人文學科（Humanities）和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學生的數量分別為6015人和7115人，共占學生總數的48%。如果只聚焦本科生， 2023年牛津大學本科生中人文學科學生數量為4005人，占32%，是牛津統計數據的四個分類范疇（另外三個是社會科學、醫學、理工）中最大的。就具體學科而言，牛津大學2022年人數最多的十個本科專業中有四個是文科專業，其中歷史排第三（722人），PPE（哲學、政治、經濟綜合專業）第四（713人），英語第六（688人），均多于工程（668人）。子軒的感覺沒錯，至少在本科階段，牛津學歷史的確在很多年份比學工程的還多。

我們知道牛津是一所文科傳統源遠流長的學校，但疫情后全球范圍內的經濟下行壓力和新興技術及其相關產業的涌現，是否會影響到牛津大學的文科招生呢？從歷史的維度看，牛津大學從2015年至2023年社會科學學生占比穩定在25%左右，人文學科學生占比從2015年的25%下降到2023年的22%，但招生人數有所上升。

學校的招生結構近十年來是相對穩定的，那么就讀學生對于其文科專業的實際體驗、認知與展望又是如何的呢？我們需要聽到具體的聲音和故事。

電影《實習生》（2015）劇照。

文科并非求職的限制

文科是否就業難，對于牛津學生來說，部分答案是：部門高薪行業對文科完全開放，沒有人會假定學文科就一定要做文科相關的工作。進入具體求職軌道后，成功的關鍵是實習經歷與業內人脈，學什么專業未必是重要影響因素。

先從牛津大學本科最熱門的專業之一歷史開始。

學歷史在英國會找不到工作嗎？丹尼爾認為恰恰相反，歷史本科生有一個很自然的高薪職業路徑——當律師。

丹尼爾來自英國南部，是牛津大學歷史學大二的學生。丹尼爾說歷史是個就業面很寬的“萬金油”專業：政府、金融、法律工作都完全可能。尤其是法律。丹尼爾認為律師對于牛津歷史學生來說是最常見、可行也相當自然而然的職業選擇：本科畢業后讀一年“轉行法律課程”（Law Conversion Course），從事法律工作；丹尼爾認為這基本上是所有歷史專業本科生都會考慮的職業選擇，他自己就認識一些轉行法律的學長學姐。

歷史專業的常見職業是律師，歷史專業轉法的路徑非常暢通、自然，這聽起來令人困惑。中國高校非法學專業學生如果想從事律師職業，一般會本科就轉法學，或者輔修法學課程，再通過競爭激烈、對非法學本科來說難度尤其大的選拔機制進入法學院讀碩。像丹尼爾這樣的本科并沒有學過法學的學生，畢業轉法真的能如愿以償嗎？還要跟本科就學法學的人競爭？更何況，如果考慮法律工作，為什么不干脆本科就讀法學呢？

丹尼爾的回答很簡單：在英國做法律工作并不需要本科學過法學。“轉行法律課程”本身就是為本科沒有法學基礎的人設計的，本質上是跟律所工作直接接軌的職業教育。“反正不學法學畢業后可以轉法，那本科為什么不學個更喜歡的專業呢？” 丹尼爾語調輕松，“我甚至聽說有些律所比起法學本科生更喜歡歷史本科生。”

紀錄片《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畫面。

牛津法學博士阿瓊證實了丹尼爾關于“歷史轉法”的說法。阿瓊本科學歷史，畢業后轉法律，讀博之前就已經在印度當過執業律師，可謂是回答這個問題的最佳人選。阿瓊說作為職業教育的法律（如“轉行法律課程”）和作為學術專業的法學在英國是雙軌并行的。本科讀一個人文學科，畢業后讀一年不需要法學基礎的“轉行法律課程”，度過兩年在律所的培訓期（Traineeship），再考律師資格證，這在英國是再正常不過的律師職業路徑。本科學法學跟畢業后轉法在法律就業上也不會有明顯差別。阿瓊認為問題的本質是作為業務實踐的法律和作為大學學術的法學不同，前者完全可以通過職業培訓習得。

丹尼爾本人沒有考慮工作壓力大，但工資極高的金融業，但金融對于牛津文科生來說確實也是一條可行的道路。嘉睿來自中國成都，是牛津另一個熱門專業PPE大一的學生。嘉睿說金融業是牛津PPE學生最常見的職業選擇，進英國金融業并不需要學金融相關專業。“進金融的關鍵是不停卷實習，跟你學的是文是理關系不大。沒人會覺得你學哲學研究康德做金融就做不過別人。”

上述采訪對象對大學與職業的理解與中國的常見觀念已經存在一個思維層面的差異：他們認為大學并非“職業技術培訓學院”，大學所學專業和就業是兩條軌道，并不必然捆綁；不需要指望大學本身能教會你職場技能，后者應該在職業培訓和實習中獲得。而對于中國就業環境來說，“學一行干一行”“專業=就業”的思維定式依然存在，做金融就要先擠破頭進入金融學院、商學院對于許多人來說似乎仍理所應當。

嘉睿隨口一提的那句“研究康德不代表做不了金融”其實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大西洋月刊》 的文章《哲學專業的收益能力》(The Earning Power of Philosophy Majors）提到，跟常規觀念不同，哲學專業并不會限制就業前景。文章引用了知名薪酬數據公司PayScale高級編輯主任莉迪亞·弗蘭克（Lydia Frank）基于薪酬調查的說法，強調哲學學生的批判性思維、邏輯分析恰恰是咨詢、金融、法律行業所重視的，其就業表現并不令人悲觀。

紀錄片《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畫面。

已知部分熱門行業不限本科專業，那么競爭的關鍵就不是大學學了什么，而是實習經歷與業內人脈。因此，即使求職存在困難也不應該歸咎于文科本身的劣勢，而是本科期間缺乏對業內資源的積累。這點許多牛津學生看得很明白。

牛津大學關于牛津人文學科學生就業去向的一項研究印證了上述說法。研究表明人文學科學生就業彈性較大，可選擇的面很廣，商業、金融、法律、信息通信等行業均為常見選項，實現從人文學科到上面這些看似與人文學科無關的行業的過渡的關鍵因素則是課外活動（社團、志愿服務等）、實習經歷與社會人脈等非專業因素。直接“有用”的東西并不需要在大學專業本身中去尋找，大學更多是提供一個平臺讓你獲取這些資源，由此，糾結自己的專業究竟有沒有用便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來自加拿大的中國研究專業碩士生塞西爾本科在加拿大學政治學。雖說加拿大政府、政黨工作對政治學學生來說非常對口，塞西爾認為比起任何學科知識本身，政黨、政府求職更重要的是實習，積累政界人脈。塞西爾本科時便已在加拿大議會實習過很長時間，也參加過大量智庫組織的活動，認識相當數量的業內人士，因此對于求職非常樂觀。塞西爾的學弟、中國研究本科生弗雷德即使還是大一就已經在申請企業、智庫的暑期實習。弗雷德的專業選擇主要出自興趣，他對中國政治、歷史相關問題有發自內心的、頗為理想主義的研究興趣，但學術上的熱情和職業探索對于他來說是并行不悖的。“取得職業成功的關鍵不是大學具體學的什么，而是認識了哪些人，在什么機構有經歷。” 弗雷德說得很實際。

電影《歌舞青春》（2006）劇照。

“無用”文科在職場如何“有用”

如果他們認為文科專業就業前景并不悲觀、實則大有可為，完全可以去看似跟文科沒有關系的行業，政府、法律、金融都完全可行，這些行業對本科專業知識也沒有硬性要求，問題便是：那么為什么要在大學接受文科教育呢？具體到更實際的職業發展語境，如果選擇跟文科專業關系不大的職業路徑，在大學的文科學習對一個人的作用是什么？

此類問題可稱為“可轉移性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問題：文科學習是否能培養一個人可以應用于其他不同行業的技能？英國政府國家職業服務（National Career Service）官網直接將培養可轉移性技能列入職業發展建議，稱其為大多數招聘者都看重的能力。學術期刊《產業與高等教育》(Industry and Higher Education）上的相關研究論文認為在自動化、智能化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語境下，批判性思維、人員管理、共情能力等“軟技能”對于職場尤為重要，而文科對于學生理解、分析不同視角的能力的訓練或許能幫助學生往這一方向發展。

比如牛津PPE專業是英國金融界和政界的敲門磚。如果其具體學科知識在職場未必能得到直接應用，那么金融界和政界對PPE的青睞究竟是看中其培養的什么能力呢？英國廣播電臺（BBC）文章《為什么PPE統治英國》(Why does PPE rule Britain）提到，牛津開設PPE專業的初衷便是培養學生進入政府工作，而課程設計中的重要一環就是通過持續的質疑和挑戰訓練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這種能力在英國被認為是重要決策層的必需。曾任英國大學與科學國務大臣的議員戴維·威利茨 (David Willetts) 認為PPE對學生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大量閱讀和論文的訓練培養了學生迅速應對危機的能力，這在高節奏領域如政界是重要的能力。

丹尼爾認為歷史知識并不能直接有助于找工作，關鍵是在歷史學習中鍛煉的能力。具體有三點：收集、整理海量信息的能力；溝通、交流、說服他人的能力，牛津的歷史學習（其他文科專業也類似）需要每周在輔導課上面對導師對論文內容的高密度提問，口頭辯論、捍衛自己論文中的觀點；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來自哥倫比亞的胡安娜甚至進一步認為文科學生非但不應自我否定文科學習的應用價值，反而應該主動思考文科學習在培養哪些可以應用于職場的能力。胡安娜來自美國一所州立大學，本學期在牛津交換，學習英語和經濟學。“比如進入一個研討課，如何去跟不認識的老師、同學建立聯系，向他們‘推銷'自己的觀點。” 胡安娜認為這是英語專業學習中的常見場景，在其中鍛煉的能力當然有助于職場。

以上采訪對象提到的所謂“能力”更多屬于軟實力的范疇，與職場應用隱隱有寬泛的聯系，但稍顯空疏。文科專業學習的知識本身，能否直接應用于具體職業呢？國內一種常見的理解是大多數文科知識只對文科學術工作有用，如果不從事學術，滿腹經綸便無用武之地，康德和霍布斯鮑姆可以一同扔進廢紙簍。象牙塔內的哲學命題、政治學概念、國際關系理論模型，乍一看似乎確實不知如何跟職業發生直接聯系。

但也有牛津學生確實發現了能直接讓所學知識派上用場的行業。來自匈牙利的格奧爾格是牛津阿拉伯語大四學生，希望未來碩士畢業后從事有關中東問題的“政治分析”（Political Analysis）。雖說中東政治分析的市場較為小而精，但確實是一個直接需要格奧爾格所學專業知識的職業。

小眾行業或許說服力有限，是否有更為大眾的行業對具備文科專業知識的人才有需求呢？在“全民考公”的時代，各級政府成為國內文科生的重要去處之一，但罕有人能有信心地說自己的文科知識在這條職業路徑上一定有用，能提供相對于理工科學生的競爭優勢。塞西爾則很自信地認為政治領域的工作正好適合政治學學生，從政治學到政黨工作或政府工作是個非常自然、水到渠成的職業路徑。她認識的大多數加拿大政黨職員都是政治學出身，可以說加拿大的政黨和政府工作跟政治學非常專業對口。

《錄取通知》（Accepted，2006）劇照。

焦慮的聲音

然而，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像塞西爾一樣樂觀。

事實上，重理工輕文科的趨勢在英國同樣存在，牛津文科更像一個特例，通過自身的學科傳統和名校光環的象征資本可以維持文科招生的強勢和學生的信心，但不代表文科院系在英國整體性的困境不存在。據《衛報》，早在2002年英國政府便已經提出偏重發展理工科的教育方針。議會議員、前教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在疫情之后直接提出應優先發展在他的理解中畢業生就業情況更好、更“物有所值”（value-for-money）的學科，如理工科。英國前首相蘇納克（Rishi Sunak）更是曾呼吁英國大學減少人文社科等“低價值”（low-value）專業招生。蘇納克本人便是牛津PPE畢業生，是牛津文科教育的受益者。由此，“文科無用論”的受眾顯然不是英國最頂尖大學的文科院系和學生，而是并無教育特權的，無法被代表的大多數人。

盡管衛報記者克里斯·斯托克爾-沃克（Chris Stokel-Walker）認為實際數據說明英國人文社科就業情況未必差于理工科，但“為文科一辯”的行為本身就說明了對文科不樂觀的社會情緒是真實存在的。只是牛津光環之下的頂尖學生知道其專業有望轉化為“高價值”，相對能保持樂觀。

但焦慮的聲音是真實存在的。

對于大一的嘉睿來說，即使沒有必要對找工作感到悲觀，但身邊過于強烈的金融求職氛圍仍讓他備感焦慮。嘉睿入學后才知道有些人的大學生活可以如此求職導向。他認為PPE幾乎70%的人從大一開始就非常認真地在卷金融實習。英國的金融有一套清晰可復制的求職路徑，因此產生了求職機構，在你大一一進校就向你宣傳金融實習的方案。

既然求職路徑是明晰的，行業也不對本科專業知識有硬性要求，拼的便是誰更能卷金融實習。機構給嘉睿的方案是大一10月一入學就開始投第二年3月份的春季實習，每天投2—3份，一共投70—80份實習，投到1月份為止。

《英文系主任》（The Chair，2021）劇照。

嘉睿還有一個有趣的觀察：他身邊的中國籍PPE學生普遍為金融實習感到焦慮，但其他國家的學生相對沒有那么焦慮。同為PPE專業學生,來自英國約克的約什目前就沒有金融實習的打算，并認為嘉睿描述的那種過于強烈的求職氛圍可能有點夸張。

“這是不是一種文化差異？也許中國人就會對找工作、買房子、賺錢養家有更多緊迫感？也許跟社會福利差異有關。” 這是嘉睿的猜想。

杰伊也發現身邊有些英國同學對于找工作似乎完全沒有緊迫感和焦慮感。杰伊來自中國山東，在英國讀中學的時候便已學習過古希臘語、拉丁語、日語，目前在劍橋讀語言學。杰伊身邊許多英國同學畢業后會Gap一年（間隔年）旅游，而不是急于找工作。至于具體職業，她的許多英國語言學同學最后欣然當了中學老師，并不認為這個職業收入跟劍橋學歷不匹配。杰伊本人總體而言不太擔心就業問題，但跟我采訪的英國、北美學生相比，很難說杰伊對文科職業前景非常樂觀。

嘉睿還提到一個問題：一些牛津文科生對未來就業樂觀可能是信任牛津的金字招牌，而且能進入牛津，說明他們本身就是同齡人里綜合能力強、自信的一群人。

牛津作為最精英的學校在英國不具備代表性，如果進的是比較一般的英國大學，本身綜合能力也不算突出，文科就未必是一個能轉化為就業競爭力的選擇了。這一類大多數即為“文科無用論”的受眾。對于這些未能躋身頂尖名校，也沒有對哪一門學科表現出特別的學習天賦和熱情的大多數人來說，嘉睿認為選一門職業路徑最清晰、最有市場需求的理工科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能夠選擇牛津文科且相信其就業潛力，畢竟已經是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少數的優績標志。

Why does PPE rule Britain?

https://www.bbc.co.uk/news/magazine-11136511

'Humanities graduates are just as employable': do the sciences really lead to more jobs?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20/sep/10/humanities-graduates-are-just-as-employable-do-the-sciences-really-lead-to-more-jobs

English universities must prove 'commitment' to free speech for bailouts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20/jul/16/english-universities-must-prove-commitment-to-free-speech-for-bailouts

Sunak to force English universities to cap numbers of students on ‘low-value’degre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23/jul/14/rishi-Sunak-force-english-universities-cap-low-value-degrees

Develop your soft skills

https://nationalcareers.service.gov.uk/careers-advice/how-to-develop-your-soft-skills

Student statistics

https://academic.admin.ox.ac.uk/student-statistics

PPE: the Oxford degree that runs Britain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7/feb/23/ppe-oxford-university-degree-that-rules-britain

The EarningPower of Philosophy Majors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5/09/philosophy-majors-out-earn-other-humanities/626783/

The Value of the Humanities

https://www.ox.ac.uk/sites/files/oxford/media_wysiwyg/Oxford%20U%20Value%20of%20Humanities%20report.pdf

Special issue: Empathy, sensibility and graduate employment – Can the humanities help?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50422220928821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特約采寫：葛宇琛；編輯：李永博；校對：盧茜。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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