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后顧前瞻而言，史學是特別有希望的一門學科，因為史學家本來就是研究時代變遷的高手。至少在過去的五百年里，史學家始終是人群中最敢于向當權者講述真理的，史學家有時候成為改革家或領袖，他們還善于向公眾揭露機構腐敗的行為。“愈察古今事，愈發富前瞻”，20世紀中葉的政治大師兼史學家溫斯頓·丘吉爾曾有如此感言。

史學家善察長時段的變遷，這使得他們有能力把歷史事件和歷史過程置于更大的背景之下，而其他人則很容易因為年代久遠而不加質疑或因千頭萬緒而無力拷問。對史學家而言，社會風尚和政治體制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人們的嗜好和習俗往往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就有所改變，而歷經幾個世紀就會變得面目全非。[3]史學家要拷問：究竟是什么人誘發了變革?我們何以認定這些人構成歷史的動因?因為他們不斷地分析考察歷史的因果和行為，所以就成了洞悉變遷的專家。

史學家有一種特殊的能力，表現在他們能夠讓令人確定不移的知識變得不再那么確定，甚至會拷問自己借以解析歷史的觀念本身是否已經過時。史學家陳述歷史變遷的手段是敘事，他們把解釋與理解結合起來，把對個案、細節和獨特之處的探究與對格局、架構和規律的熱切加以歸并，或用德國社會科學哲學家威廉·文德爾班的話說，史學家善于把個殊式研究與通則式研究結合在一起，文德爾班把前者歸于人文學科的強項，而后者則屬于社會科學的強項。[5]史學家絕不會把全部歷史歸因于少數幾條法則，而是希望在把事件和個體置人大的文化背景的過程中得到某些規律性的認識。所以說史學家將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各自的程序和追求結合起來，便成就了史學批判性人文科學的特殊（如果還稱不上是獨一無二的）地位：史學不是一系列敘事的大串聯，也不是要對當今時代加以肯定，而是促成改革、塑造可能的未來的一種工具。

上一代的史學家還對史學研究中另外一個重要維度——空間——進行了大量思考，也就是說如何在空間層面拓展史學研究的視野，超越自19世紀以來被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民族國家框架，看到大陸、大洋、跨區域關聯并最終涵括整個地球，塑造“世界”史或“全球”史。目前，超越民族國家史為史學家津津樂道，因為大部分史學家懷疑傳統史學以領土邊界為藩籬的做法。相比更為新穎，也更具顛覆性的是超越傳統歷史斷代法的舉動，因為越來越多的史學家開始質疑史學中頗為主觀的時間分界。跨國史在當下可謂如火如荼；跨越時間的歷史也有可能在下一波風行火爆。

多維度的時間可謂史學家特有的領地。“事實上，史學家從無可能脫離歷史上的時間問題：時間之于史學家就好像土壤之于園丁的鏟”，費爾南·布羅代爾1958年在為《年鑒》雜志的撰文中如是說，也正是在該文中布羅代爾首次提出了“長時段”的概念。布羅代爾對人類所處的多種時間——或稱“多態時間”（multiple temporalities）——有深入的思考，而其“長時段”的說法對于史學家所從事的工作而言至為根本，相較對于其他人文學者或社會科學家則不甚重要。史學研究不可能擺脫時間之維。時間充塞著、牽引著，同時界定著整個歷史研究。史學家正是在時間的土壤中耕耘、在時間的噴泉中暢飲。

“長時段”的概念誕生于一場危機，或如布羅代爾所說，誕生于一場“人類科學的整體危機”。這場危機的性質倒是與21世紀人們圍繞人文和社會科學未來的爭論頗有幾分相似：知識爆炸，信息被廣泛傳播；學科界限引發了人們普遍的焦慮；相鄰學科的研究者表現出明顯的彼此不合作態度；而后是大家齊聲抱怨“居心險惡、復古倒退的人文主義”（un humanism retrograde, insidieux）窒息了學術研究。誰能說我們所處的時代缺少上述表征呢?布羅代爾慨嘆其他人文科學的學者對歷史學科擺脫危機所做的獨特貢獻視而不見，歷史學提出的擺脫危機的方案實與作為整個人文研究核心的社會現實的本質息息相關，那就是“瞬時與緩緩流動的時間的對立”。在這兩極之間的常規時間是社會史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在歷史敘事中所采納的時間尺度：10年、20年，或至多不超過50年。不過，在布羅代爾看來，這樣挖掘出的歷史危機和周期性特征實際上蒙蔽了歷史變革更深層的規律和延續性。此時，就有必要跳躍至另外一種不同的時間尺度，即以數世紀或數千年為尺度的歷史敘事，那種“長時段甚至超長時段的歷史”。

布羅代爾及同時代年鑒學派其他諸多史學家的追求是探尋更長的歷史時期內歷史動因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當然，這種追求在18世紀和19世紀——甚至更為久遠的歷史著述中并不乏先例，其前提設定，史學家的職守是從數百年，至少數十年的尺度看問題。為兌現這一追求并使之更為嚴謹甚至具有可證偽性，就必須獲取更多具量化的事實并具備衡量歷史變遷的工具，如此，“長時段”的概念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對布羅代爾而言，長時段是一系列用于架構人類歷史的互有交叉但又互不排斥的時間尺度的一種。他在其所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1949）的序言中以經典的手筆描繪了三種時間尺度下的歷史：一種是近乎靜止不動的歷史（une histoire quasi-immobile），講述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一種是節奏緩慢的歷史（lenterment rythmée），講述國家、社會與文明；還有一種是較為傳統的事件的歷史（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所以顯得“短促、激蕩和扣人心弦”。非常恰如其分的是，布羅代爾長時段歷史敘事中的諸多特征是相當穩定的：它敘述的是地理時間，地質時間的成分不多；這一尺度的時間更多是循環的，而不是線性進步的；這里更多見的是靜態而非動態的特征；而所有這一切是各種形式的運動和人類活動更深層的支撐。

布羅代爾將事件的歷史與長時段的歷史相對照，倒不是因為前者轉瞬即逝所以只能輕描淡寫一他在《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書中確曾對這種類似“泡沫”和“螢火蟲”的事件表現出不屑——而是因為這種歷史太過糾纏于事件本身。這正如同當代的經濟學家，布羅代爾指控說，他們的作品只是為時事而作，只是迎合短期的政治行為。對歷史做如此的理解，迎合權勢、只顧眼前，實際上等于回避了解釋，不可能形成理論。在布羅代爾看來，這樣的做法既缺少批判的視野，又沒有學術內容。他為社會科學提供的出路是回到更早時期出現的問題和前人提出的解決模式，比如馬克思對重商資本主義的論述，馬克思可謂具備長時段視野并創立第一個真正的社會科學解釋模式的“天才”。總之，甚至在半個世紀前，布羅代爾就已經公開倡導回歸長時段。

不過時至1958年，布羅代爾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家的關系日趨緊張、勢如水火，其中包括結構人類學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這迫使他不得不拓寬自己的長時段理論架構。他在專文中提出的所謂“長時段”其實并不是什么全新的理論而只在史學圈內頗有新意：19世紀研究物權法的法國歷史學家已經在使用長時段理論；醫學論文中已經在談論慢性病乃長時期所致；社會學家已經在探討長期失業（ch?mage de longue durée）問題；研究經濟周期的經濟學家也早已熟知長時段概念。

布羅代爾采納長時段概念是接受了這些更早的做法，不過，他的研究不限于追溯很少變化的背景條件，還用于文化現象的長時期發展歷程，比如拉丁文明、幾何空間概念、亞里士多德的宇宙觀等，其旨趣在將自然環境，歷史久遠的農業文明等聯系起來。這些由人類創造出的東西也會經歷變革或斷裂，尤其是在創新迭出或另類世界觀或傳統滲入之際。這類現象持續的時間要比經濟周期更長，但比海枯石爛之類的自然變遷或游牧的生活節奏、牲畜的季節性遷徙等要短。這類不那么持久的現象可以世紀為單位度量，但同時會在自然變遷、人與自然互動的節奏中有所洞見。

布羅代爾坦陳，他早年對長時段的思考是源于1940年至1945年戰時在德國被俘那段令人窒息的經歷。當時這樣做的目的部分是逃避集中營的生活節奏，部分是求得內心的希望，所以要放眼長時段不過頗吊詭的是，哪怕是在這種長時段的歷史敘事中也時常夾雜著監獄生活的意象。到了1958年，當布羅代爾開始從理論上闡述長時段概念時，他早已堅信長時段對任何跨學科的理解乃至為根本，并且是擺脫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流行的現世主義（presentism）的唯一出路。他提出長時段理論有機構和學術兩種直接動機。在這篇文章發表前不久，布羅代爾已經當上了《年鑒》雜志主編，并接替呂西安·費弗爾擔任著名的高等實踐研究院第六部主任，因為費弗爾已在1956年去世。布羅代爾必須說明在眾多的社會科學學科之中——尤其是面對經濟學和人類學——歷史學何以至關緊要。就是在這樣一種激烈競爭關系到聲望、資金支持和專業自豪感的氛圍中，布羅代爾拿出了他的“王牌，……讓他有理由提出歷史學乃統攝全部社會科學的學科，正如同數學一樣”。

與布羅代爾倡導的長時段歷史研究相呼應，在法國同時興起了未來學-指向未來的長時段，倡導者是布羅代爾的朋友加斯東·貝爾杰（Gaston Berger），時任法國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并創立了不久之后便由布羅代爾領導的人文科學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當時在大西洋兩岸，未來學和歷史學都被人廣為關注、深入研究；事實上，這兩個學科的未來前景-從其在眾多人文學科中所獲得的資金支持、享有的聲望和機構的存續能力看一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現代歷史從一問世就在講述歐洲19世紀的民族國家革命并指向建國，而到了20世紀，現代歷史被重新改造，講述的是民族國家滅亡后的未來世界。

選自[美]喬?古爾迪、大衛?阿米蒂奇：《歷史學宣言》（格致出版社2024年版）感謝出版方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