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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農村最大優勢和寶貴財富。要守住生態保護紅線，推動鄉村自然資本加快增值，讓良好生態成為鄉村振興的支撐點。”202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全面振興規劃（2024—2027年）》，明確提出“深入推進鄉村生態文明建設，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對鄉村生態環境治理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確提出加強鄉村生態保護、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等重點任務，為鄉村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堅實的政策支撐和方向指引。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鄉村生態保護與綠色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然而，邁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鄉村生態文明建設仍面臨一些深層次矛盾和挑戰。一些地區生態基礎較為薄弱，生態環境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善。特別是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生態資源開發與保護之間的協調難度較大。農業綠色轉型進展相對緩慢，資金不足、技術滯后和產業鏈不完善等問題仍對發展形成一定制約。此外，鄉村基層生態治理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生態文明建設長效機制尚不夠健全。在“雙碳”目標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大背景下，鄉村生態文明建設應以經濟、社會與生態協同發展為根本目標，通過科學規劃、綠色轉型和科技創新等多重路徑，推動生態資源保護與合理開發的有機融合，切實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和生態綜合效益。同時，應進一步強化財政支持和政策引導，加快技術推廣步伐，推動優質資源和創新成果向農村延伸下沉，為鄉村生態文明建設注入持續動力，助力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構建堅實的綠色發展基礎提供重要支撐。

一是優化空間格局，筑牢生態屏障。優化空間格局是鄉村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性任務。應著力提升生態系統的功能和服務能力，科學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將林地、濕地、河流上游等重要生態區域納入重點保護范圍，確保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穩定性，構建覆蓋全面的生態保護網絡。結合區域實際，合理劃分土地用途和生態功能區，推動經濟活動與自然環境協調發展。在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等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要全面推進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態廊道建設，增強河流上游的水源涵養能力，連通生物遷徙走廊，進一步提升生態系統的韌性和適應性。同時，要創新土地資源利用方式，對撂荒耕地、裸露山體及采礦廢棄地實施生態修復工程，探索發展生態農業、林下經濟、文化生態旅游等綠色產業，充分挖掘生態的多功能價值。

二是推動綠色發展，加快農業轉型。農業綠色轉型是鄉村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路徑，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舉措。應堅持現代化與生態化深度融合的方向，通過減少污染排放、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鄉村經濟注入新的發展活力。要大力推廣節水灌溉、土壤修復、生態種植等綠色技術，減少化肥和農藥使用，降低農業面源污染，構建低碳高效的農業生產模式。同時，推進農田管理“減排增效”，擴大清潔能源在農業領域的應用，為實現“雙碳”目標貢獻力量。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和循環農業，打造區域特色農業產業集群，建設綠色有機食品生產基地，完善生態農產品產業鏈，全面提升市場競爭力。鼓勵農業合作社和龍頭企業深度參與，推動農產品精細化加工和品牌化運營，延伸農業價值鏈，提升產品附加值。

三是打造價值路徑，轉化生態優勢。推動生態資源市場化轉化是實現鄉村生態文明建設與綠色經濟協調發展的核心環節。“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轉化，需要健全生態資源價值實現機制。應以碳匯項目為切入點，將鄉村生態產品納入碳排放權交易平臺，使鄉村在實現“雙碳”目標中發揮重要作用，賦予“綠水青山”直接的經濟價值。同時，要深化林權、水權等生態資源交易機制，推動森林、河流等資源從公益保護向可持續開發轉型，探索多元化的資源市場化利用模式。在此基礎上，完善森林生態補償和自然保護補償機制，通過財政政策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實現生態收益共享，進一步增強生態保護的積極性。此外，應結合地方生態和文化特色，打造生態品牌，積極發展生態旅游和農文旅融合產業。通過文創聯動和豐富消費場景，充分激發綠色經濟增長潛力。創新利益分配機制，例如生態補償和旅游收益分成，調動多方參與的積極性，在保護中實現價值增值。

四是完善協同機制，促進城鄉共建。將鄉村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城鄉協同發展框架，是實現生態振興與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城鄉協作不僅需要政策支持和資源雙向流動，更需在基礎設施聯建、資源統籌和生態協同治理中提升整體效能。一方面，應加快推進鄉村基礎設施補短板工程，重點建設垃圾分類、污水處理一體化和可再生能源開發項目，全面提升鄉村污染防治能力，逐步縮小城鄉生態治理差距。對于經濟基礎相對薄弱地區，可通過“東扶西建”或“發達地區對口支援”等模式，引導技術、資金和治理經驗向鄉村下沉，增強生態治理韌性，推動城鄉生態協調發展。另一方面，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推動鄉村綠色農產品流通升級。依托“互聯網+農業”模式，利用電商平臺、供應鏈整合和大數據技術，暢通綠色農產品進入城市市場的渠道，同時通過品牌化運營提升產品附加值和市場競爭力。此外，可探索城鄉生態服務互補機制，鼓勵城市消費者購買鄉村碳中和產品及生態保護服務，實現生態價值的市場化轉化。

五是注入科技動力，賦能智慧治理。科技創新是破解鄉村生態治理瓶頸、推動生態振興高效化與精準化的重要支撐。應充分運用大數據、物聯網、遙感等現代數字技術，構建生態監測與管理平臺，對土壤、水源、空氣等關鍵生態要素進行動態監測和精準分析，全面提升生態治理的科學性和實時響應能力。依托智能化設備和低碳技術，重點推廣精準灌溉、無人機植保、智能施肥等現代農業技術，不僅能夠減少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還能優化農業生產方式，助力農業綠色轉型。同時，以智慧治理為核心，推動鄉村生態治理的數字化轉型。應構建基層智慧治理體系，完善從土壤修復到生態風險預警的全鏈條智能管控機制。例如，通過實時監測和智能預警，動態應對水土流失和生態風險。在此過程中，應鼓勵農民和村集體積極參與數字化治理平臺的使用，通過生態知識普及和技術培訓，讓數字科技更好地服務于本地生產和生活。此外，應加快碳計量技術研發和數字碳賬戶建設，將環保與經濟效益相結合，依托碳匯交易拓展綠色金融領域，為鄉村生態治理注入更多活力。

六是創新體制機制，強化制度保障。鄉村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效推進離不開系統化、長效化的體制機制支撐。應通過法律法規、協同治理、教育激勵與技術賦能多方聯動，全面提升生態治理能力。一方面，應完善法律政策體系，細化《鄉村振興促進法》中關于鄉村生態保護、修復和綠色發展的具體條款，明確地方政府和基層組織的生態職責，建立法律約束和科學指標相結合的生態績效評估機制。通過將治理成效納入考核體系，形成“以評促建”的長效管理模式，確保生態治理責任落實到位。另一方面，應激發多方協同合力，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整合資源、推動規劃落地，同時引入PPP模式，鼓勵企業深度參與，構建以市場化運作為主導的生態治理新格局。通過組織村級生態治理委員會，提升農民的自我管理與監督能力，形成政府、市場和社會協同推進的生態治理體系。此外，應強化生態教育，建立碳匯補償和生態服務支付機制，將生態保護與經濟收益直接掛鉤，推動農民從“被動接受”向“主動參與”轉變，進一步增強鄉村生態治理的內生動力。

（作者系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南京財經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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