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木匠，是一種傳統而又古老的行業，在360行當中，是最為普普通通的職業。

在革命戰爭年代，我黨早期出現了這么一位特殊的“木匠”，彼時的他不但開創我黨我軍電子對抗的先河，同時也是一名紅色王牌特工。

他把“木匠”作為自己的代號，這個代號雖是平凡卻很偉大，因為“木匠”這個代號也是大有來頭的。

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里，他是主角原型的師傅，后世媒體人叫他“諜海神工”、“傳奇木匠”、“紅色特工”...這些諸多光環，足以說明他有多牛！

1981年11月8日，時任國家副主席陳云在人民大禮堂，在黨史專題座談會上，一眼看到這位神秘“木匠”時；俯身向前、目光凝重、緊緊握住老人那長滿皺紋而又粗糙的雙手。

這份榮光不是任何人能擁有的，國家領導人怎么會對這個“木匠”如此的重視？

因為陳云曾在“特科”當過負責人，是木匠的老上級。他太清楚木匠在特科的重要性了，往往在許多次中國革命危機時刻，都是木匠力挽狂瀾，才化險為夷。

最為典型重大危機事件，就是1936年的“西安事變”。所以臺面上可以沒木匠，但革命斗爭幕后缺了他還真不行！

木匠的功績，他從不愿意到處宣揚，就當作不存在一樣，可他自己不說，別人卻不會忘記...

早在五天前，“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在中南海小禮堂開會。

由于我黨是有嚴格的保密制度，很多為中國革命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地下同志，不為人所知。要是犧牲或者離世...功績歷史銘記永存，可他們連個姓名都不能留下，這對他們是多么的殘忍。

之所以召開這樣的會，是讓大家把自己了解到的，當年革命秘密往事都匯總匯總，梳理一遍：給后世一個真相，到底當年發生什么。

給地下戰線的無名英雄發一枚沉甸甸的共和國勛章，他們的鮮血沒有白流;對在世間的老革命們給一個安心，人民沒有忘記他們。

征集會上，大家都踴躍積極起來，搶著爆料那些年的革命往事--潛伏在上海灘的九死一生，在蘇區血戰圍剿驚心動魄；長征途中一次次的絕處逢生，西安事變的千鈞一發..隨便一個故事，足以拍出一部拍案叫絕的影視大片。

這時，有一個人始終沒開口，坐在輪椅上，平靜的聽別人光輝事跡，他就是“木匠”。

會議快結束時，原中央特科通訊科科長李強忍不住了：“今天木匠沒有發言，但他有兩件事必須得記下來--

1. 木匠曾代表黨中央去談判張輝瓚的事..”
2. 木匠收的一個徒弟李白，是《永不消逝的電波》主角李俠原型。

文章讀在這兒，大家心里都很多疑問：前面提到他的代號大有來頭，那這個“木匠”代號是誰取的？西安事變危機時刻，為什么說他是充當關鍵性作用。

木匠這兩件事，為何被單獨點名記錄下來，里面又有怎樣的故事。

這個“木匠”，真名叫涂作潮，是我黨無線電奠基人之一，也是一位中國隱蔽戰線上紅色王牌特工。他的秘密，將被我們一一揭開。

一，“木匠”

涂保生、杜寶生、唐寶生、沃羅達爾斯基、吳思浩、宋友才、蔣貴庭、蔣林根....讓人感到驚訝的是，這么多名字指的卻是同一個人--涂作潮。

涂作潮，1903年出生于長沙一個貧苦家庭，9歲勤工儉學，13歲輟學當了木工學徒。1920年，17歲的他，加入了湖南農工，在農工夜校里，接受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先進思想，同年還參加長沙泥工工人罷工。

1924年，從長沙來到了大上海，在恒豐紗廠打零工。機緣巧合之下，在工人夜校認識了蔡林蒸（蔡和森之兄）、林育英（林彪之兄），在他們的舉薦下，涂作潮光榮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一次，他把自己本名涂保生改為了涂作潮，寓意“掀起共產主義革命的浪潮”。

涂作潮這個年紀，正是血氣方剛的時候，在革命斗爭中由于欠缺經驗，難免有犯錯的時候，先是在五卅運動時，得知顧正紅壯烈犧牲，立馬跑去在大街上獨自公開演講，被巡捕抓了正著，上海人說話“涂”和“杜”發音不分,這時“杜寶生”這個名字被巡捕房登記下來。

老人常說：吃一塹長一智，然而涂作潮沒有聽進老人的這句智言。出獄沒多久，因見不慣一伙欺負女工的流氓，以他路見不平的脾性，毫不猶豫開槍擊傷當中的一個流氓，就此又暴露了身份。為此，黨組織還給了他一個處分。

對于暴露身份的年輕黨員，派往蘇聯留學，是當時我黨主要安排之一。

1925年10月，涂作潮一行14人乘運煤船從上海出發前往蘇聯，途經海參崴，偷渡到莫斯科。在這長途跋涉的路途中，涂作潮給同行同學的深刻印象是：“暴躁，喜弄手槍，不知秘密工作，很勇敢，能站在團隊之內。”

11月15日，他們一行人終于抵達莫斯科東方大學，涂作潮也順利編入“東大”一連二排。學號“2712號”，身在異國他鄉，他自己也有了一個俄文名字--“沃羅達爾斯基”，其含義：沃羅達爾斯基是布爾什維克著名的宣傳鼓動家，希望自己也能成為他那樣的革命者。

在“東大”留學期間，他參加了克格勃基地的軍事訓練:駕駛、射擊、戰場指揮、格斗、爆破、密寫、印刷、化裝...

此時的涂作潮，對生產炸藥、手榴彈、炸彈的專業技術尤為向往。半年后，他甚至還向“東大”校長寫了一封信。因為他深知當時我黨革命軍隊武器裝備的落后，希望能學到生產先進的武器技術，來報效祖國。

1928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舉行，涂作潮和劉伯承、鄧穎超、王明等一起，參加了這次大會。他的代表號是80，恰巧坐在49號鄧穎超旁邊，于是就認識了周恩來夫婦。

周恩來聽說涂作潮13歲就開始做木工學徒，做過幾年的木工，就拍了拍他肩膀，親切的對他說：“你干過木匠，我們以后就叫你“木匠”吧。”至此，“木匠”成了涂作潮地下隱蔽工作戰線的代號，廣為流傳。

黨內做過木匠的人很多，黨的領導人劉少奇、李先念做過木匠，甚至后來的常委李長春、李瑞環也都做過。而毛主席電文里“木匠”，只此涂作潮一人。

六大結束前，周恩來找來涂作潮，與他進行了一次深入談話，最后語重心長的對他說：“木匠，去學通信吧，用心點。部隊等著用人，我們沒有人，沒有掌握技術，部隊缺乏聯絡。”

周恩來的一番談話，讓他眼睛一亮，找到了為之奮斗的道路。雖然他特別喜愛爆破專業，同時他明白黨這時候更需要的是什么。

1928年10月26日，涂作潮和另外幾個同學被秘密送到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學長11個月。

無線電技術作為當時高端科技，共產國際為防止泄露培養的高端人才名單，特意給“東大”發了假調令：調沃羅達爾斯基同志去列寧格勒托爾瑪橋夫軍事學院學習。

學習哪有一帆風順，尤其涂作潮還是半路出家。他剛學無線電報務，一臉懵，學習很是吃力。最主要的一點，沒有數學功底，無線電公式對他而言，簡直是對牛彈琴。

學校要求報務員每分鐘記錄下來100個電碼，而他連30個都無法記全，教員對他“不合格”的評判語氣很委婉：高等數學的知識幾乎等于零，有可能無法完成一年的強化學習。

這時的涂作潮心里著急啊，有種打進棉花，使不上勁的感覺，國家需要他，怎么辦？他正不知所錯時，有一個人又再一次給他指了條明路，學校政委康斯坦丁諾夫找到他，讓他改變學習方向，既然報務不適合，就專攻機務吧。

機務是什么，就是組裝、維修電臺。這一次的轉變，讓涂作潮術業如魚得水，無線電技術突飛猛進起來。畢竟動手能力方面，他從來沒有輸過誰。從“不及格”報務員華麗轉變為“優秀”機務員。

二，有多牛！

涂作潮學成歸來，那他的無線電組裝、維修電臺，有多厲害呢？對于地下隱蔽戰線起到什么樣決定性的關鍵作用。

1930年3月，曾被鑒定為“不知秘密工作”的“木匠”涂作潮，就像秘密閉關的大俠學得絕世武功一樣，重出江湖，奉命與同學宋廉一起悄悄回到了上海灘。

以彼時上海居住環境，單純放一臺普通功率的電臺會有什么后果--木匠曾和中共特科的通訊科科長李強，一起嘗試過制作了一臺正常的100瓦電臺。

李強

引來的卻是因為電流太強。這間屋開電臺，就能把鄰居家的燈泡點亮,搞笑的是，聽到隔壁鄰居大叫“鬧鬼啊！燈又自己亮了”。

普通人不能理解咋回事，如果遇到敵特分子里有同行，那就危險了。木匠只能放棄用普通電臺的想法，怎么辦？

木匠運用學校學來的無線電技術扎實功底，在收徒弟李白那3年，甚至還摸索出了當時自己的獨門絕技---只需要一根10厘米的銅線，就能把收音機秒變收報機。

而當年外國的無線電專家，別說會了，連聽都沒聽過這門絕技。正是因為這門絕技，才讓自己的徒弟李白，死里逃生。

在國際上，美蘇科技水平領先世界，而我黨因木匠的存在，很早就與時俱進。木匠就是獨步天下的“掃地僧”級的電臺通訊之神，一個人，比肩一間超級裝備工廠。

要知道，當時的國民政府，還在使用幾近原始的“摩爾斯碼”。

說到木匠把收音機改裝成5瓦的電臺，筆者不得不提及，他參與過中國歷史上驚心動魄的大事件--西安事變。也是他，向延安傳遞捉蔣消息的電臺，才有了國共合作，團結全國人民，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偉大功勛。

三，西安事變

1936年秋，延安。中共中央收到了一封神秘而又莫名奇妙的電報，電報上這樣寫道：

“她本來就在歧路間，又戀新又舍不得舊，這個矛盾變化得雖然快，究竟離重點還遠，還有些難關，頂好找那算八字算得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來給她算一算。”

劉鼎

這份帶有散文浪漫特色的電報，出一看，讓人摸不著頭腦，電報為保密，都是一字千金。而一下發這么多字，你難免覺得對方就是在惡搞。

發神秘電報的人是遠在西安的劉鼎，劉鼎又是誰？1936年3月，劉鼎經宋慶齡介紹從上海到西安，對外宣稱是張學良的副官，他實際身份是中共中央駐東北軍代表。

曾由他牽線搭橋，策動東北軍、西北軍停止進攻延安，掉轉槍頭一致抗日。

電報中說的“瞎子”是指李克農，緣由李克農高度近視。“胡子”是周恩來，周總理在紅軍時期曾蓄須明志，發大志“革命勝利再刮胡子”。

那么劉鼎發這電報目的又是什么呢，其實，當時少帥張學良有聯共抗日的決心，還是猶豫不訣，劉鼎這時建議我黨能派出高層，更深入的與張學良談心。

才有了提及“瞎子”和“胡子”莫名奇妙的電報，就是指出要我黨派周恩來和李克農來西安，同時還希望黨內最頂尖的無線技術專家--木匠涂作潮來坐鎮西安，隨時應對西安當時的復雜局面。

木匠一來西安，劉鼎提出：“裝一臺功率小，體積小，還花錢少的電臺，能更方便與延安聯系的電臺。”彼時的劉鼎，在西安是多么迫切擁有屬于自己的電臺，小，好，還要便宜，這些特點。木匠一下明白的劉鼎需求。

只花15大洋，木匠買來一臺二手日本收音機，2天時間就改裝出來5瓦的“哈萊式”電臺，劉鼎興奮的拿走了電臺。

劉鼎試用過后很是滿意，“和延安聯系上了，電臺性能很好，但市內干擾大，要不把電臺搬到市區外，可是市區外不通電呀。”

于是乎，木匠又造出一臺干電池做為電源的5瓦電臺。為便于保密和機動轉移，木匠臨時發揮木工工藝，給電臺做了一個小木箱，同時里面鋪了錫紙，這樣還便于躲過無線偵測車。

沒想到的是，這5瓦電臺在西安事變，起到改變中國命運的偉大使命，那天，剛好西安停電，就是靠這電臺，把捉蔣的消息傳到了洛川，再由洛川轉發延安。

這里有個小插曲：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急需木匠，9月-11月，幾度電令木匠從西安返回延安，參與中央電訊工作。劉鼎深感木匠在西安責任重大，不肯放人，因而幾度“抗旨”。

10月12日，劉鼎電復中央說“目前（木匠）尚不能來蘇區。只待此地的小家伙造好，交坤兒（彭紹坤），即可來家（蘇區)做事....。”

10月14日，毛主席親自電告劉鼎“木匠工作如完畢，望告來蘇區（延安）一行...”

11月1日，劉鼎再次“抗旨”，理由是“木匠此間工作未完，要留（西安）較長時間。”

11月15日，劉鼎干脆耍起無賴，報告中央“木匠目前尚不能來...如木匠不來而對家中無技術質量的損害，可留在我處，我有多方用途。”

從劉鼎的幾次“抗命”，可以看得出木匠在當時無線電制造領域里，是多么的強大。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危機時刻，沒有木匠，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就會困難許多。木匠在地下隱蔽戰線，起到什么樣決定性的關鍵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四，再次相見

張學良回憶，西安事變爆發后，他內心很是彷徨，整天坐立不安，急需有個分量的人給他心理上重大支持。于是邀請周公到西安，勢在必行，共商決策。

張學良

1936年12月17日，也就是在西安事變爆發后的第五天，張學良派劉鼎用自己的專機，將周恩來接到了西安。

周恩來在西安西郊飛機場乘車直奔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來見張學良之前，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刮掉10年之久的胡子，路途上就問劉鼎：“有沒有什么地方可以暫時停一下，我要剪剪胡子。”

“有。就在張公館同街，我們有個秘密據點，涂作潮同志住在那里。”劉鼎回答說。

周恩來一聽特高興：“好啊，涂作潮同志我認識。”

劉鼎忙帶著周恩來到了涂作潮家，此時涂作潮正聚精會神的埋頭焊接線路，聽到有人進門，一抬頭就看見了一身黑色中山裝的周恩來。

他們自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在江西分手后，有兩年沒見面。見到久違的“木匠”，周恩來緊緊握住涂作潮的雙手：“木匠啊，木匠，我們又見面了！這些年你吃苦了。”

木匠也是百感交集，眼角噙著淚花，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話，想對周恩來說，紅軍北上時，通訊材料廠機器被毀，他作為廠長，獨自一人跑到2000多公里，去尋找賀龍的紅二團，尋找黨組織。

見到周恩來那一刻，早也哽咽得說不出什么話來，只是簡單重復：“你好！你也辛苦了！...你也辛苦了！”

隨后，周恩來摸著自己胡子，歡快的問：“喂！木匠，你看我的胡子這么長了，你有刮胡刀嗎？”

“有，只是不太快。”涂作潮回答說。

周恩來說：“不要緊。”

最后找木匠借來一把年久失修的刮臉刀，把大胡子刮得干干凈凈，一下容光煥發，再簡單整理了一下衣服，就邁步走向張公館。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逝世。

11日，周總理治喪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派專人將參加總理遺體告別儀式的通知，送到涂作潮的病床前。

那時的木匠，就是一位病臥在床的枯瘦癱瘓老人，當他看到通知書的一瞬間，尚能活動的左手不動顫抖，眼淚早已無聲奔涌而出。

在羅青長的幫助下，癱瘓的他硬是坐著輪椅，來到總理的追悼會，看到總理慈愛的巨幅照片時，仿佛回到幾十年前，總理拍他肩膀，叫他木匠的下午。西安事變時，看到總理風塵仆仆來到西安，向他借刮臉刀的音容笑貌。

木匠他明白周總理為他做的點點滴滴。就算全國解放了，周總理也從不忘記他。哪怕在1962年，涂作潮因直言批評了當下的一些政策，被定性為“反黨分子”，一度被開除了黨籍。

總理知道此事時說：“這個涂作潮頂多是心直口快，脾氣暴躁，他怎么可能反黨呢？”總理的干預，才讓涂作潮摘掉5年之久反黨分子帽子。

五，“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木匠一生當中，最驕傲的兩件事之一，就是代表黨去和國民黨當局談判張輝瓚的事。

也是這件事，木匠也真切感受到通訊落后帶來的巨大危機，同時也是差點為此事情丟了性命，真真的命弦一線，到底咋回事，一個搞無線電的怎么成了張輝瓚事件的談判黨代表？

毛主席有一首詞《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張輝瓚是誰？

張輝瓚

他是蔣介石的愛將，國民黨第18師的師長。

1930年12月下旬，張輝瓚率18師氣勢洶洶的直撲蘇區，所到之處“三光”，更是到處揚言“殺朱宰毛”，這里朱指朱德，毛指的毛澤東。當時有多囂張，敗得有多快！

沒幾日，就兵敗被捕，落入紅軍手里。

為活命，張輝瓚立馬換了嘴臉，突然懂文明講禮貌了，一口一個潤之先生，甚至還回憶起和“潤之先生”驅逐北洋軍閥張敬堯的真摯友情。

毛主席沒忘這位老朋友，寫了上面那首詞《漁家傲》，歡迎老張的到來。

國民黨方面獲悉張輝瓚被俘后，愿意花重金贖回他。蔣介石甚至還許諾，只要放回張輝瓚，愿意釋放大批政治犯，并由上海三家銀行擔保，向紅軍贈送20萬現款，加上四個團的武器裝備，外加西藥還有咸鹽若干擔。

西藥和咸鹽都是戰略儲備稀缺品，由此可以看出，張輝瓚在老蔣眼里，很重要。

張輝瓚的贖身條件，對于蘇區來說，看了讓人直流口水，沒辦法，誰叫咱們條件太差，要什么沒什么，這不就送上門來了。

中共中央決定同意這次談判，那時的中共中央遠在上海，由周恩來主持了這項任務，并派涂作潮前往南昌談判，落實好物資。與此同時，讓通訊員到中央蘇區，交給朱德一封信，做好釋放張輝瓚的準備。

木匠涂作潮就一搞無線電技術的，怎么就成為談判黨代表？原來啊，紅軍在第一次反“圍剿”中繳獲“一部半電臺”（之所以說“半部”電臺是因為只有收報機、沒有發報機），俘虜10名國民黨報務員。

中央準備讓涂作潮去南昌談判后前往中央蘇區，讓這“一部半”電臺轉起來，為紅軍搭建“千里眼順風耳”。

1931年1月28日，此時交通員還在路上時，然而東固蘇維埃政府，卻召開3000人公審張輝瓚大會，也是活該張輝瓚有此死劫。就是因為他之前在進攻東固時搞“三光”，搞得天怒人怨。老百姓群情激憤，一時沒控制住，手起刀落，砍了張輝瓚的頭顱，砍了就砍了，還生怕國民黨當局不知道，隨手把首級丟進了贛江河，順流而下。

通訊落后的原因，東固發生一切，國共兩黨談判代表全然不知。1937年2月7日，張輝瓚被殺10天后，涂作潮才從上海啟程前往南昌，這一下，毫不知情的跳進虎口。

第二天抵達南昌，涂作潮剛在旅館安頓好，就出門順手買了一份當天報紙-打開一看，瞬間血都涼了！

報紙赫然登載一則消息:張輝瓚已被斬首，首級順吉安河從上流飄下...

看到這兒，涂作潮連行李也不要，拔腿就出城。果斷離開，也是差點被逮了。

幸虧他出發前，為方便出門，穿了一套國軍呢料軍官制服。憑借此套裝，救了他一條命。被追得太急，躲到了一艘販瓷器的船上。

這也是命不該絕，吉人自有天相，船主人是青紅幫眾魏朝鵬，很講義氣。發現涂作潮時，也不為難他，不動聲色在他面前擺了4碗茶。

涂作潮端哪一碗，在青紅幫都是有講究的：第一碗“今天無事閑聊”，第二碗“最近不順”，第三碗借錢，第四碗“大哥，救命！”，端的茶還不能喝，只能潑在地上，再把茶碗放回原處。

涂作潮想都沒想，直接端起了第四碗。“切口”對上，魏朝鵬還以為木匠是幫中兄弟，冒著風險收留了素不相識的他，等風聲一過，還親自護送木匠回到上海。

這等過命交情，二人還拜了生死兄弟，涂作潮自始自終都沒告訴自己的真正身份，因為組織是有紀律。

從這一切悲劇的根源，可以看出，當時沒有無線電，要吃多大的虧，甚至會因此丟了性命。彼時我黨的通訊有多落后，要人才沒人才，要器械沒器械。為傳達一條保密信息，還要靠兩條腿。

木匠的出現，剛好彌補了我黨軍隊建設之初，最為重要的一個短板。要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木匠就是那最為熾熱的火苗，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優秀的無線電技術人才，燃遍了中華民族遼闊大地。李白就是木匠培養出來最閃耀的星星。

后續：

魏朝鵬，一直是涂作潮這輩子放不下的四個人之一。現如今，魏朝鵬早已逝去幾十年，他那重達200公斤的墓碑，已然存放在“涂作潮陳列室”里，上面刻著他營救涂作潮的經過，以及后代的名字。魏朝鵬，是值得我們后世永遠銘記于心的江湖好漢。

六，徒弟叫李白

60多年前，中國第一部諜戰片《永不消逝的電波》，引發全國轟動，上面有一個經典畫面，影片的結尾---李俠在敵人沖向秘密電臺的最后一秒，一口吞咽了電文，在敵特槍口的包圍下，發送出最后一份情報...

電影里慷慨赴死的李俠，其原型叫李白，而李白的師傅就是“木匠”。

1937年10月，上海地下黨負責人龔飲冰給木匠引見了剛從延安來的報務員李白。涂作潮和李白，他們倆早就有一面之緣。

1931年那會兒，涂作潮是中央紅軍第二批無線電訓練班的機務老師，班里12個學員當中就有李白。這次組織上希望涂作潮手把手，一對一教李白學習機務，讓他成為一名既能發電報，又能制造電臺的全能型人才。

李白

李白拜“木匠”為師，是組織上精心考慮過的

首先“木匠”的無線電技術十分強悍，既能修電臺，還能買零件組裝電臺，一個人就是一家無線電工廠。

其次，當時的上海被日軍占領，早已成了“孤島”，就怕木匠有個萬一，上海就會和中央失去聯系。必須給他找個毫無保留的“傳人”。

另外，李白最適合木匠徒弟還有個特點-脾氣好，愛吃辣。木匠脾氣暴躁，蘇聯求學路途上可見一斑。而李白恰恰性格溫和，這樣性格上的互補才算完美。

而且最為重要的是，兩人都是湖南人，湖南人愛吃辣，師徒兩人住在一起天天要吃飯啊，總不能讓一炒個白菜還放糖的上海人做徒弟吧。

為防止李白身份暴露，木匠賣掉了“恒利無線公司”，同李白一起在威海衛路1520號(今威海路338號）租了兩間門面，成立了“福聲無線電公司”。

涂作潮是老板兼師父，住二樓。李白賬房先生兼學徒，住三樓。但是，外人管外表土里土氣的涂作潮叫“蔣先生”，管李白叫“李先生”。

平日里，涂作潮教授李白無線電技術，都十分嚴苛，有時還有點粗暴。有一次，李白不小心弄壞了一個零件，涂作潮大聲訓斥了他，事后，還向李白道歉。李白卻說：“你是老板，我是店員，還是學徒，出于這種關系的需要應該這樣。”

涂作潮對于這個“徒弟”，印象還是挺好的。在《木匠的回憶》中，寫到：“李白對業務學習很努力，大約只用了兩三個月的時間，便能裝配和修理電臺以及制作一些零件。”

1941年春，公司一個學徒無故失蹤，這讓組織上產生了警覺，此時的 李白學有所成，為了安全考慮，畢竟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里。

中央決定讓兩師徒分開，以免被日偽當局一網打盡，于是，涂作潮離開了“福聲”，在新閘路又開了一家“聞遠無線電公司”，誰知還真讓木匠逃過一劫。

1942年9月，涂作潮忽然收到地下黨組織的通報：李白被捕了。當木匠得知這消息后心如刀絞，但組織命令他趕緊撤離上海。

臨別前，涂作潮飽含不舍的熱淚，深情的對妻子張小梅說：

“李先生出事了。我要走了，記住，我的真名叫涂作潮，不是蔣林根。如果我再也回不來了，就去找毛澤東，他是共產黨的領袖，會照顧你們娘兒幾個的。”

還沒等張小梅緩過神來，他就這樣消失在她的視線里。

估計我們在想，李白被日本特務抓住，肯定是活不了。沒想到的是，恰恰相反，不但木匠沒事，就連李白也被他的一手絕活給救了。（前面提及：只需要10厘米的銅線，收音機秒變收報機）

原來，日本特務用分區停電的方式，鎖定到李白電臺的位置，當日軍闖進來時，李白扯掉木匠改裝的收報機上的兩根臨時線圈，捋直、揉亂，丟在一邊。這下子，日本人可算是抓蝦了。

在獄中，日本憲兵對李白多次嚴刑拷打。同時，日本電訊專家對這臺只有7瓦的發報機、一臺普通“收音機”反復的研究鑒定。

最后下了判定：這臺收音機只能收音不能收報，而且這個發報機功率太小，并不具備向延安或重慶發報的能力...可能是個炒期貨的私人電臺。

旁邊的日偽特務們，堅信李白就是共產黨的發報員，咋就不信呢？頓時急紅了眼，要吐血， 眼睜睜看到李白取保走人。

日本人自負自己的科技，在世界是一流，從來不正眼瞧上，正在處于農業國的中國。而木匠掌握的收音機變身收報機的電訊技術，成功欺騙了日本通訊專家的眼睛。

李白這次能順利從日本人手中脫險，木匠的這一手絕活功不可沒。

七，永別了，同志們，我想念你們

出獄后的李白，化名李靜安。又打入國民黨內部做起了報務員，利用國民黨的電臺，戰斗在地下隱蔽通訊戰線上，繼續我黨發光發熱。

李白全家福

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與中央電臺通報過程中，被叛徒和國民黨特務機關偵測出電臺位置被捕，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對李白案下達“堅不吐實，處以極刑”的命令。

1949年5月7日，離上海解放僅20天，李白被國民黨特務秘密殺害，年僅39歲。殺害前留給自己妻子裘慧英最后的家書：

李白1949.4.22寫下最后家書

“慧英：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備部解來南市蓬萊路警察局看守所寄押。這里房間空氣比警備部看守所好，但離家路遠，接見比以前要困難。你若來看我，要和舅母一同來，坐車時好照顧小孩。聽說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時，下午三至四時可以送東西，因路遠來時請買些咸蘿白（卜）干，或可久留不易壞的東西。帶點現鈔給我，以便用時便利。炒米粉亦請帶些來，此外肥皂一塊、熱水并（瓶）一只。我在這里一切自知保重，盡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撫養小孩為頒 祝好 靜安 字 四月二十二晚。”

1957年，八一電影制片廠找到裘慧英，要以她的丈夫李白為原型拍攝一部電影。

1958年，在李白烈士犧牲9年后，《永不消逝的電波》上映，在全國引起轟動……“永別了，同志們！我想念你們！”當這句話化作那永不消逝的電波，25歲的女報務員蘇采青坐在大銀幕前，已經哭成淚人。

正如鄧穎超所說：“像我們大家所熟悉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所寫的原型李白同志，為了黨的利益，最終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些同志是永遠值得我們懷念的。”

八，痛失弟子的悲痛

話說涂作潮離開上海后，去了根據地，而張小梅盡管滿腹疑問，但她一直堅信涂作潮還活著，離開有不得已的苦衷，期待一家人能再次團圓那天。

直到1943年底，地下黨的同志們找到了張小梅，把張小梅和孩子們送到了根據地，見到闊別已久的丈夫，兩人百感交集，一家人終于能幸福在一起了。

涂作潮一家西柏坡的合影

等木匠再回上海時，黎明來臨，上海解放，卻再也等不來自己的徒弟，苦苦尋覓，沒了下落。

剛上任三天的上海市長陳毅，這時收到一份電報-是中共中央情報部長李克農發來的，要求查找一名叫李靜安（李白）的被捕同志的下落。

后來查明：李白同志犧牲后20天，上海解放。6月20日，上海楊思戚家廟挖出了12具烈士遺體，這其中就有李白。

陳毅給李克農的回電很簡單：“血債血償！”立即槍斃殺害李白的元兇。

1949年8月28日，身為中央無線電器材公司軍代表的涂作潮帶他參加了李白等三名烈士的追悼會。涂作潮只字未提與李白的關系，只是默默地站在1000多名各界群眾中。

木匠痛失愛徒。從此之后，他像逃避什么似的，主動淡出無線電圈，精湛的技藝也從此埋葬，余生與諜報、電臺再無瓜葛。

從此世間再無“木匠”，只剩一個涂作潮。

結語：

1984年12月31日，涂作潮逝世。《人民日報》刊登的訃告寫道：“涂作潮同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奮斗的一生，無論在白區做地下工作，還是在戰火紛飛的歲月，他都卓越地完成了黨交給的各項任務。他襟懷坦白，光明正大、剛直不阿，是我們黨的優秀干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一個老人的逝去，有如一座圖書館的消失。”涂勝華當學生時，記住了這句英國諺語。涂作潮這位1924年入黨的老人逝去后，他的兒子翻開了父親這部厚重的書。

自1994年至今，涂作潮史料陳列室共接待參觀者500余人，包括官方人員，兩岸的研究學者，以及和他有生意往來的各國朋友。

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也曾來過，他進門第一句話是：今天是涂老的周年。“那天是1996年12月31日，北京飄著漫天大雪。

不居功、不訴苦、不埋怨。“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涂作潮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被譽為“諜海神工”，涂作潮無愧于這個稱號！也對得起周總理給他代號--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