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碼觀看主講人：鐘杰

本期關注：手機管理的教師策略

編者按

AI（人工智能）迅猛發展，越來越多青少年迷上沉浸式、多元化的AI聊天應用，手機管理再次成為教師關注的熱點話題。如何真正讓學生的手機拿得起、放得下、用得好？本期聚焦手機管理的教師策略，從專家、班主任、學生的角度進行認知和實踐經驗分享，共同尋找問題解決的根本之道。

［專家說］

透過手機洞察學生的心理需求

劉虹

2024年底，共青團中央發布的《第六次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調查報告》指出，我國未成年網民已達1.96億，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高達97.3%。2025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5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九成以上未成年人通過手機接入互聯網。手機在便利未成年人學習生活的同時，也成了侵蝕其心理健康的潛在因素。

校園手機管理：

教育生態的“疏堵平衡術”

為加強中小學生手機管理，教育部辦公廳曾在2021年1月印發《關于加強中小學生手機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小學生原則上不得將個人手機帶入校園，確有需求的，須經家長同意、書面提出申請，進校后應將手機交由學校統一保管，禁止帶入課堂。這在國家層面為校園手機管理確定了基本準則。2023年公布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要求多方協同預防和干預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部分學校嘗試創新管理方式，如在教室后方設立“養機場”，讓學生對手機收納架自主進行個性化裝扮；讓學生成立模擬立法團隊，通過調研、聽證，自主起草校園學生手機使用管理規定，為校園手機管理“立法”。

然而，這些舉措是否能夠真正解決問題是存疑的。因為一旦將手機認定為問題的根源，就很容易忽視學生依賴手機這一行為背后的心理動因。學校、家庭和同伴等成長過程中的主要生態環境系統對學生手機依賴有協同發展作用，當學生遭遇心理壓力、缺乏情感支持和安全體驗時，往往會選擇通過過度使用手機來彌補現實生活中的缺失，把手機作為暫緩壓力的“安慰劑”和對抗孤獨的“盾牌”。尤其是高神經質和精神質的青少年，他們具有敏感、多疑、情緒不穩定等特點，手機能幫助他們暫時擺脫現實生活中的不良情緒，因而具有更高的手機依賴傾向。如果教育者只關注“管住手機”，卻忽視了“安頓心靈”，那么嚴密的管控制度還可能催生出新的心理危機。

心理影響拆解：

手機使用背后的“雙刃劍效應”

校園手機管理的復雜性，源于手機對青少年心理的雙向塑造作用。它既是認知侵蝕的加速器，也是情感代償的緩沖帶，需要從認知、情感、社交等多維度進行解構，探索并真正理解身為這代“數字原住民”的心靈困境與成長契機。當學校教師和管理者將手機視為“電子鴉片”時，往往忽視了其作為“數字鏡像”的本質屬性。青少年的大腦正在經歷數字技術帶來的“認知改造實驗”。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發現，觀看短視頻會調動人腦大范圍的復雜高級認知功能，并讓大腦進入興奮狀況，也就是說，人在刷短視頻時并非不動腦子，實際上大腦在飛快運轉。短視頻平臺的個性化推薦會特異性激活多個腦區，形成“神經沉迷回路”。平臺算法推送的內容好比“腦電波解碼器”，會激活大腦處理個人記憶與情感的核心區域，讓觀眾產生“這說的就是我”的強烈代入感，進而使大腦將刷視頻固化為條件反射。

從情感維度來看，手機既是焦慮的放大器，也是孤獨的避風港。研究發現，青少年在從兒童期向青年期過渡時，心理上處于斷乳期，自尊心強，渴望得到肯定，社交媒體制造的“完美人設”易引發外貌焦慮和社交恐懼。但對身處偏僻區域的青少年而言，手機是他們了解外面的世界、接觸更多信息資源、學習技能和知識的途徑，是他們和遠方父母保持聯系、緩解思念之情和排解孤獨的“數字救生筏”。

社會關系的重構更為復雜。當人們希望借助社交網絡擺脫內心孤獨感時，結果卻陷入了“群體性孤獨”。“群體性孤獨”營造了這樣的場景：青少年與家人、朋友共處時缺乏對話交流，各自看手機，沒有了打鬧嬉戲。大家看似在一起，但事實上，被一道“數字屏障”隔離開來，人和人的關系出現了雙向凍結。

也就是說，數字技術正在重塑人類的存在方式，而非單純摧毀或拯救，人類在與技術同步進化。對教育者而言，使命不是筑堤堵截洪流，也不是在“禁止”與“放任”間做單選題，而應當教會學生在沼澤中辨認路徑，將手機的“雙刃劍效應”轉化為心智成長的“磨刀石”，使手機管理的重點從“心理問題誘因”轉向“成長資源開發”。讓學生理解并接受，手機管理是為了幫助他們在數字浪潮中學會自我掌控，使技術真正成為服務成長的工具，而非束縛人生的枷鎖。

教育者行動：

從“管控者”轉變為“療愈者”

校園手機管理本質上是數字時代教育者與青少年心理需求的深層對話。當手機被視作“洪水猛獸”時，我們容易忽略那些被算法推送淹沒的深夜、在社交平臺刷屏的孤獨、藏在游戲角色背后的自卑等青少年內心困境的外顯性癥狀。多項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發現，過度依賴手機的青少年，大腦中掌管“沖動”（腦島）和“自控”（前額葉）的區域協作效率會明顯下降，類似于大腦的“油門”和“剎車”系統出現配合障礙。其中傳遞出一個重要信息：手機不是心理問題的制造者，而是情緒失衡的放大器。

強行抽離手機，青少年會轉向平板電腦或智能手表等設備繼續進行非學習使用，或引發其他問題，最終還是需要教育者從本質上對人與技術的關系進行認知升級。可以通過開設數字注意力訓練課程等方式，幫助學生掌握思維主導權、建立起“數字免疫系統”。更重要的是，回到手機管理背后真正的教育命題：構建更具情感溫度的支持系統，提升現實人際交流的吸引力，讓學生主動回歸真實世界。

因此，教育者應轉變行動邏輯，從“管控設備”轉向“療愈心靈”，從“人機對抗”升級為“人心聯結”。教育者應將手機作為洞察學生心理需求的“窗口”，在制度設計、課堂教學、家校合作等方面鋪設情感疏導管道，用人際互動填補被手機占據的心靈空洞，以包容且堅定的姿態，成為青少年心智發展的“守堤人”。

（作者系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

［教師說］

班主任如何干預學生使用手機

鐘杰

在數字時代，手機管理已成為眾多教師、家長面臨的棘手問題。手足無措的家長將希望寄托于學校，期待學校能制定管理制度，進行有效干預。我所在的學校印制了《關于禁止學生帶手機等電子產品入校家長告知書》，要求學生和家長認真閱讀后，再共同簽署《學生不帶手機等電子產品進校園信守承諾書》。然而，一紙承諾書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部分沉迷手機的學生放學回家后，依舊難以抵擋手機的誘惑，因手機引發的親子矛盾也經常發生。在此情形下，班主任可以從家校溝通的角度出發，巧妙地搭建家校合作的橋梁。我從以下六個方面探討具體的實施策略。

第一，班主任與學校管理層協商后，制定一套詳細的制度。制度中要明確違規后果，避免模糊不清的表述。例如，寄宿學生周日來到學校后，上晚自習前必須關掉手機，并統一放入班級手機箱里，上鎖交由班主任管理。周五放學時，再由生活委員將手機逐一發放給學生。若學生私藏手機，被同學舉報或者被班主任發現，手機將交由學校德育處暫時保管，等到期末由家長申請領回。若學生出現兩次違紀行為，手機將由學校保管至學生畢業，由家長申請領回，并給予相應的違紀處分。同時，領取手機等電子產品也需要遵守一定的流程。

第二，班主任要積極征求家長意見，確保規則獲得支持。班主任可以通過家長會、問卷調查或線上投票等方式廣泛征求建議，規則的制定要兼顧可行性與家庭需求，從而提高家長的配合度。比如，有些家長因特殊情況需要聯系學生，可以建議家長為學生配備智能手表，但一定要設置使用時間和使用模式。

第三，班主任可以組織簽訂手機使用三方協議。精心設計一份《手機使用承諾書》，由學生、家長以及班主任共同簽署以強化責任意識。無論是學校還是家庭，都要重視培養學生的契約精神。

第四，班主任還需要建立多維度反饋機制。一是定期反饋。每周五下午放學前，班主任要通過班級群總結手機使用情況，反饋的目的是讓家長清楚地了解學生在學校使用手機的情況，從而在周末有針對性地管理。二是開展一對一溝通。對于頻繁違規的學生，家校溝通的最優方式是進行一對一溝通。在溝通時，要避免指責，可以采用“現象+建議”的模式。三是搭建家校互助平臺。班主任可以建立家長手機管理經驗分享群，定期組織交流活動，鼓勵家長分享家庭管理技巧，如制定家庭手機公約、使用時間管理工具等，讓家長之間形成互助氛圍。

第五，班主任應引導家長成為“教育同盟”。一方面，指導家長布置有利于手機管理的家庭場景。比如，執行“無手機晚餐時間”計劃。另一方面，提醒家長避免“雙標”行為。比如，自己沉迷手機，卻要求學生自律，怪罪孩子抗干擾能力差，這種行為是不可取的。

第六，班主任可以采用正向激勵的方式，強化學生的自主管理能力。一是建立家校聯合獎勵機制。班主任可以設立“自律之星”等榮譽，由家長觀察記錄學生在家使用手機的情況，班主任在班上進行表彰，家校雙向激勵。二是提供替代選擇。班主任可以與家長合作，增加一些有益的課外活動，如家庭親子閱讀活動、親子戶外騎行、親子觀影等，讓學生對“人”而非對“物”產生依戀。鼓勵學生課余時間與同學社交，從而減少他們對手機的依賴。

總之，班主任和家長都應該明白，無論制定多少管理策略，其最終目的并非“消滅手機”，而是培養學生合理使用科技產品的素養。在進行“家校搭橋”時，班主任要秉持共情先行的原則，理解家長的焦慮，不隨意開口責怪家長溺愛、放縱學生。與其把注意力放在控制學生使用手機上，還不如與家長攜手，培養學生自律的精神品質和信息辨別的網絡素養，讓手機真正成為學生成長的推手。

（作者系廣東省深圳市光明區光明中學正高級教師、全國優秀教師）

［學生說］

戒掉手機讓我

從容面對挑戰

胡兆飛

在中考結束后的那個遙遠夏天，我不僅收到了心儀學校的錄取通知書，還拿到了我人生中第一部手機。彼時，我沉浸在“雙喜臨門”的欣喜里，未曾料到這臺黑漆漆的機器將給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變化。

剛邁入高中時，和身邊優秀的同學相比，我的成績顯得平平無奇，為此我時常自卑。那段時間，為逃避窘境，我徜徉在手機造出的一場又一場夢中。但這并沒有改善現狀，反而導致我的成績更加不盡如人意。同時，網絡上良莠不齊的信息讓我對世界的認知開始出現偏差，我無端生出許多對成績和未來的焦慮。直到高二上學期，因為成績實在太差，我只能放棄化學競賽的學習。我意識到：手機已經嚴重干擾到我，讓我無法選擇自己真正熱愛的事情。自此之后，我開始嘗試逐漸遠離手機，盡管過程十分坎坷，但好在進入高三前，我已經對手機有了基本的自控能力。

可在高三上學期，陡然上升的學業壓力讓我無所適從，為減壓我再一次將手機帶到了生活的各個間隙里。剛開始，我的成績并無波動，甚至還有提升的趨勢，因此我漸漸放下顧慮，盡情地揮霍時間。直到再一次成績慘淡，我才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并決定放下手機，認真去學習與生活。

放下手機之后，我發現自己學習的專注度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于我而言，過度使用手機真正的危害在于它會讓我心神不寧、時時刻刻牽掛著游戲里的奇幻冒險，進而影響我的學習效率乃至生活質量。曾經，我對“手機會極大影響學習效果”這一論斷嗤之以鼻，可如今，我已對此深信不疑。當然了，如果自控能力足夠強大，能夠在學習與生活中合理地利用手機，使其為自己的成長助力，那無疑達到了一種比我更高的境界，只是這并非易事，需要強大的自律作為支撐。

當然，我在生出戒掉手機的念頭時，就知道僅憑我自身的意志力無法挺過接下來這段“人機分離”的日子，因此我購入了一個音樂播放器，此后這臺小機器就成了我形影不離的好伙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生活非但沒有因為少了手機而變得枯燥乏味、黯淡無光，反而愈發地明媚起來。在每天下晚自習后，我都會騎上單車，戴上耳機，在被黑夜包裹的街巷里穿梭，盡情地享受這份往日里從未曾覺察過的安寧與愜意。那耳畔傳來的或悠揚或舒緩的音樂，如同涓涓細流，淌過心田，洗去了白日里的疲憊與煩惱，讓我能夠以更加從容、平和的心態去面對學習與生活中的種種挑戰。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大一學生）

微評

切記手機管理的

目標是育人

王緯明

理念是行為的先導，校園手機管理要先明確理念和原則，才能找到適合的教育引導策略。手機管理的邊界是教師育人的邊界，其目標也是育人。以學生為中心，看到學生的發展可能、看到學生的需要，才可能引導學生行為，這是提升手機管理效度的核心。

有了原則，就有了方向。那么，如何進一步提升管理成效呢？

第一，轉變自身角色。教師由手機管理監督者轉變為輔助者，學生由被監督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家長由執行者轉變為協理者，手機管理需要賦予三方話語權。讓學生從被動接受規則轉變為參與規則的制定、落實、修訂與優化，真正被當作有思想的“人”。學校可以通過問卷向家長、學生征集手機管理建議，包括誰可以帶手機、帶何種手機、在校如何保管，以及校外和居家使用手機的規則等。達成共識后，教師、學生、家長每個人按照規則各盡其責。

第二，構建育人場域。陸游曾言：“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如果學生缺乏學習熱情，不清楚學習目標和意義，手機管理的效度也會隨時間減弱。這就需要教師從根本上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明晰學習目標，樹立理想愿景，從情、智、理三方面將學生導向手機管理的自愿執行者。例如，我們學校多次邀請兩院院士、大學教授進校園，優秀校友、卓越家長進班級，及時解答學生困惑，構建陽光育人場域。

第三，達成懲戒共識。即便做好角色轉變和育人場域構建，教師仍需面對手機管理中的各種意外。例如，曾有學生因專注于設計而忘記按規定放回手機，教師“懲戒”學生為班級設計班旗、班徽，既達到了懲戒的目的，又發揮了學生特長，最終該設計還獲了獎，該學生大學時期選擇了設計專業，現已成為業內小有名氣的設計師。教育的關鍵是要“以學生為中心”。

（作者系上海市吳淞中學高級教師、上海市優秀班主任）

《中國教育報》2025年04月07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