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名志愿者在網上發長文控訴，讓曾經的明星公益團隊“予她同行”遭遇了一場風波。

“予她同行”在各個公募平臺上的募款通道保持關閉，迄今已有半年。該團隊曾以2020年底高校“衛生巾互助盒”倡議，以及疫情期間為女性醫護人員捐獻生理衛生用品等活動為大眾所熟知。

據該團隊微信公眾號披露，截至2024年6月30日，其重點項目“月經安心行動”賬上結余540.4萬元。該項目向偏遠地區女學生捐贈生理用品并提供性教育，是較少受到關注的公益門類。記者統計發現，“予她同行”募款水平在同類公募項目中位于中游。

官微顯示，“予她同行”向偏遠地區捐贈衛生巾等公益行動一直在進行。不過，今年1月，團隊發起人梁鈺告訴記者，受輿論風波影響，資金流入與流出都受限制，一些欠發達地區女生助學項目被迫停擺。梁鈺稱，有一個女孩，項目本打算資助讓她繼續高中學業，也臨時取消。

輿論風波指的是2024年8月，一些前志愿者發布長文，公開幾年間的部分聊天記錄，指控梁鈺在志愿者和受助者面前展現出階層上的優越，借公益打造自身的網絡形象等。對此，梁鈺均予以否認。

這場志愿者與發起人之間的“羅生門”事件中，雙方都夾帶著情緒。而撥開這些糾葛，能看到一種失落：一個公益團體在“平權”的期待下形成，最終仍要面對等級與工作中權力不均帶來的裂痕。

指控梁鈺的長文中，志愿者模糊了梁鈺的面目。

“同袍”

“予她同行”前志愿者許姐把兩只手抄在寬大運動服的口袋里，她頭發剪得短短的，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十歲，像一個初中女生。

她說，自己留過長發，但大學剛畢業去生產女包的公司上班，在營銷部門工作，設計部的同事總來打量她的穿著，據以把產品設計風格“做到極致”——嬌小而柔嫩的。她并不喜歡，感到自己被當作能“復制”的花瓶，但換一家公司也還是這樣，直到她改變自己的外表。

苗苗和小熊在工作中的感受是——姿態不夠決絕，行為要遭輕視。她們當過女程序員，去不同的互聯網公司面試，常被問“性別給你帶來什么優勢”，或者“以后會不會換去男朋友在的城市”。入職以后，也總有男同事當面議論其他女性的相貌。面對這種不快，好像沒有很多選擇，小熊有一回把上司罵了一頓，離職了。

小熊與許姐年齡相仿，在網上認識。那時，因2020年9月的拉姆被燒傷致死案，互聯網上對女性議題多有討論，許姐記得，那年自己在網上發言，與一些男性博主就性別議題發生罵戰，前者嘲諷她：“只會網上說話，沒有做任何事，幫任何人。”

許姐關注過不少博主，包括梁鈺。梁鈺是一名網紅，真人出鏡，外表明艷，常在網上曬日常生活，也發表追求性別平等的感想。

當年有一個話題是，女性是否應爭奪孩子的“冠姓權”，梁鈺曾激進地在網上評論：“自己生娃和別人姓，請問和代孕媽媽有什么區別？”

這幾名受訪者與梁鈺一度是“同袍”關系，一起發聲。對于一些被外界認為嗆人的言辭，她們說，是刻意抬高了調門的。“女的應該學會‘發瘋’。”小熊解釋，“發瘋”是一種年輕人的說法，指以夸張的方式宣泄真實情緒。

許姐則說，在社交媒體上，一些男性也不講道理，也很兇：自己正在被他們攻擊，還怎么反過去照顧對方的情緒？

2020年，梁鈺和一些網友掛靠無錫靈山慈善基金會，在微博上發起名為“姐妹戰疫安心行動”的公益活動，面向社會募款，給女性醫護人員捐贈生理用品。之后，該項目改名為“月經安心行動”，對欠發達地區學校的女性進行捐贈。

據其微信公眾號，2020年10月，該志愿者群體正式以“予她同行”公益團隊為名，除了“月經安心行動”，還推出一些倡導提升女性權益的項目，例如提倡高校女生在衛生間里放置“衛生巾互助盒”。

“予她同行”在微博中表示，“衛生巾互助盒”活動開展以來，有近500所學校加入。

這些聲音鼓舞過一些人。正讀研究生的露西曾追看女性博主的言論，她形容：“（她們說的話）把一些我們生活當中的遭遇顯現出來，‘可見化’了，我小時候覺得來月經就是挺羞恥的事，接觸到社交媒體，這些博主說，不應該羞恥。”

露西記得，在微博上看到這些條目之前，自己就想過在學校的女衛生間里放衛生巾，方便同學們互相借用，但又聽說其他女生這么做，被保潔阿姨阻攔，說要學校審批，就擱置了。隔一陣，露西聽說有同學放置成功，還張貼了“予她同行”的宣傳海報。

據“予她同行”微博，一些大學女生使用其物料宣傳“衛生巾互助盒”理念。

2020年底，小熊加入“對接組”，聯系受捐助的學校，第二年九月，許姐加入“宣媒組”，為“予她同行”的各個賬號寫作。

許姐和小熊都表示，她們希望在網上實現“全女公益”，即團隊全由女性組成，幫助對象也限定為女性。“全女公益”的內涵還包括：去中心化，不搞上行下效的科層制。盡量做到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決定。

就加入“予她同行”的原因，前志愿者樂樂則說，當時“停留于口頭功夫”是那一時期的互聯網氛圍，對比地看，梁鈺能做實事，讓她產生敬意。

被鼓舞的，被澆滅的

2020年11月，“予她同行”在一個線下藝術空間籌辦了一場藝術展，吸引了剛讀大學的樂樂。樂樂從前沒接觸過“女性主義”，她只是模糊地不喜歡某些呈現女性身體的藝術。而那場展覽展現的是不被重視的女性生活：比如，一面墻陳列大大小小的搓衣板。還有一個很暗的房間里，展覽了被性侵女性的自我陳述。樂樂十分感動。

展覽展現的是不被重視的女性生活，吸引了樂樂。 圖源：“予她同行”公眾號

在樂樂眼里，梁鈺那種偏精致的形象，“好漂亮，閃閃發光的”。與許姐類似，她總是作樸素打扮，并認為目前的樣貌屬于女性的“自然狀態”，但梁鈺的形象在當時能給她一些力量感。

以“予她同行公益基金發起人”的身份，梁鈺在同個藝術空間里主持了幾場論壇，到場的有女性藝術家、創業者。那幾年，網紅經濟方興未艾，一些女性創業者的產業又與之有關，在網上，她們和梁鈺會時不時曬一些精致照片，互相關注、轉發。

網紅經紀公司“摘星閣”創始人張嘉怡（網名“侃烴”）在論壇上自稱是梁鈺的朋友。聊起創業，她回憶自己從高三開始兼職當攝影師，大學剛畢業就做網紅經紀人，一天睡四五個小時。

梁鈺表示，很多人想象中的女性管理者一定是吃苦受罪、不修邊幅的形象，她想打破這種偏見，展現“快樂的女老板”。

梁鈺說，女性要愛自己、要欣賞自己的容貌，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女性要坦蕩爭取，“堅定捍衛自己利益的人，堅定爭取的人，才是老板欣賞的人”。

侃烴表示贊同她的說法，“希望大家大聲尖叫”，把力量凝聚起來。

對于梁鈺的線下言行，許姐等人不太關注也不反感。她們說，任何一個女性形象都容易被抨擊，“連張桂梅也有人批評”。她們不希望女性群體內部糾結于這種細節。

可嫌隙還是從細節里生了出來。

加入“予她同行”后，小熊和苗苗同梁鈺一起去過云南的幾所學校開展講座。路途遙遠，2023年5月的那次，“予她同行”團隊先是“到昆明住一晚，第二天坐綠皮火車去墨江縣，再坐好幾個小時的車到景東縣”。梁鈺這樣描述這趟行程。

苗苗回憶，學校地處偏僻，“孤零零藏在梯田里”。宿舍不夠用，一些女生就住在教室邊的房間里，沒有專門的晾衣桿，“學校里也有男生，不太可能把內褲坦蕩地用晾衣繩掛到操場上”。

她們原本預想做生理衛生教育，重點宣傳勤洗換內衣褲，看到這樣的硬件條件，她感到犯難。

衛生教育后，團隊還要做一些“勵志”宣講。梁鈺向學生介紹侃烴的故事，說她是“年入百萬的女老板”，而另一位一起去的女藝術家，則是“三十四歲，還沒有結婚”。

“予她同行”支教時的生理衛生教育資料。 圖源：侃烴微博

這樣的話令小熊不適。小熊說，梁鈺“線下相處還算正常，只是線上’發瘋’”。有生人在，梁鈺說話會夸張一點，是一種“人來瘋”。這種個性在網上和一些社會活動中占優勢，在山區直面未成年女孩時卻不一定。

回過頭分析，小熊一方面肯定，當地女性大多結婚很早，可以給孩子們了解別的選擇；另一方面，“女老板”的說法仍然讓她覺得過分。

苗苗感到的是一陣無力，她解釋其中的割裂體驗：當地孩子靠高考去大城市發展，需要家庭、朋友的長期支持；“予她同行”跑一趟，待幾個小時就離開了，沒有什么實際幫助。

“表里如一”

1月14日，記者向梁鈺求證，是否鼓勵山區女孩“當老板”。梁鈺說，記不清自己的具體措辭是什么，不過：“有什么不好？”

她說，這些話的原意是讓山區女孩看到人生的可能性。“我甚至跟她們分享，我有朋友沒有讀過大學，她去新西蘭摘葡萄。我也會說，每一個省、每一個城市都有人社局的培訓，實在不行，哪怕去省會城市，可以做月嫂，做育嬰師，也是一個很正經的出路。我們會帶很多不同職業的女性去，不一定都是社會資源好的女性。”

據梁鈺回憶，給孩子們講了侃烴的故事，底下是歡呼聲，她認為這是對講座效果最直觀的反映。

幾名志愿者的感受與此相悖。她們后來在指控梁鈺的長文中還提到，梁鈺對受捐助的女生抱有居高臨下的態度。她們引述的聊天記錄，記錄了2024年夏天，梁鈺組織三名來自云南山區的高中女生來上海游玩的過程。在志愿者看來，梁鈺的言辭不尊重對方，例如，當三個女孩在微信群里表示父母不同意，梁鈺的口吻顯得不容反駁：“妳自己不會說啊！”“我們都捐了妳們這么久了，有啥不放心的！”“讓你爸媽不要做你的絆腳石。”

梁鈺對記者回應，自己是一個強硬的人，她又形容自己是“活人”——互聯網語境中大致形容人真誠且表里如一。梁鈺回憶，三個女生本身想來上海，但因為“親戚嫉妒”等原因，家長不樂意。為了克服這個障礙，她給當地教育部門打了很多電話反映問題。

針對志愿者在文中講述的“為了節省讓山區女孩坐廉價的紅眼航班”，梁鈺解釋，做通家長工作之后，她找當地熟人開車，送女生們到大理機場，夜里走山路怕不安全，只能白天趕路，晚間上飛機。等飛機落地上海，自己開車來回一百多公里，把她們接到市區。

在她看來，要是別人操辦，孩子說“家長不同意”，就直接放棄了，團隊里的其他人都沒有能力去反復爭取。這么說著，梁鈺隨手一指坐在一邊的“予她同行”副理事長李佳：“她也不行，她是一個成熟的人。”意思是，李佳過于有禮貌，遇到這種事口拙。

李佳事后給記者發微信，希望在報道中匿名：“大家都是素人，感謝理解。”“梁鈺作為站在臺前的人，承受的壓力和職責，以及個人人身安全的風險，也都不是大多數人能承受的。”

“有魄力”也是志愿者對梁鈺的評價。小熊說，看梁鈺能把項目從零到一地做起來，覺得她很厲害；但是，也看這份魄力用在什么地方。上述長文中主張，不應讓受捐助人看見捐助人“光鮮亮麗和滿是消費主義的生活”，差距太大。而在采訪中，梁鈺主動提及，她和朋友帶著女生們在上海洗牙、吃大餐，都是“我和理事自己掏的錢”。她們還一起去參觀了互聯網大廠。

梁鈺發了將近十條微博描述這一行程。其中一條在她的主頁置頂：“我當時打電話的時候就和妹妹們說：我帶你們出來，不是對你們有要求以后要回饋我或者變成特牛的人。是因為之前有一個女孩子和我說的一句話讓我特別心碎。她和我說‘她覺得這個世界上美好的事情都不會降臨到她的頭上’。我就是想要帶你們看看這大千世界有好多人有不同的活法，未來你們也可以通過你們的勞動，過上你們心里的dream life。”

流量與公益

許姐從來沒在線下與梁鈺碰過頭。小熊和苗苗只有在下鄉辦活動時，與梁鈺有過當面接觸。樂樂則承認，梁鈺曾是 “偶像”，她讀大三時加入了“予她同行”的“宣媒組”，此后開始剪“源源不斷的片子”：“藝術展宣傳片，梁鈺參加活動的vlog……”

志愿者按照工時拿補貼，每小時7.5元，但每天最多能申報四小時。樂樂回憶，有一些工作很繁瑣，例如梁鈺要求修圖，還要求把視頻里的自己也修一下，視頻的清晰度是1080P，一秒六十幀，她“一幀一幀修”，不可能一天只花四小時完成。

樂樂承認自己不是熟練工，但總完不成，還因為能力問題受到批評：“我心情非常差，每天上課精神恍惚。”現在回想，等于打了許多白工。

除了與梁鈺在救助方法上理念不合，幾位前志愿者還詬病其公益模式有假公濟私之嫌，她們在長文中形容，一方面，“教學組”“對接組”“募捐組”的志愿者參與公益的核心業務，去欠發達地區捐物資、辦講座；另一方面，“宣媒組”的志愿者要配合打造梁鈺的個人形象。她們逐漸感到，一起撐起的事業，被用來給梁鈺個人出了風頭。

“單是憑梁鈺，招募不到這些人。她憑的是‘女性公益’概念，大家對性別話題有那么大熱情。”樂樂說。

樂樂修整過梁鈺的形象，許姐代寫過她的文案，有些在梁鈺的個人微博發布，說起為“予她同行”工作的往事，她倆帶著情緒說，梁鈺腦袋空空，不合適當“女性偶像”。

五年時間，梁鈺的微博粉絲數量從2020年初的30萬出頭，漲到現在的101萬。

采訪中，聊到志愿者的這一質疑時，梁鈺說，她也認為微博不單是“予她同行”的宣傳平臺，也是她個人的展示平臺。但她認為，這個賬號能火，靠的不是志愿者零碎幫忙，主要靠她自己。

“這是你的副業嗎？”當被問及這個問題時，梁鈺回答，算不上。

“對營銷有點了解，都會知道任何一個號發太多公益內容，會消解這個號的商業價值。”梁鈺堅稱，“我是用流量做公益，不是公益給我流量。”

梁鈺表示，“予她同行”更核心的工作是“理事和監事在做”，其他志愿者都是“多少做一點”的狀態，沒有硬性要求。

據李佳描述，“核心的工作”主要在外聯方面。她回憶，五年前剛起步時，“予她同行”就希望注冊民辦非企業單位。“民非”管理遵循嚴格的雙重管理體制，既要接受民政部門管理，又要根據業務范圍接受業務主管機關監督。

梁鈺表示，幫扶女性的公益機構注冊更少先例，“我們付出了很多努力”。2024年5月，上海市楊浦予她同行公益服務中心成立。

團隊發展的過程中，梁鈺起到協調網絡資源的作用。她回憶，2020年，“予她同行”成立不久，對接不同的合作方，總被要求把活動名稱里的“月經”拿掉，換成隱晦一些的詞匯，梁鈺堅持，“我們找很多藝人博主讀口播，就要創造公眾人物把‘月經’兩字說出口的歷史。”

“公益圈的人可能不太理解博主和藝人的思維方式，（對該人群）需要‘中譯中’（即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說話）。”梁鈺說，“加上我本身是博主，和很多博主私下認識，大家是朋友，可以幫忙。我要是去做別的，他們也會幫助我的。”

在梁鈺和李佳看來，做公益還需要面臨的實際問題是：流量有其價格。為了維護互聯網募款渠道，不少公益機構需要花錢購買流量。相比之下，“我們幾乎沒有廣告預算”，李佳補充。

不過，采訪過程中，梁鈺表示很不愿意被看作或被描寫為“流量來源”。她多次補充：她的公益成績不是靠新媒體，靠的是其他方面的工作能力，如溝通能力、執行力。

她甚至將其視為一種批評。梁鈺給記者轉過一份自己與學者的郵件問答。被人反復追問“流量何來”之后，梁鈺語帶氣惱地寫道：“是否因為我們是一個由女性領導、專注于女性議題的公益組織，所以更容易被歸因于新媒體，而不是戰略、管理和系統性的努力？如果同樣的事情是由男性主導的公益組織完成的，是否還會被如此關注‘流量’這一因素？”

談及在網上抨擊她的幾名前志愿者，梁鈺形容，她們散漫而過于有個性。“平均一個月工時在9-11個小時。”她指志愿者申報的工時，記者沒有與她核對每個志愿者名下的工時。

梁鈺展示了一份文檔——“予她同行”團隊找律師寫了一些給未成年女性的普法文章，志愿者需要根據機構立場進行修改。一名前志愿者在批注里“銳評”：“這也太‘愛男’了。”對此許姐回應說，有很多批注，這只是其中一條，而且原文章有一些不合適的措辭。

在公益界做了幾十年的上海海知趣機構負責人劉永龍則分析，有的公益機構主業就是傳播，個中翹楚有國際環境保護機構“野生救援”（WildAid），官網最顯眼的部分是“數百公益大使”和“頂級廣告公司支持”；2014年左右，公益界就在討論打造個人IP，這些無可厚非，只是，機構內部最好達成共識。

難以維持的“精神家園”

采訪中，梁鈺表達了一種真誠的困惑，她不能理解為何幾名志愿者要寫如此長的文章抨擊自己。她也不去想，“沒有用”——就像她讓女性朋友不去分析前男友的行為一樣。

在劉永龍看來，對于自主加入的志愿者，公益并不是工具，而是目的，因此難以容忍一般看來略不純粹的行為，比如讓被捐助者坐紅眼航班、讓志愿者修圖。志愿者們期待人在其中不被消耗，包括不被商業化、工具化地使用，自主意愿得到尊重。

劉永龍自己做過一個項目，試圖既做“志愿者的精神家園”，又做“弱勢者的希望家園”。他坦言，很難同步做到。他表示，甚至，注冊了民辦非企業單位，“予她同行”就更不同于自治社群，而有統一的目標。為了達成它，有人出網絡資源，有人出力，很難說完全的平等。

因此，梁鈺和志愿者們，既是“同袍”，又是模糊的上下級關系，有時還是代入個人感情的粉絲與偶像關系。“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劉永龍分析，雙方的預期難以確定。

一些分歧本該在公益活動之初就展現出來。但幾位前志愿者回憶，當她們感到梁鈺派的任務不合理，無法實現平等的“全女公益”，很快滑向自我安慰：“只要衛生巾能送到山區的妹妹手里就行了。”在志愿工作的忙碌中，她們逐漸工具化地看待“予她同行”和自己。

長文中，志愿者挖掘出許多堵在心里的不滿。（左：梁鈺）

起初，按照“予她同行”微博給的聯系方式投出簡歷、聯系、簽過“志愿者承諾書”后，許姐被拉進了“予她同行”一個幾十人的大群。在她的感受中，到了一個新環境，她想“先觀察一下”，因此沒出聲。小熊和苗苗加群之初，還把它理解成一個平等溝通的女性網友群，但看到沒什么人閑聊，就默認不能暢所欲言。

她們看見，梁鈺對活動出主意，其他群友應和得多，隱約判斷，梁鈺在組織里地位很高——但梁鈺的權責沒有用文字確定下來。有一樁事一直堵在苗苗心里。有一年“人人公益節”，要做一組捐助活動，苗苗在大群里提議，做成合作品牌對被捐助女孩的點對點募捐，顯得雙方有連接感。梁鈺一下提了一堆問題：有沒有考慮過工作量？怎么做？能不能做？”

苗苗很喜歡自己的創意，“想要努力掙扎一下”，又堅持幾句，可梁鈺已經開始與其他群友對話。苗苗感到發言被“水”過了，再插嘴顯得沒趣。她暗忖，成了公募活動，也有很大工作量，需要募捐組的志愿者寫十幾頁報告給管理部門。可是，募捐組沒說什么。

有的志愿者選擇消極抵抗。小熊坦言，一段時間后，預感到反對梁鈺會招致說教，面對她認為不合理的要求，比如問對接學校要感謝信，她并不真的去問，而是過一會兒回復梁鈺：“人家不愿意。”她逐漸有一種麻木的“打工心態”，還有一種想法是，真被拆穿也沒什么：“我又不拿她錢，白干了這么久。”

直到梁鈺對被捐助人的態度引發了更大不滿，她們才退了群，矛盾爆發。

公益組織的“面子”和“里子”

今年1月，梁鈺對記者表示：“沒一個人（指參與發文的前志愿者）找我直接溝通過。我覺得大家可以私下溝通。在沖突中解決問題也行。”

采訪結束后，她又發來微信：“我們對于后續的志愿者管理和團隊也會持續去學習，這也是很多公益組織在學習的地方。未來就是需要更多的人、企業等有識之士加入我們。”

幾位受訪的前志愿者則表示，經過這件事，她們對整個公益事業感到了灰心。苗苗難過地說，覺得自己無法切實地幫到受助女孩，對她們只能投以輕輕一瞥：“像去打一個毫無影響力的補丁。”

現在，她們幾個都要投身到自己的工作中，“無暇顧及他人”。

一位同類型公益事業從業者杜雯（化名）坦率表示，她理解捐贈人及志愿者有“只捐女孩”的想法，可能是一種遭遇了結構性壓力之后的心理反應，但根據她實踐的經驗，“全女公益”很難實現。

杜雯表示，年紀小的女孩一般是在廁所里發現自己初潮，而一些收取流動兒童的學校自身條件實在有限，如果公益機構提出改造硬件，學校方面會更配合。因此，她的實際工作之一是改裝廁所，并在其中場景化地開展生理知識教育。“這實在不可能只改女廁，不改男廁，會很奇怪。”而且男孩也需要性別平等教育。

她說，這項工作的挑戰之一，其實一部分是在地老師也有“月經羞恥”，不想參與，需要公益從業者花心思與他們商量。

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愛小丫”基金秘書長張茹瑋說，她們也會根據收捐地區的實際情況，調研并調整公益活動的內容。

她回憶，2013年，“愛小丫”團隊在大涼山做公益，發現了很多學齡女童不穿內衣褲，不用或使用劣質衛生用品（例如，“五塊錢三十片的”，她回憶道），嚴重影響她們的健康和安全。“愛小丫”開始設計發放“小丫包”，以內衣褲、衛生巾等物資為載體，搭配“小丫課堂”，宗旨是“教會女孩如何從容、健康地度過青春期”。

為實現這一目標，“愛小丫”每三年開展一次全國性的項目實施地區的調研，發布有關項目實施成效和新需求的“粉皮書”，圍繞近期的“真需求”升級現有公益產品：“小丫課堂”已從聚焦欠發達地區女生生理衛生健康和自我保護意識提升開始，陸續新增了社會適應性建設的項目內容，如社交安全與健康審美、情緒管理與心理調適、職業啟蒙與多元機會等。

張茹瑋坦言，公益行業收入低，如果過于強調“用愛發電”，有可能出現管理制度不嚴謹、運作機制不規范、政企關系理不清，進而導致組織在公信力上出現“問題”。

目前，“愛小丫”核心團隊90%的成員是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而在志愿者的選擇上，也根據業務的切實需求，走正式招募和管理程序。

張茹瑋認為，遇到內部意見不一的時候，如果教務、傳播、財務等板塊，各有負責人為各自的第一目標爭取，項目不容易變形。

不過她表示，“愛小丫”已深耕這一領域十一年，在專業性上有底氣，可以接受項目流程較長，投入較大精力思考，而在募款困難、網絡流量等壓力之下，一些后發團隊做不到每一件事都如此周全，在一定范圍內是可以理解的。

上海復恩社會組織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理事長陸璇多年從事公益法律服務，他表示：社會組織的理念，與企業、政府部門都不一樣，但現在少有關于社會組織獨特性的討論，以至于在許多外人眼里，“我們（指社會組織）的地位和私企差不多”；但是，社會組織如果不講究理念，失去了自下而上、群策群力的優勢，又如何與私企競爭，如何發揮社會作用？

（應受訪者要求，許姐、苗苗、小熊、樂樂、露西、李佳、羅雯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