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學》開篇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

《四書通講》

既然我們把“四書”看作一個整體，那么，“四書”的最后一章當然不該輕易放過：

孟子曰：“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馀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馀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馀歲，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盡心下》）

這段話不僅是《孟子》一書的尾聲，也是整個“四書”的終章。

孟子的這段議論，大有以道自任、“舍我其誰”之概，同時也回應了他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著名預言：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shù)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公孫丑下》）

這兩章文字皆有一個對于“時間”的期許，那就是“五百年”！

朱熹對“孟子去齊”一章的注釋說：“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馀年而圣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yè)聞望，可名于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50頁）

《四書章句集注》

朱子顯然是把這一章與《孟子》最后一章互為參照的，其中同出互見的兩組人物，一是“圣王”系列，一是“名世者”系列——“圣王”確立法度，“名世者”執(zhí)行法度——彼此之間，形成了一個名為“君臣”而實則“師徒”的“遞相授受”的傳承機制和“見聞”系統(tǒng)。

正是在這里，埋藏著一把打開“道”之“窄門”的隱形鑰匙！

那么，圣王之間到底傳授了什么呢？《論語》最后一篇《堯曰》的開頭給出了答案：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shù)在爾躬。允執(zhí)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請注意，這段話是堯對舜所言，而舜又以此“命禹”——命者，令也，授也，傳也——其中的承傳方式及人物線索清晰可見。

而“允執(zhí)厥中”四字，在《尚書·大禹謨》中則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這就是著名的“十六字心傳”，實乃圣王治道之要訣，允稱博厚高明，千古不刊！

更有意味的是，此章緊接著堯、舜、禹三圣傳道之后，又有商湯、武王、孔子之言，其中顯露的，正是一條“道統(tǒng)”授受、“道脈”流傳的輾轉接力之路線。

錢穆先生論此章與全書之關系說：“蓋此章非孔子之言，又非其門弟子之語，而自堯、舜、禹、湯而至武王，終以孔子，其次序有條不紊，其為全書后序而出于編訂者某一人或某幾人之手，殆無可疑。”（《論語新解》）

《論語新解》

不過竊以為，這一說法尚未全部揭示出《孟子》、也即“四書”末章更深層的“話外音”。

二

孟子到底想說什么呢？以我個人愚見，蓋有以下兩點：

其一，是“道”的下移，乃大勢所趨。

在孔子以前，“道”的傳遞是由“圣王”遞相授受的，正如古史傳說中的“絕地天通”之前，“天命”本來只能由“天子”或帝王感知與傳遞——后有所謂“湯武革命”，也不過是“革（改）其天命”——故王朝更替也好，道統(tǒng)傳遞也罷，皆與一般“政治素人”或平民無關。

孔子的出現(xiàn)，打破了這一“道統(tǒng)”傳遞的上位壟斷格局。《論語·堯曰》篇也好，《孟子》末章也罷，都做了一個將孔子“植入”圣王傳道系統(tǒng)的工作，其重大意義在于，將本來高高在上的“天命”和“道統(tǒng)”，經(jīng)由孔子這樣一位平民圣哲，下移到了廣土眾民之中。

孔子一介布衣，對于堯、舜、禹、湯、文王前后承傳之道，雖然未能“見而知之”，卻終能“聞而知之”，并達到“集大成”之境界，這一“圣道”由“王”而下移至“士”的文化事件，對于“道統(tǒng)”的確立及傳遞，意義重大，非同小可。

正是孔子以一人之力，在“王道”缺失、“霸道”橫行、“圣王不作”的春秋亂世，擔荷起了本應由“圣王”履行的弘化使命和傳道責任。孔子之所以被后世尊為“素王”，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孔子像

其二，是“道”由“人”傳，人在道就在。

孟子敢于“以道自任”，是因為他發(fā)現(xiàn)了“道脈流傳”的歷史信息和生命真相。蓋“道”之傳遞，正賴師徒之間的“口傳心授”——“學緣師法”之外，還有“心法心印”。

用孟子的話說，“見而知之”就是嫡傳親炙，“聞而知之”則是“私淑尚友”——從孔子到曾子，曾子到子思，子思再到孟子，其間流貫的正是一條未曾中斷的“現(xiàn)身說法”、“口傳心授”的偉大“道脈”！

因為“目擊道存”，故能“心心相印”，并最終確保了“道”的傳遞真實無妄，渾然天成！

也就是說，“道”雖然需要“經(jīng)”和“文”來承載，但對于“道”之微言大義的把握和傳遞，則必須要超越“文字”和“名相”，才能“體貼”、“遙契”、“覺悟”和“印證”！

換言之，孔子之所以反復提醒弟子們，在言行之間要更重視“行”，原因正在于“言”無從“盡意”，而包含著出處行止、待人接物、音容笑貌的“行”，卻可以于無聲處彰顯“道”的博大、高明和精微！

《班固集校注》

班固在介紹《論語》成書時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這里的“孔子應答”與“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正是對孔門師徒“口耳相傳”“默識心通”的“傳道”過程的精準描述。

這也恰好印證了孔子反復闡明的一個道理，那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就是說，因為“天道遠，人道邇”，故要想上達“天道”，就必須下學“人道”。

既然是“人道”，當然只能由“人傳”。一句話，人在，道就在；人亡，道就可能衰！

那么，“道”究竟靠什么傳遞呢？

第一，要靠耳聞目見，所謂“相與言而接聞”也。

只有這種面對面的口傳心授，才能確保信息不會散失和篡改，“道體”才能完好無損。所以，對于不能得聆圣王及孔子親炙的后世學者而言，就只能如孟子所說的，通過“頌其詩，讀其書”，“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了。

更重要的是，還要能在“尚友古人”和“私淑諸人”的過程中，擺脫名相，破掉執(zhí)著，以自己的生命熱力和慧命活力，去“聯(lián)想”圣賢傳道之“場境”、“語境”和“情境”，進而契入其“心境”、“意境”和“道境”，并最終“還原”其“道場”，“激活”其“道體”，“疏通”其“道氣”，“承傳”其“道脈”！

佛家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禪宗所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說的正是此意。

第二，要靠“以心傳心”，實現(xiàn)“心體”與“道體”的一線貫通。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放”者，失也。又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離婁下》）

到哪里去找那顆已經(jīng)“放失”已久的“心”呢？孟子說：“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

《孟子譯注》（典藏版）

原來，我們“放失”掉的“赤子之心”，在圣人那里早已“先得”著了，無時無刻不在正等著我們?nèi)ァ扒蟆保∈バ呐c我心，原本無二，千古一體，此即“心之所同然”者也！一句話，沒有“心”的神交冥會，所謂“傳道”，恐怕也只是鏡花水月。

以上兩點，正是我們所說的打開道之“窄門”的那把金鑰匙。

三

然而吊詭的是，這把本來由孟子發(fā)現(xiàn)的“金鑰匙”，卻竟在孟子手里失落了！

最先發(fā)現(xiàn)這一問題的是韓愈。他在《原道》一文中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顯然，韓愈是接著《孟子》最后一章往下說。他發(fā)現(xiàn)，孟子之后，“道”的傳遞便出現(xiàn)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的“傳譯”困境，以至于造成了“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jīng)與百家之說錯雜”（《讀荀子》）的混亂局面，佛、老二氏于是乎乘虛而入，后來居上。

《韓昌黎文集校注》

其實，不是孟子丟失了“道”，而不過是在他之后，“道”因為不得其人而不幸“失傳”罷了。因為失傳，反倒更顯孟子之可貴！

在《讀荀子》一文中，韓愈對孟子大加贊嘆：“始吾讀孟軻書，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jīng)]，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圣人之徒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可以說，韓愈已經(jīng)隱然看見孟子手里的那把閃閃發(fā)光的鑰匙了！就捍衛(wèi)孔子之道而言，孟子最大的貢獻就是“距楊、墨”。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

漢代儒者揚雄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于孟子。”（《法言·吾子卷》）

揚雄竊比于孟子，正因其能斥百家、崇儒道，故而敢以“圣人之徒”自期。而對于韓愈來說，當時的“塞路者”便是佛、老二氏之學。

所以，他才要學孟子辟楊、墨，做一番艱苦卓絕的“清道夫”的工作，以廓清通向“道之窄門”的“塞路”之物。從這個角度上說，韓愈簡直是噓枯吹生的“道”的守夜人！

《金明館叢稿初編》

陳寅恪先生謂其“發(fā)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后來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誠為“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后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論韓愈》，見《金明館叢稿初編》），良有以也！

韓愈死后三百年，宋儒沿著其大刀闊斧開出的“道統(tǒng)”之路，終于走出了一片嶄新的天地！“北宋五子”之首的周敦頤，提出“文以載道”（《通書·文辭》）說，使中斷千年的“道脈”得以“疏通”，以孔孟為旨歸的原始儒學借助理學的轉型，終于沖破佛、老二氏的義理糾纏而得以破繭而出，大放光明。

值得注意的是，和孔、曾、思、孟這“四子”前后接力一樣，“北宋五子”，生當同時，互有交游，可謂“見而知之”；而生于南宋的朱子，又系程子后學，其于“五子”，又可謂“聞而知之”。這一條理學之“道脈”也是線索宛然，有跡可循。

事實上，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儒、釋、道三教、三家、三學之傳承，無不賴此師徒授受之“心傳”而得以實現(xiàn)，此即韓愈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師說》）之義也。

《五百家注韓昌黎集》

所以，道之不傳，關鍵在后人常常蔽于私心和成見，不愿“尚友古人”，甚至根本不信有“道”之存在，更不信“道”之可知可傳，即使他們閱讀經(jīng)典，亦不過糾纏于章句名相、義理邏輯，而未能“以心印心”，“以法證法”，故大道雖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而一般凡夫俗子甚至文人學者，終不能“聞而知之”與“見而知之”也。

四

以上對“道脈”傳遞之內(nèi)在理路與歷史進程做了大致梳理，其要點大致可歸納如下：

首先，“道”之為物，雖有形上精微之特點，也并非不可“見而知之”和“聞而知之”，故我們絕不認同“道”的不可知論，也不贊同關于“道”之解說的神秘主義傾向。

其次，因為“道”是可以“聞見與知”的，那么，就一定可以通過“人”來“傳”。盡管在歷史發(fā)展的不同階段，“道脈”偶或一時中衰，但絕不至斷絕消亡，一旦逢其時，得其人，必有“一陽來復”的一天！故所謂“道之不傳”，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不是“無解”的難題。

第三，也是本書最想證明的一點，就是道不僅可得而“傳”，而且可得而“行”！

今之傳播中華傳統(tǒng)文化者，時常要面臨來自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嚴峻質問，即儒家所標舉的道德理想主義，不過是高懸于天上的烏托邦夢想，諸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等等美好憧憬，永遠不可能實現(xiàn)！

而且，他們還會搬出儒家內(nèi)部的聲音來為此說張目，如作為程頤四傳弟子的朱熹就曾不無悲觀地說：“（唐）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假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答陳同甫》）

《朱子全書》

這里，朱子非常深刻地揭示了，連唐太宗這樣的明君，也不過是“假借仁義”以“行其私”，當后世得天下的帝王標舉孔子仁義之道時，其所行者早已不是“王道”而是“霸道”——正是在這里，“道統(tǒng)”與“勢統(tǒng)”（或曰“政統(tǒng)”）開始各行其是，分道揚鑣了。

朱子的意思是，千萬不要以成敗和結果來論道統(tǒng)，假借仁義而行的“霸道”，其實與堯、舜、禹、湯諸圣王踐行的“王道”，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道！

換言之，“王道”之不行，并不意味著“人道”之淪喪。孟子說：“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君者而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滕文公上》）

就此而言，孔子作《春秋》，既是規(guī)范“王道”，也是存續(xù)“人道”。

關于孔子作《春秋》之義，司馬遷說得明白，那就是要“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史記·太史公自序》）。

南宋初期覆北宋國子監(jiān)刻遞修本《史記?孔子世家》

無他，蓋因“道之不行”也。當在位者皆私心自用、不行正道之時，孔子乃以一人之力，冒天下之大不韙，欲以《春秋》之義為天下立道、為后世立法！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以布衣身行王者事，從此，孔子開創(chuàng)的“道統(tǒng)”與“學統(tǒng)”，便與君主代表的“勢統(tǒng)”或“政統(tǒng)”，分庭抗禮，鼎足而三，并最終形成了“道尊于勢”的價值理念。

所以，當我們讀到朱子“道之不行”的感嘆時，大可不必灰心喪氣。要知道，“行道”與“傳道”究竟并非一事，“道之不行”絕不意味著“道之不傳”。

一句話，就算“道”永遠無法在現(xiàn)實中得“行”，也絕不減損“道”的價值！為了彰顯“道”的這一近乎西方宗教之神的絕對價值，朱子才要用“天理”為說，以便“激活”原始儒學中本來就蘊藏著的終極關懷和信仰精神。

當朱子說出“道之不行”之時，正說明他已從前人手中接過了“道”的火炬。當他終于把《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這“四子書”，合為一編，撰成《四書章句集注》之時，正是“道脈”得以“歸正”并重放光明之日。“四書”正是在此一意義上，才堪稱中國文化之“圣經(jīng)”與“道書”。

本書所梳理的十三個道，皆從“四書”之教義中提煉出來，無不是可知、可傳、可行的日用常行之“人道”。只要“人道”不失，“天道”便會常伴常行，“王道”即使終不可期，亦可作為一終極理想和絕對信念，如日月高懸，照亮塵世間阡陌縱橫的“道路”。宋儒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良有以也。

在本書的結尾，我想說的是——在這廣袤無邊的天文世界和人文世界中，的確存在著一些跨越時空的紐帶和系統(tǒng)：

《論語新識》

以血緣為紐帶，形成了“血統(tǒng)”；以學緣為紐帶，形成了“學統(tǒng)”；以“斯文”“慧命”和“道”的傳遞為紐帶，則形成了“道統(tǒng)”。這三統(tǒng)，遠比通過強權建立且隨時變易的“政統(tǒng)”或“勢統(tǒng)”更強大，更持久，更深厚。

中華文化正是一個由“血統(tǒng)”“學統(tǒng)”和“道統(tǒng)”交織而成的獨特的文化生命體，在長達數(shù)千年的演化和發(fā)展中，她已經(jīng)形成了人類文明中獨一無二的“這一個”。她也許不夠完美，但她足夠智慧，足夠堅韌，也足夠溫暖。

作為此一文化所孕育、發(fā)榮、成就的個體，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不過是曇花一現(xiàn)，來去匆匆，但文化的總體生命卻可綿延不絕，至少將與人類的總體命運同在。

在這個如長河一般悠遠的文化生命中，我們每個人都是河邊逆旅中的一個行者，“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飲水思源，不能不心懷感恩。正如北宋詞人李之儀的《卜算子》所唱：

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道脈”如水，逝者如斯，來者亦如斯。“窄門”洞開，驚鴻一瞥，剎那即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