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內大佬、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伍戈做了一張圖，信心量有點大。標題：關稅的盡頭，會是什么？他類比了一個關稅法案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得出的結論是：在美國關稅稅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份額從近70%三年時間萎縮至20%左右。

伍戈還有幾個觀點：1）關稅沖擊之下美國滯脹風險顯著抬升，但對全球而言，世界經濟下行風險明顯大于通脹，貿易摩擦面臨升級可能。我國出口增速或在基數擾動下短暫上行，但后續趨勢回落。

2）經濟環比動能在去年末脈沖之后呈趨緩態勢。消費補貼仍有額度，但鑒于降價、收入等預期消費者傾向于觀望，汽車經銷商集客轉化周期延長。

3）當全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顯著抬升時，各國消費、投資等需求往往趨弱。

4）季度GDP仍有望維持5%左右的情形下，短期逆周期政策顯著加碼概率有限，但空間存在。財政重點轉向提振消費，區別于傳統基建等。已披露的二季度新增專項債計劃發行規模小于去年同期，前置特征尚不明顯。化債仍是地方債主要投向。貨幣等政策操作或有邊際變化，但實質轉向有待外需等數據進一步確認。

據中郵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黃付生表示，胡佛任期內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是美國歷史上最具爭議性的貿易立法之一，被普遍認為加深了大蕭條的經濟惡果。

該法案誕生于1929年經濟大蕭條初期，最初由胡佛總統提議對農產品實施“有限修正”的關稅上調，以救濟陷入困境的農民。然而，這一提議很快在各個利益集團的游說下演變為廣泛提高關稅的法案。1930年6月17日，胡佛總統在內部壓力下，不顧眾多經濟學家的諫言簽署了該法案，美國對應稅商品的平均關稅水平接近歷史峰值。

法案實施后的初期似乎取得了成功，然而，這種“保護”效果非常有限和短暫，高關稅迅速引發了廣泛的國際報復。在國際上，至少二十多個國家在兩年內實施了報復性關稅措施。加拿大對16種產品征收關稅，占美國對加出口的30%；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國家也相繼提高針對美國產品的關稅；英國在1932年放棄了近百年自由貿易傳統，對非帝國成員國征收10%的普遍關稅；拉美國家如古巴、墨西哥等也對美國產品加征關稅。

這場全球貿易戰被普遍認為加劇并延長了大蕭條的影響。宏觀數據顯示，美國經濟在關稅法案通過后持續惡化，直到1933年羅斯福上臺、新政實施后才觸底反彈。1929年至1934年間，全球貿易額下降了約65%。美國對歐洲的進出口均縮水約2/3，對其他地區的貿易也大幅下滑。國內經濟指標持續惡化：失業率從1930年的8.7%升至1933年的24.9%；汽車銷量跌幅達75%；銀行體系崩潰，1930-1933年間約20%的銀行倒閉。

政治上，《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也遭遇失敗。1932年大選中，胡佛慘敗，斯穆特和霍利兩位法案倡議者也被選民“趕出國會”。1934年，羅斯福政府推出《互惠貿易協定》，授權總統與他國直接協商降低關稅，標志著美國貿易政策從保護主義轉向多邊合作。

對比特朗普時期的貿易政策，兩位“商人總統”都試圖通過關稅保護國內產業，但也存在差異：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實施于全球經濟高度融合的背景下，潛在影響可能更為劇烈；特朗普的策略更為靈活，常常將關稅作為談判工具，采取“先威脅后談判”的策略。

胡佛失敗的歷史經驗表明，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往往會引發廣泛的國際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