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路上，光喊口號是不行的，還得組建軍隊、購置槍炮，樣樣都得花錢？哪怕去開個會，也得花錢。沒錢，出個門都成問題！據《中國同盟會革命經費制度研究》記載，同盟會發動的9次軍事行動，8次失敗，主要原因就是財力太薄弱。那同盟會的錢究竟從哪來呢？

同盟會設有會費制度，有入會費、年費和年捐。入會費和年費都是每年1日元。年捐屬于捐款性質，又分基本捐和特別捐。基本捐規定，年收入200日元以上的，要捐出年收入的5%；年收入1200日元以上的，得捐10%，也就是120日元。特別捐由同盟會總理指定數額，沒固定標準，不過單靠這些會費，同盟會連差旅費、會議費都難以承擔。畢竟當時借款可不像現在，能通過網絡平臺解決燃眉之急。

為了籌錢，同盟會興辦產業，創辦了《民報》。創辦初期資金匱乏，中山先生的好友劉公站了出來。劉公是湖北襄陽的富二代，家境極為殷實，是清末襄陽三大富豪之一，人稱“劉百萬”后他多次為同盟會慷慨投資，革命勝利后，劉公官至某三省聯軍總司令的參謀長，可最后錢財散盡，事業也沒成功，含恨離世。

《民報》創辦后開始售賣，每期定價兩毛錢。三分之二銷往國內，三分之一在日本出售。靠著售賣和讀者捐款，《民報》積累了些資金。創刊第一年，光捐款就收到1210日元。1906 年底，《民報》舉辦周年大會，6000多名讀者參會，當天就募集到780 元。可就這點錢，想推翻清政府，仍然是杯水車薪。后來《民報》在國內遭禁，沒了三分之二的銷售收入，最終難以為繼。

發行債券也是同盟會重要的籌款方式。雖然當時革命政府還沒成立，但同盟會承諾，革命成功后會按約定返還本息。最初，同盟會在橫濱印刷了2000張債券，面額每張1000日元，實際售價250日元，以中華民物興業公司的名義發售。革命成功后，將分五期，每年年底償還五分之一的本金及相應利息。可民眾對革命成功沒信心，擔心被騙，這批債券銷售不理想

1906年，同盟會在法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發行“中國革命政府軍債券”，這次銷售挺成功，籌集到約6000美元。1911年，同盟會在美洲發行金幣券，面值有10美元、100美元、1000美元，購買者半價就能入手。同時，同盟會承諾，凡捐助軍餉的，可獲得優先國民待遇；捐款5美元以上，加倍發給中華民國金幣票；捐款1000美元以上，革命成功后享有經營一切實業的優先權。這對商人很有吸引力，這次金幣券銷售共籌集到近11萬港幣。此外，同盟會成立時還推出革命股票，籌集到1.3萬港幣。但這些資金對革命所需來說，仍還是是九牛一毛。

除了上面這些方式，募捐也是重要資金來源，海外僑胞是募捐主力軍。據不完全統計，越南與泰國華僑捐款89000日元排第一；加拿大華僑捐款64000日元排第二；荷蘭屬南洋華僑捐款62000日元排第三；英國屬南洋華僑捐款57000 日元排第四。

很多革命黨人也以身作則，慷慨解囊。像經營古董和茶葉店的張靜江，一人就捐了5萬日元；潮州地區的會員肖竹，把自己的良田全抵押了，所得款項都捐給革命事業；糖商會員蔡錢初多次捐款，最后破產。當時負責為中山先生管理財政和募捐的宋嘉樹，也多次捐款數萬日元，好幾次差點破產。

辛亥革命勝利后，民國政府宣告成立，不少為革命慷慨解囊的捐款者獲得了任用。張靜江后來出任財政部長；廣東富商王興成為廣東省商業領域的領軍人物；宋嘉樹更是收獲非凡，女兒宋慶齡成為總統夫人，兒子宋子文先后擔任財政部長和行政院院長，宋美齡也與蔣介石喜結連理。香港富商李生的兒子李繼堂，當上了交通司長；廣豐泰老板李卓峰被委任為大本營建設部工商局局長，還兼任建設部次長。

其實仔細觀察會發現，捐款最多的并非那些有錢人，反而是經濟條件不怎么好的中下層華僑，他們對革命的贊助那叫一個熱心。而富商和經濟狀況優越的人，大多對革命態度冷淡。

為啥呢？大資本家害怕革命打破他們現有的安逸生活，骨子里厭惡改變。可中產階級和底層老百姓不一樣，他們太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了，所以更愿意支持革命。

在艱難的革命歷程中，中山先生承受著巨大壓力。革命之路充滿坎坷，屢戰屢敗，花了大量百姓的血汗錢。但即便如此，革命的腳步不能停，借款成了無奈的選擇。就像黃興創辦的勤學社，運營才半年就難以為繼。為了讓它繼續下去，黃興沒辦法，只能借高利貸，那月息都高達10%，就這么勉強撐了一年。最后，黃興欠了一屁股債，被債主追得四處躲，在革命友人家一躲就是兩個月。還好最后好友譚人鳳出面，才幫他解決了債務問題。

辛亥革命能夠成功確實太不容易了。海外同胞毫不吝嗇的捐錢，國內同志不顧生死的捐命，最終才取得了這場偉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