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zhàn)國時期，齊國作為“春秋五霸”之首與“戰(zhàn)國七雄”之一，曾憑借鹽鐵之利、商貿繁榮和軍事強盛多次稱霸中原，甚至在戰(zhàn)國中期與秦國并稱“東西二帝”。然而，這樣一個底蘊深厚的強國卻最終未能完成統一大業(yè)，反而在五國伐齊中幾乎覆滅。

齊國的政治體制始終未能實現有效集權。春秋時期，管仲雖通過“官山海”政策壟斷鹽鐵貿易，強化君主對經濟的控制，但這一體系也導致貴族利益被壓制，引發(fā)長期內斗。田氏代齊后，雖表面上完成政權更迭，但國內各大家族（田氏、鮑氏）仍掌握實際權力，導致政策反復與資源分散。五國伐齊時，各大家族望風而降，加速了齊國的潰敗。

齊國以“官山海”為核心的經濟模式依賴鹽鐵專營和貿易壟斷，短期內積累了大量財富，卻也限制了擴張動力。壟斷經濟削弱了貴族與商人的積極性，使齊國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驅動力。此外，農業(yè)基礎相對薄弱，過度依賴商業(yè)導致戰(zhàn)時糧食供應不穩(wěn)，尤其在長期戰(zhàn)爭中難以為繼。

齊國雖涌現齊桓公、齊威王等明君，但后繼者多平庸或昏聵。齊湣王時期，好大喜功、任人唯親，不僅聽信間諜蘇秦的挑撥四處樹敵，還在五國伐齊時拒絕犒賞軍隊，導致軍心渙散。相比之下，秦國自商鞅變法后形成穩(wěn)定的君主繼承與人才選拔機制，確保了政策的連貫性。

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為旗號成為霸主，但這一策略本質上維護了周王室權威，反而束縛了齊國吞并他國的合法性。霸主地位要求齊國以“道義”自居，難以公然發(fā)動滅國戰(zhàn)爭。反觀秦國，以“遠交近攻”直接蠶食鄰國領土，目標明確且不受道德包袱制約。

齊國缺乏清晰的戰(zhàn)略規(guī)劃，時而北攻燕國，時而南伐楚國，甚至西進與三晉爭鋒。滅宋之舉雖獲得富庶之地，卻引發(fā)五國恐慌，成為合縱伐齊的導火索。這種“四面出擊”的策略使齊國樹敵過多，而秦國則專注于削弱韓、趙、魏，逐步積累優(yōu)勢。

齊國早期通過“葵丘會盟”建立威信，但聯盟多以利益維系，缺乏穩(wěn)固基礎。例如，與三晉（韓、趙、魏）的合作因齊國傲慢對待盟友而破裂，最終促使三晉倒向秦國。反觀秦國，通過“連橫”分化六國，始終掌握外交主動權。

戰(zhàn)國時期縱橫家活躍，齊國成為重點滲透對象。燕國派蘇秦入齊，蠱惑齊湣王盲目擴張，離間齊國與鄰國關系，為五國合縱制造借口。而齊國未能建立有效的情報反制體系，導致戰(zhàn)略決策屢屢失誤。

戰(zhàn)國末期，齊國采取“綏靖政策”，坐視秦國吞并五國，幻想通過中立自保。然而，唇亡齒寒，當五國盡滅后，齊國在秦軍面前已無回旋余地。

齊國三面環(huán)海，泰沂山脈與黃河形成天然屏障，使其易守難攻。然而，這種地形也限制了擴張方向：向西需跨越無險可守的華北平原，難以穩(wěn)固占領。向南則受限于魯國山地與楚國的江淮防線。

反觀秦國，關中四塞之地進可攻、退可守，為持久戰(zhàn)提供地理依托。

齊國雖率先通過管仲改革崛起，但未能持續(xù)深化變革。戰(zhàn)國中后期，各國紛紛推行激進變法（如秦之商鞅、趙之胡服騎射），而齊國仍依賴舊有經濟模式，制度逐漸落后。尤其是未能建立“軍功爵制”等激勵體系，導致軍民積極性不足。

公元前284年的五國伐齊是齊國由盛轉衰的關鍵事件。燕將樂毅率聯軍攻齊，半年內連克七十余城，僅剩莒、即墨兩城苦苦支撐。

重創(chuàng)齊國經濟與軍力，齊國此后雖然復國，但實力大不如以前，此時只有趙國才能和齊國匹敵，齊國成為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