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俠客郭解因為接連發生的暗殺、恐嚇案件，而接受審判時，官府內部發生了劇烈的爭論。

一些官員替他求情，說這些惡性案件發生時，郭解本人并不知情，應判無罪。

不過，御史大夫公孫弘堅持說，郭解以一介布衣，任俠行權，睚眥殺人，他自己雖然不知情，但這個罪比他本人殺人還嚴重。

皇帝最后下令，對郭解進行滅族。

這是公元前125年左右，漢武帝在位時期的事。

史家說，郭解之死，不僅代表中央集權政府對民間勢力的強力鎮壓，也象征著歷史上游俠時代的終結。

迄今為止，中國大約有2500年的俠客文化傳統，但嚴格來說，自西漢中期以后，純粹的俠客階層已經消亡了。余下的2100年左右，俠客僅作為一種精神境界，一種偶發的個體，以及一種文人想象而存在。

1

在漢武帝強力鎮壓俠客階層以前，俠的影響力很大，大到經常可以與國家權威相對抗。

普遍認為，俠的產生很早，在春秋末年、戰國初期已很活躍。當時，社會急劇轉型帶來了階層變動和分化，“士”這一貴族階層日漸落魄，分化出了許多群體。比如，早期的儒家、墨家、縱橫家，很多人都是從士轉變而來的。俠，也是這一時期從士里面分出來的一批人。

史學家呂思勉說，“好文為游士，尚武為游俠”。

但“尚武”只能說明游俠崇尚武力，不代表他們擅長武藝。事實上，司馬遷在《史記》中一再強調，游俠是一種行為模式，或者說做人的準則，與武藝高低沒有關系。他寫道：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什么意思呢？就是說，這些游俠，雖然行事不符合國家的法律，但是他們言必行，行必果，舍身解救困厄，然后隱姓埋名，不肯夸耀自己的能力和品德。

道德境界這樣高的人，跟儒家所說的君子，幾乎沒什么差別，只是一個從文，一個從武。同時，跟墨家的表現更為接近，鋤強扶弱，貴不傲賤，舍生取義，自我犧牲……游俠的行事風格簡直是墨家的翻版，所以有人說，游俠就是“墨俠”。

司馬遷《史記》有《刺客列傳》《游俠列傳》，里面所寫諸人，大多都有俠者之風。在著名的荊軻刺秦王故事中，大家可能只記得刺客荊軻，而忘了俠者田光。

荊軻早年好讀書擊劍，流浪各國，到燕國后，結識了“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還有名士田光。

燕太子丹想找人刺殺秦王，慕名找到了田光。田光說自己年邁，沒有精力做這等大事了，遂向太子推薦了荊軻。

太子請田光引見荊軻，并叮囑說：“國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沒說什么，笑著點頭。

在把事情告訴荊軻，并得到荊軻同意當刺客的保證后，田光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他對荊軻說，太子擔心我泄密，一個人做事情而使別人疑心，這不是俠。說完，田光自刎而死。

司馬遷說，田光是以自殺激勵荊軻。但田光以死來讓委托人徹底放心，這是當時游俠的一種必須踐行的節操?！爸亓x輕生”可以說是一個游俠的基本素質。

反倒是我們現在認為一個俠客必備的武藝，在當時，并非硬性規定。荊軻行刺失敗后，當人時惋惜地說，可惜啊，荊軻平時不講刺劍之術。

也就是說，盡管荊軻行刺失敗，盡管荊軻劍術太水，但這不妨礙他成為當時最有名氣的俠客。俠的標準和成名，不在于武藝是否高強，而在于是否符合俠義。所謂“俠義”，就是我前面引用的司馬遷的話，一個俠要勇于任事，一旦承諾，只身赴難，決不退避，功成則身退，功敗則身死，不用多廢話。

2

從戰國到西漢，俠客都是一個完整的階層。按司馬遷的分類法，有布衣之俠、閭巷之俠、卿相之俠。大概就是根據俠的經濟能力和影響力進行的劃分。

這其中，能力最大的，自然是以養私劍、廣結賓客著稱的卿相之俠。比如戰國時代的“養士四公子”：

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

戰國四公子作為當時社會上最大的游俠，他們的身邊分別集結了數千能人門客，勢力足以與一國抗衡，甚至能夠左右國家間的戰爭局勢。

公元前257年，秦國擊破了趙國長平軍，進兵包圍趙國首都。趙國向魏國求救，魏王派晉鄙率軍十萬馳援，行至半路，卻怕秦國報復而駐足不前。名義上是救趙，實際上是觀望。

情急之下，一個曾受信陵君禮遇的看門人侯贏，向信陵君獻計——竊符救趙。信陵君依照侯贏的計謀，竊得虎符，擊殺晉鄙，指揮魏國大軍奔赴趙國，終于擊退了秦軍。

由于俠的能耐太大，又常游走在國家法度之外，對王權特別是正在形成的君主集權構成了威脅，所以對游俠的申討和限制從未停止。

韓非子把威脅君主集權國家的五種勢力，稱為“五蠹”，首當其沖的兩種勢力就是“儒”和“俠”，“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一文一武，作為戰國民間成長起來的兩大勢力，對官方勢力形成了消解和分散作用。一些官方人物、王侯將相為了擴張自己的政治勢力，反過來要借重儒與俠的力量，結成同盟。這是韓非子最痛恨的地方，認為君王不分黑白，誤用“五蠹”，最終將傷害整個國家。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后，采用法家治國，嚴厲限制和打擊游俠階層在內的各種民間勢力。待秦始皇統一六國，這一強力政策全面推向東方，史書說，“故隳名城，殺豪杰，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于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

在集權的打擊下，游俠隱匿鄉里，不敢出頭。但他們帶著國仇家恨，伺機報復。這群人中，就有很多原來六國的貴族子弟，以俠義相互期許，走上復國血仇之路。

公元前218年，出身韓國國相世家的張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結果“誤中副車”，秦始皇怒不可遏，下令全國追緝刺客。

秦始皇在位期間，多次遭遇暗殺，而殺手或其幕后主使，基本都是入秦以后備受壓制的游俠階層。

公元前209年，陳勝振臂一呼，發動反秦起義。雖然時人評價陳勝的格局并不大，但蟄伏已久的游俠，仍然紛紛響應。他們等著出這口氣，等太久了。

秦王朝至二世而亡，只維持了十幾年的統治。敗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條絕對不能忽視。那就是，秦朝壓制東方豪杰，用力太猛，使這些人沒有出路，深恨秦制，一有變亂便趁勢而起。秦朝最終在民間力量的反彈夾擊下覆亡。

3

鑒于秦亡的教訓，劉邦在建立漢朝之后，對國家與民間的關系進行了調整?？偟膩碚f，就是從法家的全面壓縮民間勢力，唯皇權獨尊，調整為道家的無為而治，容許民間勢力代替皇權在某些地方進行治理，有點“小政府，大社會”的意思。

對游俠而言，漢初也不再趕盡殺絕，而是有意識地放權，給他們生路和尊嚴。

劉邦曾路過趙國，對趙王張敖簡慢無理。趙相貫高等一批人見趙王受辱，心有不忿，打算瞞著趙王刺殺劉邦。事情沒有做成，兩年后被人告發，劉邦下令逮捕趙王、貫高等人。

到京師后，貫高力陳此事與趙王無關。獄官用盡酷刑，終不改口。劉邦仍不信，派認識貫高的大臣私下詢問，貫高說，誰人不愛自己的父母妻兒？現在我要被滅三族，難道會為了保趙王而犧牲親人嗎？只是因為趙王真的不曾參與謀刺計劃，都是我們這些臣下自己干的。

劉邦聽到這話，赦免了趙王，同時認為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也赦免了貫高。

貫高則認為救助趙王的使命已經完成，遂自殺于獄中。

劉邦十分看重趙王手下這一批“能立然諾”的門客，把余下的人一個個都封了官。

這不是劉邦第一次對游俠表達寬容。

魯人朱家，人稱“漢家第一大俠”，以庇護豪士出名。這些“豪士”，都是由于種種原因被朝廷緝捕的人，朱家不惜與朝廷相抗命，把人救下來。特別是他營救季布一事，為游俠贏得極高的聲譽。

季布原來是項羽部下的勇將。劉邦得天下后，懸賞千金緝拿季布，并明令，膽敢藏匿、庇護季布的，誅滅三族。季布只好扮作罪徒，賣到朱家府上為奴。朱家明知他的真實身份，仍然冒著滅族的風險把他收留下來。

隨即，朱家進京，為季布打通關節，終于說服劉邦赦免了季布。

但在季布成為漢朝名臣之后，對他有救命之恩的朱家，卻終生不再與季布見面。這一救人于危難、施恩不圖報的俠者風范，使朱家名滿天下。

應該說的是，朱家生在劉邦的時代，是游俠階層最后的自由時光，再往后，游俠的命運恐怕就沒這么好了。

漢初分封了很多諸侯國，這些諸侯國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形成“國中國”，皇權難以滲透進去。當諸侯國的實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勢必對中央構成挑戰和威脅。而諸侯國在勢力擴張的過程中，必然要招徠人才。于是，興盛于戰國時代的養士之風，在漢初不僅沒有消歇，規模反而更加龐大。據班固《漢書》記載，后來作亂的吳王、淮南王，“皆招賓客以千數”。

到漢景帝時，采取削藩政策，激起七國之亂。這是地方挑戰中央的一次戰爭，而雙方在戰爭中，均十分注重拉攏游俠勢力。

吳王劉濞依靠游俠周丘，不費一兵一卒，就占據了下邳城。好在劉濞尚未把天下一流的游俠都招致麾下。名將周亞夫率軍平亂，行至洛陽，與當時最著名的大俠劇孟見面后，興奮地不得了，說：“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

七國起事卻不知道要尋求劇孟的支持，憑這一點，我就知道他們沒戲了。

史書沒寫劇孟的勢力到底有多大，一人竟然可以影響到一場戰爭的成敗，但從周亞夫的感慨來看，他一人的能量，絕對超過漢初一個諸侯國。

皇權并非在每個時期都十分強大有力，當它控制力有限時，需要借助民間勢力（特別是游俠）來為它加持，甚至幫助它贏得戰爭；但當它控制力變強時，掉轉頭反噬各種民間勢力，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因為，在君主集權制度下，皇權是唯一的鐵一般的法則，決不允許任何游離于皇權秩序之外的社會勢力存在。

4

為皇權殺伐立威這件事，是由漢武帝來完成的。而本文開頭被滅族的郭解，只是不幸遇上了強力整肅帝國秩序的運動，最終成為游俠時代終結，一個象征性的歷史背影。

漢武帝時，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無論是國力、財富還是權力分配，都到了一個有必要也有能力調整的階段。調整的方向，則是高度的集權，把原來放任民間的財富與勢力，通通收歸中央。所以，這一時期出現了鹽鐵國有專賣政策，以及針對游俠豪強的遷徙和捕殺。

西漢有“徙陵”制度，即把地方豪強遷徙到位于關中的帝陵周圍居住，名義上使豪強享受“護陵”的政治名譽，實際上是強制他們離開原籍，處于政府的就近監視之下。被遷徙者的經濟勢力、社會影響力，都因此受到嚴重削弱。

面對游俠“權行州里，力折公卿”的挑戰，漢武帝三次啟動“徙陵”政策，將郡國豪杰以及家財300萬以上者，遷去守茂陵?！皟葘嵕?，外銷奸猾”，一舉兩得。

郭解原本不在遷徙名單內，但因為名氣太盛，被舉報為地方豪強，地方官員只好把他列為“徙陵”對象。

郭解，河內軹縣（今河南省濟源市軹城鎮）人，“俠二代”。他父親就是個俠客，漢文帝時因犯法被殺。郭解年輕時，像個古惑仔，后來改弦更張，仗義疏財，成為名滿天下的大俠。

他干過好幾件口碑極佳的事情。

他的外甥仗勢欺人，強灌別人喝酒，對方一怒之下，拔刀將其刺死，來了個防衛過當。郭解找到兇手，但聽兇手將事情經過講述完，他非但沒有怪罪兇手，還說“你殺得對”，把兇手放了。

他還充當洛陽城的糾紛調解人。洛陽的大糾紛，任誰出面都搞不定，但只要郭解來了，三言兩語就化解。畢竟這么個頭面人物，大家都要給面子。不過，郭解調解完，要求發生糾紛的雙方假裝尚未和解，等洛陽當地賢豪來調停后，再和解。把功勞讓人，成人之美，正是游俠的基本品格。

郭解這類游俠的崛起，得益于漢初的無為之治，給了他們滲入和代管地方社會的空間。司馬遷評論郭解的影響力，說“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在地方社會，郭解的話，比官府管用。而且，他還能操控官府，替人免除勞役。

等到漢武帝決心壓縮游俠的生存空間，針對游俠的負面輿論，也就開始滿天飛了。

因為游俠一直游走在權力邊緣的灰色地帶，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帶有“兩面性”。可以是幫助別人實現私力救助的俠客，也可以是擾亂社會秩序的“黑社會”，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場去看。

關于郭解，除了司馬遷等少數人給予了最高的贊譽，當時的主流觀點則認為：“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于誅矣。”

郭解后來被舉報為地方豪強，列入“徙陵”名單后，國舅、大將軍衛青替他求情，說郭解家貧，不符合“徙陵”的資產標準。

漢武帝一聽，勃然大怒：郭解不過是一介布衣，但他的權勢竟然發展到可以使大將軍為他說話，可見其家不貧。

郭解一家遂被強制遷徙。

郭解入關之后，關中賢豪都主動與他結交。此種舉動，就像是豪強與游俠勢力聯合向中央示威，進一步加深了朝廷的疑忌。

在此之后，舉報者遭到郭解門客的暗殺。漢武帝得知后，下令逮捕郭解。在郭解被捕后，受命在郭解老家調查的一名儒生，只因為當眾說郭解觸犯國法，很快就遭到郭解門客的殺害，并被割掉了舌頭。

隨后，又發生了一系列針對朝廷官員的暗殺和恐嚇案件，都被認為是郭解的門客所為。

至此，不管郭解是否知道手下殺人，力推皇權無遠弗屆的漢武帝，絕對不能容忍這樣一個人活在帝國的土地上。

郭解被滅族，罪名是布衣“任俠行權”。

可見，為了大一統專制政權的需要，游俠階層已經進入了消亡倒計時。

郭解之死，只是漢武帝消滅游俠階層的一個步驟。中央政府采取徹底取締、堅決消滅的方針，通過打擊限制大臣養客、遷徙豪強、任用酷吏治俠等強力政策，對游俠群體造成了深重的打擊和壓制。

史家普遍認為，至此，游俠的黃金時代結束了。

5

漢武帝以后，游俠階層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要么轉型，要么死。

在二選一的殘酷抉擇中，部分游俠主動向皇權靠攏，響應政府號召，走上通經入仕之路，從游俠變成了官員。曾經“以武犯禁”的那些人，經過“身份漂白”，收斂為皇權支配下的“俠官”。

看班固《漢書·游俠傳》的記載，在漢武帝以后，還有游俠活動，但這些西漢后期的游俠，基本都是“俠官”，與西漢前期獨立自主的游俠相去甚遠。

而在東漢以后，歷代史書已不再設立“游俠傳”。

游俠衰亡，游俠文化也始終沒有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流。只有在每個王朝的末期，當皇權控制力衰弱不堪之時，以俠義相號召的豪俠之士才會卷土重來。無論是三國、隋末，還是元末、清末，都曾有過短暫的俠客時代的回光返照。

這應該就是戰國至西漢游俠時代的歷史記憶，雖然游俠消亡，但那些重義輕利、倜儻豪邁、勇于任事、不畏強權的品格，仍然為世世代代的中國人所向往。

相比真實世界里俠的消亡，在文學世界里，俠影萍蹤卻越來越盛。從唐傳奇，到新派武俠小說，俠客從不缺少受眾，但這或許只是國人對于早已失落的游俠歷史的一種心理補償而已。

歷史終歸是歷史，而小說只能是小說。

當社會需要俠客的時候，俠客就會被創造出來。僅此而已。

千古文人俠客夢，小說里的俠客、江湖和武林，想象遠遠大于史實。而且，即便是小說，往往也只能遵循和默認現實中的皇權。

在高度專制集權的明清兩代，出現了大量描寫“正義”的俠義小說，這些小說中的俠客無論如何快意恩仇，但他們都要守住一根紅線——無條件盡忠于皇帝。

比如，清代小說《三俠五義》中的南俠展昭，開始仗劍行俠，后來成為包公的左右手，鏟奸除惡，最后被皇帝欽點為“御貓”。你看，只有被皇帝養起來當“寵物”，這才算是一個俠客最好的歸宿。

從這個角度看，真正的俠客，確實早已湮滅了，僅余滄海一聲笑。

參考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3年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2012年

錢穆：《秦漢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崔向東：《漢代豪族研究》，崇文書局，2003年

顏世安：《戰國西漢時代的游俠》（上、下），《江淮文史》，2014年第4、第5期

郭建靜：《試析漢武帝打擊游俠之原因》，《秦漢研究》第二輯，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