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朝鮮戰爭中的韓國軍隊是由美國顧問從零開始、從無到有一手創建和發展起來的，那么在這個韓國軍隊的初創過程中，起到核心指導作用的，不是什么中將、上校，而居然是一個在美國和中國都名不經傳的、年僅30歲左右的陸軍上尉豪斯曼，這個豪斯曼究竟是何許人物，居然能以區區上尉之地位干出如此大事？筆者這里就有必要要講一講豪斯曼在韓國的事跡。

詹姆斯·哈里·豪斯曼上尉

詹姆斯·哈里·豪斯曼（James Harry Hausman），原名小約翰·奧托·豪斯曼（John Otto Hausman Jr.)，1918年2月28日出生于美國新澤西州倫納米德，其父名喚約翰·奧托·豪斯曼 (John Otto Hausman)，是一名建筑承包商，有德國血統，其母則是一位蘇格蘭人。高中畢業后，才16歲的豪斯曼就決定投身軍旅，然而由于他年紀太小，所以最終參軍時頂替了他哥哥詹姆斯的名字。據豪斯曼回憶說，自己決定入伍的原因是因為比他大六歲的哥哥結婚了，家里的大房子里經常只剩他一個人，這讓他感到非常的孤獨。

參軍后，豪斯曼先是被分配到駐緬因州麥金利港的美軍第5步兵團，二戰爆發后又轉移到巴拿馬駐扎了一段時間，并于1941年1月24日晉升為陸軍少尉，這期間還有了自己的兒子。因為已婚已育，不久上級安排豪斯曼去愛荷華州參與組建美軍女子陸軍輔助部隊，豪斯曼雖然不喜歡這個職位，但考慮到薪水挺高也就服從了。在擔任輔助部隊長官六個月后，豪斯曼連升兩級成為陸軍上尉，更為重要的是，他在部隊的組建過程中掌握了日后至為重要的軍事管理經驗。

二戰后期，豪斯曼被調到美軍第75步兵師，先是駐扎在密蘇里州倫納德伍德港，后又奉命前往歐洲將在突出部戰役中受傷的官兵護送轉運回英國，戰爭末期他還曾短暫擔任過第289步兵團1營的情報參謀軍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豪斯曼又被調回美國本土，并進入賓夕法尼亞軍事學校深造。1946年7月，受訓完畢的豪斯曼被派遣至遠東司令部服役，當時與他一起去的戰友都想被留在日本東京好享受當地的花花世界，只有豪斯曼申請前往韓國軍管區，這倒不是因為他對韓國人有什么好感，純粹是因為他覺得自己這么做才像個堂堂正正的美國軍人。

抵達韓國后，豪斯曼見到了正在當地的威廉·萊希（William Leahy）五星上將，并聲稱他不太喜歡軍事占領區的管理工作，萊希上將于是安慰他說：“好吧，那你這個新人可以到普萊斯上校那里報道，他正在著手組建韓國人自己的安全部隊，當然考慮到政治因素，我們還不能稱呼他們為安全部隊。”當時，由于美蘇雙方都不允許對方的占領區內出現由本地人組成的軍隊，所以南北雙方都心照不宣地把初創之中的軍隊詭稱為是警察的支援部隊——國防警備隊。

韓國人整理匯編的豪斯曼回憶錄（中）

到普萊斯上校那里匯報后，豪斯曼被分配到駐江原道春川前線的國防警備隊第8聯隊，在那里他指導了該聯隊一個月的擴編和訓練工作，事后豪斯曼回憶道：“根據我12年的軍事經驗，那里沒有什么是正常的。”豪斯曼的判斷確實沒錯，當時南勞黨軍事部部長李在福正潛伏在第8聯隊里招兵買馬，組建地下網絡。不久，普萊斯上校覺得這個才28歲的美國小老弟干得確實不錯，便慧眼識珠將豪斯曼調到漢城，擔任自己的參謀長。

由于普萊斯上校經常要處理一些軍隊事務以外的政務，所以才只是個陸軍上尉的豪斯曼，便經常以國防警備隊代司令官的身份，行使事實上的司令官職權。這個高效而精力旺盛的年輕人在很短的時間里完成了很多事情，比如他曾深度參與了韓國《軍事訓練法》、《軍事管制法》和《軍事刑事法》的編纂過程，其措施包括讓金完龍和李俊亨翻譯美國的同等相關法案，以及通過與與英語對比，創造出為警備隊所使用的現代新軍事術語。

豪斯曼剛到國防警備隊任職時發現，警備隊與警察的沖突非常頻繁，且有被左翼分子從基層逐漸滲透的危險，所以在警備隊成立之初，豪斯曼便遵循嚴格務實的錄取標準，優先考慮那些擁有豐富戰斗經驗的人充當軍官。那么在當時的韓國，哪一類人群的戰斗經驗最為豐富呢？當然是上過日本人的軍校、曾在舊日軍和偽滿軍服役的親日派基層軍官們，于是，在豪斯曼的提攜和賞識下，李亨根、蔡秉德、丁一權、白善燁等親日派軍人紛紛得到了提拔。

相比之下，豪斯曼對于出身于韓國光復軍的人卻相當不屑一顧，他甚至曾公開嘲諷說，韓國光復軍只不過是“蔣介石用過的一臺舊機器……有很多讓人抱怨的地方”。豪斯曼不喜歡韓國光復軍的一個深層原因是，由于參加過抗日活動，所以韓國光復軍往往并不敵視那些左翼分子，反而對親日派軍人們充滿了不滿和鄙視。這一觀點正與成為韓國總統的李承晚不謀而合，后者曾一直聲稱金九的極右翼陣營正與軍隊內部的韓國光復軍勢力相互勾結，并試圖發動叛亂，所以光復軍勢力最終也被清洗出軍隊。

蔡秉德講話時在一旁監督的豪斯曼（右一）

當其他美軍官兵還在擔心何時才能回國時，豪斯曼卻在不斷嘗試學習和理解韓國文化，甚至還學會了韓語，再加上在國防警備隊組建之初，他曾在全國各地奔走，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這支軍隊內部的矛盾和弱點，從而成為一名最了解韓國軍事狀況的美國“韓國通” ，之后來到韓國的美國將校們也因此更依賴豪斯曼的情報和建議，好評估他們所制定的政策是否適合韓國的局勢、是否能得到韓國軍政人士的認可。而對于韓國軍官們來說，如果能得到豪斯曼的青睞，那等于更是掌握了一條晉升和獲取榮譽的捷徑。

比如李承晚曾計劃將韓軍首任參謀總長蔡秉德解職，由自己所青睞的金錫源接任，因為當國防部長李范奭試圖從蔣介石那里進口一批武器時，遭到了蔡秉德的反對，大家之間弄得很不愉快。但豪斯曼卻并不同意這么做，在他看來，生性殘暴的金錫源根本不像個軍人，當李承晚堅決要求替換時，豪斯曼干脆直截了當地說：“總統先生，如果您真的要將蔡秉德從參謀總長職位上擼下并換上金錫源，我將撤回美國軍事顧問團。”

后來，在朝鮮戰爭初期，蔡秉德因為指揮失誤而導致韓軍損失慘重，李承晚終于找到了替換蔡秉德的理由，但也只能禮貌地詢問豪斯曼該換誰。豪斯曼則趁機“推薦”了他所器重的青年將領丁一權，就這樣，他等于是掌握了韓軍高層人事事務的任免權。因此在回憶錄中，豪斯曼也忍不住得意洋洋地宣稱：“當時，所有指揮官的解雇和任命都由我決定，我是指揮官和美國總統之間的聯絡人，也是兩者之間的唯一溝通渠道。我可以直接與任何人交談，如果我想，我可以直接與國防部長交談……如果我不知道某件事，那某件事就是不存在的。”

當然，人無完人，從事實上來說，豪斯曼也并不是一個聰明的家伙，他也一度差點中了南勞黨間諜的詭計。比如曾極度受他青睞的陸軍士官學校二期生金鐘碩，因為能力極強而讓豪斯曼對其印象深刻，并稱贊他是未來韓國軍隊的支柱，據說甚至連蔡秉德之后的參謀總長職務都是準備留給金鐘碩的。可惜金鐘碩的身份最終暴露，此時的豪斯曼則展現了他作為職業軍人的極為冷酷的一面——他親自前往刑場觀看了這位好友被執行死刑的全過程，并將其用16毫米電影攝像機拍攝下來，再將其作為“處決韓國左翼分子的視聽教科書”來播放給他的其他韓國朋友們觀看。

豪斯曼（右）在金鐘碩被處決前前往探望

1949年，駐韓美軍大部分撤走后，剩下的500名美軍官兵被改組為美國駐韓軍事顧問團，豪斯曼原本也在被撤走之列，但由于他精通韓語，和很多韓軍指揮官又有引薦和提拔之恩，通過他可以掌控整個韓軍軍官團的大致情況，所以韓國總統李承晚最終申請把他留了下來。之后李承晚常把豪斯曼請到青瓦臺，詢問韓軍的各種情況，甚至還親口說道：“如果軍隊中有任何人不執行你的命令，請告訴我，我將撤換他。”

所以，只是區區顧問團少校（1949年晉升）參謀長的豪斯曼，包辦了初創的韓國國防軍的全部行動命令，包括各級指揮官的任免，各聯隊、旅團的部署和編成，以及對中隊、大隊、聯隊各級指揮官的職責監督，甚至還包括1948-1949年間對反游擊戰戰果的核實和確認。在行動中即使是遇到比他軍銜高的韓軍將校，豪斯曼也可以輕松指揮他們，比如在一次反游擊戰行動中，丁一權想走另一條道路，豪斯曼卻一本正經地說道：“丁，你是副參謀總長，我是參謀總長的顧問，所以我命令你往這邊走。”

在1948年10月鎮壓麗水-順天兵變的行動中，豪斯曼被派往匆忙在光州成立的兵變鎮壓司令部，擔任駐韓美軍顧問團司令部特使和陸軍司令部顧問，并公然宣稱，他將全權負責支持和監督鎮壓司令部的一切組織和行動。這件事原本該由顧問團團長威廉·羅伯茨準將親自過問，但因為準將實在太忙了，經常要回美國出差，便再次讓只是少校的豪斯曼代行司令官職能，這也使得豪斯曼在韓國反倒可以經常隨心所欲地向駐韓美軍的各級上校、中校發號施令。

1950年4月，李承晚總統和蔡秉德將軍邀請豪斯曼觀看了為慶祝李總統75歲生日而進行的閱兵式，當韓軍首都師團和騎兵聯隊的官兵們從檢閱臺前昂首闊步地走過時，李承晚轉身對豪斯曼說：“我敢打賭，你一定為你的部隊感到驕傲。”豪斯曼禮貌地回答道：“這支軍隊是韓國和總統的軍隊。”李承晚則謙虛地說：“不，這是你的軍隊。”

1961年，韓國政變后的豪斯曼（右）

正因為對韓國軍隊的組建發揮了巨大影響力，并將這一影響力一直施加到上世紀60年代，所以區區一個陸軍上尉的豪斯曼在多年后吹噓自己為“韓國軍隊之父”，并以此作為自己回憶錄的標題。但在今日初版的韓國高級將領——比如丁一權、白善燁等人——的回憶錄中，卻又很少提及豪斯曼的存在，是因為豪斯曼做了太多不為人知的事情，如果全抖出來，等于是在告訴世人，堂堂韓國軍隊居然被掌控在一個美軍小上尉手中，實在是過于丟臉。

研究朝鮮現代史的美國學者卡明斯就曾撰文稱，豪斯曼是在韓國待了30年之久的最重要的美國特工，他充當著美國和韓國軍方以及兩國情報機構之間的溝通紐帶，是“一個狡猾的特工，會把自己的技能隱藏在鄉巴佬的言行舉止背后”，是韓國版的愛德華·蘭斯代爾(1908-1987)。蘭斯代爾即菲律賓國防軍之父，他在二戰后幫助菲律賓軍方建立了一個高效的情報機構，協助菲軍方鎮壓左翼組織的起義，還充當了時任菲律賓國防部長拉蒙·馬格塞塞與美國軍方之間的溝通聯絡官，其在菲律賓的行為簡直就是豪斯曼在韓國的所作所為的翻版。

1951年，豪斯曼曾一度離開韓國，被調回美國本土的國防部國防情報局（DIA），擔任負責韓國事務的情報局長。隨后，李承晚馬上向美國人抗議說，如果豪斯曼還在韓國，韓軍就需要一位總參謀長顧問，如果豪斯曼不在了，那么這個職位也就不需要了。于是豪斯曼在次年又返回韓國“重掌大權”，不過到1956年3月，由于戰爭已經結束，他的職務被變更為駐韓美軍司令部特別助理。

1960年3月1日，樸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前45天，豪斯曼準確判斷出韓國軍隊內部將出現動亂，并向時任韓軍參謀總長張都英提出了警告，可惜后者只是給他回復了一句：“別擔心，我會照顧好韓國軍隊的，所以你不用擔心。”很難讓人判斷張將軍究竟是早就和樸正熙通過氣了，還是真的自以為穩如泰山。在軍事政變發生后，豪斯曼也與樸正熙見了面，畢竟后者當年能在肅軍運動中存活下來，也是靠他點了頭。豪斯曼隨后飛回美國對政變進行了匯報，并擔保曾是南勞黨叛徒的樸正熙并不是一位左翼主義者，所以美國方面也干脆順水推舟改口支持樸正熙上臺。

晚年在美國養老的豪斯曼（右）

1968年，豪斯曼以中校軍銜退伍，但仍被任命為美國第8集團軍司令部特別助理，繼續留在韓國施加其影響力，直到1981年7月1日才正式回國，最終于1996年10月7日逝世，終年78歲。豪斯曼去世時，白善燁、劉載興、閔基植等約100多位韓軍退役和現役將官為他舉行了追悼會。雖然豪斯曼沒有親自撰寫過回憶錄，但1990年10月至1991年6月間，《朝鮮日報》連載刊登了記者鄭日華在豪斯曼家中與他的訪談記錄，并于1995年豪斯曼去世前夕將其匯編整理為《感動韓國總統的美軍上尉：豪斯曼的證詞》一書，姑且也算是一本豪斯曼的回憶記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