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后，部隊南下潮汕，轉戰到廣東省普寧市流沙鎮。在這里，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指揮部軍事決策會議，作出了武裝人員撤往海陸豐與當地農軍會合，領導人員分批從海上撤走的決定。然而，會議結束后，起義部隊遭到敵軍伏擊，南昌起義主力領導人也與大部隊失散……

△《南昌起義》油畫 作者：黎冰鴻

周恩來擔架上布置善后

1927年9月中下旬，南昌起義的部隊經過酷暑遠征，進入粵東，一度占領了潮州、汕頭，最終因兵微將寡，子彈消耗殆盡，且無外援，而遭到失敗。9月30日，汕頭市內只剩下不足200人的戰斗部隊和300余名革命委員會機關的工作人員，正發燒躺在床上的周恩來下達命令，要求立即組織人員撤出汕頭，向彭湃開辟的海陸豐根據地轉移。

而此時，剛剛由武漢秘密轉移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仍在期盼著這支部隊能攻占廣州，并為此不斷發出指示。中共中央甚至在指示中提出了奪取廣州后建立一個全國性政權的設想：廣州一旦到手，馬上就成立“中國臨時革命政府”，以此號召全國。在黨內剛剛被免職的陳獨秀將擔任這一政府的名義領導人，工人運動領袖蘇兆征和當時還在葉挺、賀龍軍中的周恩來將在政府中負主要責任。同時，政府里還將安排郭沫若等黨外左派人士(注：此時，郭跟隨起義部隊南下途中已在瑞金入黨，只是中央還不知道)。

在中共中央發出這一指示的時候，領導南昌起義的領導機關一行幾百人，從汕頭撤出后，沿距海邊不遠的小路，于10月2日到達了普寧縣的流沙鎮。在流沙冒險停留了一天，周恩來在病床上找來彭湃，緊張地布置著在當地的善后工作，并派人尋找關系。

△時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

10月3日上午，葉挺率領的第二十四師余部1000多人找到了這里，賀龍沒有趕上自己的部隊，也趕到此地。這天中午，在流沙鎮內的一座小廟里，召開了中共前敵委員會的緊急會議。這也是南昌起義領導機關的最后一次會議，實際上也是失敗情況下的善后會議，史稱“流沙會議”。

南昌起義的領導人，除了朱德被隔在三河壩之外，此時差不多都到了會。他們是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張國燾、賀龍、葉挺、劉伯承、聶榮臻、譚平山、郭沫若、吳玉章、林伯渠、廖乾五、賀昌。還有國民黨左派人士張曙時、彭澤民等人。

據郭沫若后來回憶，周恩來此時是被人用擔架抬到會場的，正發著高燒。“臉色顯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敗仗的原因，簡單地檢討了一下。首先是我們的戰術錯誤，我們的情報太疏忽，我們太把敵人輕視了。其次是在行軍的途中，對軍隊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們的民眾工作犯了極大的錯誤。”

周恩來又講了前委已經大體商定了善后的辦法，顯然會前他與前委另外三個成員——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和中央代表張太雷（注：起義軍占領汕頭時，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張太雷從香港趕來）研究過了，在此正式宣布：“武裝人員應盡量收集整頓，向海陸豐撤退，今后要作長期的革命斗爭。非武裝的人員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經物色了好些農會會友作向導，分別向海口撤退，再分頭赴香港或上海。”

△南昌起義總指揮部江西大旅社

周恩來身邊只剩葉挺、聶榮臻

就在大家議論起義軍余部下一步的行動方向還未定下決心時，有人來報告說，村外山頭上發現敵人的尖兵，于是，會議只好匆匆結束，全體人員向海陸豐前進。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此時，廣東軍閥陳濟棠的兩個師近萬人已將流沙夾擊，流沙已陷入前后受敵的狀況。

10月3日下午，起義領導機關和第二十四師離開流沙，為避開敵軍，沿小路向西前進，行軍路上，部隊拉得很長，而且因連天轉戰沒有休息，大家疲憊不堪。此時，周恩來發燒至40度，由擔架抬著走在隊伍后面。

離開流沙剛走了不遠，突然路邊槍聲大作，國民黨軍從起義軍隊伍中間沖了過來，一下子把部隊打亂。由于新敗之余，士氣大受影響，這支過去英雄的部隊竟混亂不堪。這時，周恩來仍在發高燒，連稀粥都不能喝。在昏迷狀態下，他還在嘴里喊著：“沖啊！沖啊！”此時，因隊伍被敵人沖散，給周恩來抬擔架的士兵也在混亂中丟下擔架跑走，只剩下葉挺、聶榮臻和一個警衛員跟著周恩來，這幾個人只有葉挺身邊有一把手槍。這時若是遇到敵人，真是不堪設想！周恩來想到海陸豐扯起蘇維埃旗幟的設想，也就不可能實現了。

幸虧周恩來兩年前在這里當過東江行政專員，熟悉這一帶情況。根據他的口頭交代，大家架著他找到了時年僅25歲的中共汕頭市委書記楊石魂。楊石魂帶著周恩來、葉挺、聶榮臻等人，在交通員的帶引下，輾轉到陸豐區委書記黃秀文家隱藏——黃秀文的老家陸豐黃厝寮面臨大海，是一個隱蔽出海的好地方。10月28日，楊石魂護送周恩來、葉挺、聶榮臻乘船前往香港。到香港后，楊石魂馬上派人把周恩來背去治療。葉挺、聶榮臻經過一番周折，終于找到了廣東省委。此后，二人又參加了廣州起義的領導工作。

賀龍等其他起義領導人脫險

國民黨軍陳濟棠部在流沙打敗了第二十四師后，沒有窮追和搜剿，而是繼續向陸豐前進，追趕第二十軍余部。因為國民黨當局以最高的懸賞通緝南昌起義的軍事總指揮賀龍，陳濟棠等人無疑想得這份錢，并以為賀龍肯定在第二十軍隊伍中。

其實，當時賀龍沒有趕上自己的這支部隊。10月10日，陳濟棠部在距陸豐縣城約二十里處追上這支部隊，發現一個叫吳駿聲的團長跑來請求“收容”。國民黨軍包圍了這支部隊將其繳械。隨后，國民黨軍將被繳械的官兵除挑了一些精壯的補充到自己的隊伍當兵外，其余全部遣散。

第二十軍第一、第二師余部出現投降這種可嘆情況，關鍵在于這支部隊中沒有共產黨的組織，當時又脫離了賀龍的個人控制。在部隊失敗的情況下，起義軍的領導人只好各自擇路，向海邊尋找船只。張太雷等人在10月6日由向導帶領，在海邊找到船去了香港。次日，李立三、張國燾和賀昌也由一名農民協會骨干引導，脫掉軍裝換上農民服，在海邊尋到一條小漁船駛往香港。

作為起義軍參謀長的劉伯承和軍事總指揮的賀龍，也根據前委的決定向香港轉移。10月7日，劉伯承、賀龍、林伯渠和彭湃夫婦一同轉移到陸豐縣。到了那里，彭湃找到了自己領導的農軍部隊，就留在那里斗爭，同時派人送劉伯承、賀龍、林伯渠和自己已懷孕的夫人許玉慶乘船到香港。劉、賀、林三人再從那里轉赴上海找中共中央。

△南昌起義紀念館內雕塑 左起：劉伯承 葉挺 周恩來 賀龍 朱德

其他一些領導人轉移時就不那么順利。如革命委員會秘書長吳玉章在流沙會議后遇敵追擊在路上失散，只同侄子吳鳴和另一位軍官一道走。他們是四川人，不懂粵語，行程艱難。幸虧在逃難中遇到了失散后單獨行動的譚平山，譚平山是廣東人，地熟語言通，引導著他們三個人到了海邊并雇到了船工，一同逃到了香港，然后轉赴上海。

此后，劉伯承、吳玉章從上海到蘇聯學習。劉伯承于1930年回國，后來到中央蘇區，又擔任了紅軍總參謀長之職。吳玉章長期在蘇聯和西歐工作，抗日戰爭初期回國。賀龍到上海后，雖然也被中共中央安排去蘇聯學習，可是他堅決要求回湘西老家再拉武裝。

翌年春天，在地下黨的護送下，賀龍通過了桂系軍閥嚴密控制的武漢，接著自己返回了湘西桑植家鄉，馬上拉起了幾千武裝，打出了一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的旗號。一年后，賀龍的老搭檔和入黨介紹人周逸群也到了湘西，他們一起奮斗，開辟了著名的湘鄂西蘇區，成為全國幾大紅色根據地之一。

稿件來源 | 《國防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