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歷史教科書過多地強調了歷代起義者的天理，有意識地忽略了他們的人欲。事實上，幾乎每一次農民起義背后的主要推動力都是對財富和地位的向往。

在中國歷史上，許多農民起義領袖，往往都是在俗世的奮斗中屢屢受挫的“LOSER”。

嘉慶年間天理教起義因為義軍傳奇般地攻入紫禁城而垂名青史，而且還小小地改變了清代的歷史。

怎么改變了歷史了呢？起義軍攻進紫禁城，那時嘉慶皇帝正在承德還沒回到北京，紫禁城里的大大小小的主子們一個個都嚇得手足無措，關鍵時刻，只有嘉慶的皇子，后來的道光皇帝，拿起鳥槍，瞄準正爬在墻頭上準備往里跳的起義軍，砰砰，打死了兩，這一下把別的都嚇跑了。

嘉慶皇帝那時候只為挑接班人，正為不知道挑誰發愁，從承德回來一聽說這個皇子這么勇敢，得，就你了。以后要是打起仗來，你一定能領著國家打勝仗。他沒想到，后來道光打了個鴉片戰爭，差點把大清國打沒了。

▍一

我們回過頭來說起義。

起義總首領林清的命運轉折，生動地向我們演示了民間宗教是如何“變廢為寶”、“點石成金”的。

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生于北京近郊。父親是一名衙門里的書吏。他的前半生幾乎完全是由大大小小的失敗串聯起來的，這些失敗之間甚至沒有什么緩沖地帶：

林清“少無賴，（其父）先本捶撻之，不克悛，屏處藥肆。”（《靖逆記》）讀了幾年書后發現不是讀書的材料，于是在十七歲那年，父親把他送到一家藥鋪里當學徒。三年學習期滿，他學了點中藥知識，“并略懂醫病”，于是走上了社會。

▲清人繪林清像

走上社會之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三里河一個藥店里當伙計，本來這是一個不錯的職業，不幸因為他剛走上社會就染上了嫖娼的惡習，得了梅毒，長了一身的毒瘡，“被藥鋪逐出”。

他的第二份工作收入又低，又不體面：在順城門外大街打更。這一般是老頭們干的活兒。不過也有好處，打更都是深更半夜出來，不怕人瞧見他的毒瘡。不久之后，父親去世，他的毒瘡也好的差不多了，就回鄉頂替父職，任黃村巡檢司書吏。

書吏雖然工資低微，有的甚至沒有工資，但是因為充當著官僚體系與民間社會的連接劑，擁有操縱潛規則的空間。那些心黑手狠而又“門兒清”的書吏中，不乏發財致富者。可惜林清發財之心過于操切。當上書吏不久，他就因為私扣民夫工資而被革退。這是他第二次失業。

被“開除公職”之后，他并不服輸，決定自己創業，投身商業，用沒被官員查出的那部分貪污款與他姐夫一起在黃村合伙開了個茶館。

一開始，他跑東跑西很賣力氣，茶館經營的勢頭不錯。怎奈他做事只有三分鐘熱度，事業剛開頭，他就開始陷入賭博之中，不久把自己的這份本錢輸得精光，被姐夫攆了出去。這是他第三次失業。

遭遇了這連續三板斧后，他對人生并沒有失去信心。他的長處就是從不服輸，“大不了從頭再來”。他懷著“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偷越邊墻，潛入滿清皇帝們圈為禁地的熱河。

在那里他憑著一張三寸不爛之舌頭和曾經經管河務工程的“工作資歷”，獲得了一位管理皇家工程的“汪巴大人”的信任，參與管理“布達拉石作工程”。工程項目自古至今都是貪污腐敗的最佳渠道，這次工作是他職業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很快他就賺了一大筆錢，“衣錦還鄉”，大搖大擺地在人們驚訝的目光中回到了黃村。

然而好景不長，財主日子沒過幾天，賭博和嫖娼很快把這筆錢敗光了，他再一次成了窮人。

不過見識過花花世界的他已經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他再度外出，南下蘇杭。在蘇州他謀到了一份在“四府糧道衙門”當長隨的工作。《靖逆記》記載：“清有口給，能營賄賂所得，即散去若糞土。及事覺，官繩以法，清潛逃。”也就是說，他又一次因為過于大膽地貪污枉法而失業。這是第四次。

這次失業的后果十分嚴重，因為這是遙遠的他鄉，舉目無親，他連家都回不了。想來想去，只好靠記得的幾個藥方當上了游方醫生。游方醫生其實比乞丐強不了多少，居無定所，饑一頓飽一頓，更談不上能攢下錢了。

沒辦法，他平生第一次當了苦力，在糧船上給人拉纖。這份工作的好處是他可以沿運河一路北上，回到北京。不過當糧船到達北京時，他已經形同乞丐。

回到北京之后，他又賣過鵪鶉，當過鳥雀鋪店員，也因為好吃懶做，都沒干長久。還因為將鳥雀店本錢花光，“險些被人送官”。只好灰溜溜回到黃村，落腳在外甥董國太家。

總結前半生，林清換了十來種工作，除了在熱河一次外，基本上都以失敗告終。這一方面固然說明“大清盛世”中社會底層的生存狀況并不如王朝自己宣傳的那么安穩，另一方面也說明林清本人性格中存在著致命的缺點：好逸惡勞，性情浮躁，做事沒長性，大手大腳，花錢散漫。

直到加入民間宗教后，這個“屢戰屢敗”、“百無一能”的“廢人”的命運才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重大轉折。嘉慶十二年(1807)，三十七歲的林清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加入了榮華會(即“八卦教”中的坎卦教)。

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林清加入榮華會是因為真正的信仰，《靖逆記》說“清之初入教也，意圖斂錢無大志”。這個說法是根據林清自己的供詞：“我起初倡會，原是意圖斂錢。”

然而林清馬上就發現他終于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終身事業。他發現他簡直就是為宗教而生的，他具有成為一個偉大民間宗教家的一切條件：

第一，他有極好的口才。《靖逆記》說：“清有口給”，知道怎么講教理講得深入淺出而又神乎其神，非常適合傳教和辯論。走南闖北的經歷，又使他的三寸不爛之舌更加油滑熟練。

第二，他見多識廣，腦筋靈活。又生性慷慨，善于結交。如前所述，《靖逆記》記載他得來的錢，“即散去若糞土。”

第三，他略懂醫術，而免費治病是民間宗教傳教的最好方式。他經常走街串戶，以行醫為名進行傳教活動，比一般人更容易獲得成功。

所以入教不久，他在教內地位就節節上升，迅速取代了原來的教首郭潮俊，此人雖然資格較老，然“性怯懦，遇事畏葸”，教門一直打不開局面。林清做事有魄力，敢闖敢干，在他成為教首后，因他“有大刀闊斧和勇于進取的作風，從而改變了以往教門的保守勢態。

使坎卦教不再囤于大興縣農村、鄉鎮的一隅之地，走向了北京內城、京邊諸縣以及直隸地區；教徒也從單一的農民，發展到各個階層。”

林清雄心勃勃，很快就依仗實力，統一了這一區域范圍內的白陽教、紅陽教諸教派，成了冀魯豫三省交界處最大的宗教首領。他把自己宣傳成是“彌勒佛轉世”，全稱是“掌理天盤八卦開法后天祖師”。

教徒們認為他是“文圣人”、“就同孔圣人一般”。他向每個教徒收取“根基錢”，迅速成為巨富，過上了“食有魚出有車”的生活。

林清第一次嘗到了真正的成功滋味。他在民間宗教中，不但獲得了溫飽和金錢，更重要的，是獲得了地位、尊重和信任，體會到了以前世俗事業中從來沒有體會過的成功感。

這種感覺實在太甘美了，人們驚訝地發現，原來的二流子林清幾乎變了一個人。《董國太供詞》稱“自從掌教，據說他不嫖賭了”。他的眼里燃燒著輝光，他的身上籠罩著嚴肅。他不再賭博，也不再嫖娼，舉手投足，完全是成功人士的模樣，渾身上下，一派威嚴的“圣人”風度。

▍二

正統歷史教科書過多地強調了歷代起義者的天理，有意識地忽略了他們的人欲。似乎每一個起義者都是懷抱著“民胞物與”、“解放全人類”的雄偉理想揭竿而起的。

事實上，幾乎每一次農民起義背后的主要推動力都是對財富和地位的向往。這種向往光明正大，順理成章，本也無庸諱言。人欲就是天理。當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秩序不能滿足大多數人的溫飽之時，他們有天然的權利來改變這種秩序。

正如它的名字所揭示的，林清加入的“榮華會”的主要宗旨就是使信眾“榮華富貴”。教首們向教徒口授“真空”八字訣，并叫他們每日朝太陽叩頭。聲稱只要念“真空”八字訣，一可以消災免禍，二可以不受窮。

“榮華富貴”的念頭迷惑了許多人，其中甚至有一位大清帝國的高級武官。曹綸加入榮華會，被嘉慶皇帝稱為漢唐宋明以來從未有的“奇之又奇” 之事，因為此人出身名門，曾祖、祖父和父親都是品級不低的官員，曹綸本人也是大清王朝的四品武官。

這樣一個高級武官入教，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想擺脫窮困。曹綸的父親在知府任上死于苗民起義，家產也毀于戰火。曹綸攜父柩回京后，囊中盡空，家徒四壁，甚至“衣衫襤褸不能出門當差”。

嘉慶十六年升任正四品的獨石口都司時，因為這個官位沒有什么油水，仍然窮困潦倒。林清在這個當口及時出手接濟，讓他能有體面的衣服和車馬去官府當差，又宣傳說“榮華會”的咒語可以對抗窮神，使他的財運迅速改變。曹綸遂拜林清為師入了教。

天理教起義失敗后，曹綸交待自己的入教動機時說：“實在窮極無奈，貪圖富貴，料得林清事成后，自然給我一、二品。”（清代八卦教，218頁。）

事實上，林清的事業發展得如此蓬勃，主要就是因為他抓住了人們改變命運的渴望，在傳教手段上有所創新。開始他宣傳，加入他的宗教是一種一本萬利的投資。如果你交一份“根基錢”，那么將來，你會得到這個數額十倍的回報。后來他更敏銳對抓住普通農民對土地的渴望，承諾如果你交一百個大錢，那么以后就會“得地一頃”。

這個辦法“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河南和直隸的農民“相從者眾”（《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卷二十五），只河南滑浚一帶“于號簿內按名登記”者，就“共計男婦大小三千八百余名”（《軍錄》，《劉第五供詞》）這些對未來充滿幻想的人成為日后起義的中堅力量。

林清的“條件”不光吸引了普通農民，甚至對一些富人來說也極有誘惑力。天理教為壯大勢力，利用富人們對權力的渴望，許諾交“糧食數石，許給官職，填寫號簿，并開寫合同紙片，交與本人做據”。有的財主出銀 100 兩，得到了將來事成后可做總督的許愿。清代宗室黃帶子海康，也是因為聽到“如林清事成，給伊大官職”的承諾慨然入教。

▍三

和歷史上許多失敗的農民起義一樣，天理教起義的戰略水平十分低下。因為想登基坐殿，享受帝王滋味，在嘉慶十六年左右，林清就和骨干們準備起義事宜。他們早早地定下了起義時間，那就是兩年后的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時。

一般來說，起義需要根據當時的形勢因勢利導地決定時間地點，為什么早早就決定了兩年后某一天的具體時日呢？原來，嘉慶十六年八月，“彗星出西北方”，教首們認為“星射紫微垣，主兵象”，從而推算出起義日期“應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時，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時起事”（《靖逆記》卷五，《李文成》）即使那些夸張歌頌林清起義進步意義的歷史學家們也不得不評論這個做法“過于愚昧”。

嘉慶十八年（1813 年）七月，林清召集骨干力量在河南道口召開了一次會議，部署起義事宜。他們議定，京畿和直、魯、豫三省于九月十五日同時舉行反清起義，起義軍總人數數萬，由林清、李文成、馮克善分別奪取紫禁城、河南、山東，然后李、馮率師抵京，與林清會合，共同坐殿。

然而，由于目光短淺，組織松散，領導無力，這次起義進行得毫無章法，最后以慘敗告終。

我們先來看看山東的起義。山東教徒按計劃準時于九月十五日午時舉行了起義，趁著清朝地方官員毫無準備的機會占領了兩座縣城。

但是在殺了縣官，劫了監獄后，起義軍就忠實地聽從“發財”這一教旨的指導，集中精力于“搶當鋪、錢鋪”，然后“仍出城各分股散逸”，四散而走，“游奕于定、曹、單三縣之間，劫掠村莊、食物”。（朱批奏折，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七日山東巡撫同興奏折，清代八卦教，267頁）“從九月十日至九月末，山東八卦教徒僅只貪眼前小利，劫掠商號、搶府庫，根本沒有任何戰略意圖，結果坐失良機。”

清政府的正規軍殺到后，發現這些起義軍不堪一擊。他們“不但沒有任何戰備意圖，更要命的是缺乏統一的領導，嚴明的紀律，和經過訓練的兵源。不少人屬于被臨時裹脅，倉促上陣的普通百姓，而軍事首領僅知搶劫財貨，以飽囊馱，不知死已臨頭”。

官軍發現“該逆匪并無紀律，亦無技勇……其被脅之人，一見官兵、即將刀仗拋棄，拼命奔逃。并有脫衣跪地者。其剿殘零匪，俱逃往曹縣之啟家集”。這些革命者很快被清地方軍隊消滅了。

河南起義進行得比山東嚴肅認真，因為它的領導者是號稱“李自成轉世”、進行了多年精心準備的李文成。河南因此也成為這次大起義的主戰場。

因為事機泄露，李文成部于九月六日提前起義，并順利攻下了滑城縣城。李文成在城內建立政權，稱“天王”，樹“大明天順李真主”的大旗。接著，起義軍又攻占了附近的道口和桃源兩個鎮，與滑城形成犄角之勢。起義的開頭有聲有色。

但是緊接著起義軍就暴露了他們對軍事的一無所知。一般農民起義的慣伎是主動出擊，流動作戰，避實就虛，流動作戰。這是歷代農民起義的成功規律。

如果李文成此時揮兵山東，與山東八卦教聯合作戰，利用山東河南多年荒旱的機會，本可以掀起翻天巨浪。但是李文成卻率領起義大軍屯守他攻下的這三處城鎮，準備在此建立地上天國。這種“固守老家，等敵上門”的戰略明顯是重大失策。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是他們沒有人懂得軍事。二是李文成等人在滑縣附近擁有大量的土地房產，戀土懷鄉之念很重。

前來鎮壓的清軍將領一開始十分緊張，及至看到他們固守滑城，就放下心來，知道是烏合之眾，不足為敵。“賊初起時，余告當事者，即憂其四出奔突，難以追逐。后聞其據城自守，已知其無能為。”因為“孤城致斃，此兵法所最忌者”（禮親王昭璉）。

事實也是這樣，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底，滑縣城的起義軍在清軍四面包圍下經過了道口、司寨、滑縣三戰輕松被消滅。

直隸起義軍規模最小，組織領導水平也不高，當然也沒逃過失敗的命運。雖據守潘章鎮多日，被托津指揮吉林索倫軍最終鎮壓。

▍四

不過，最荒唐的還是這次起義的最高潮，天理教教首林清親自指揮的攻打紫禁城之戰。

將三省的起義任務分配好后，林清就開始準備攻占紫禁城，直接到金鑾殿去“坐殿”。

令人難以想像的是，這么大一個行動，他的準備卻只限召集了一百來人，打造了幾十把大刀：

李得曾叫人在雄縣白溝河打過刀六、七把，……在新城縣新利莊打過刀三把，……在新城高各莊打過刀五把。李得自己在馬莊行糧上打過刀三把”。所打之刀，“送交林清散給會中使用。”

這就是他的全部準備工作。

林清本來的計劃是與李文成北上部隊在北京彰儀門會師后，一同進攻紫禁城。然而，因為被困于滑縣，李文成根本沒有派部隊北上。按理這種情況下攻打紫禁城計劃只能取消，林清卻異想天開，認為有自己的聰明機智，又有太監做內應，僅憑一百來人，奇襲紫禁城也能成功。而一旦他們“坐了殿”，那么一切都好說了：“九月十五往京中鬧事，官兵們措手不及，必能得手，我們據了京師，就好說了……我們據了京師，不怕皇上不到關東去。”

九月十五日，林清派一百四十多人，兵分兩路，從東西兩個方向“圍攻紫禁城”。然而這個計劃一開始就大打折扣：許多人一邊殺向紫禁城，一邊心里打鼓。結果一路棄刀逃跑者多達七十余人。也就是說，只有七十多人參加“紫禁城之戰”。

攻打東華門的大約三十多人，他們手持大刀沖到門口。守門衛兵大吃一驚，急忙關大門，只有五六個人跑得快沖了進去，其他二十多個起義軍英雄們望著大門只能大眼兒瞪小眼，瞪了一會兒，四散逃跑了。攻進去這五六個人當然很快“寡不敵眾，慘遭殺害”。“東路的進攻失敗了”。

西華門一路比較順利，因為有太監楊進忠在門口迎候，全隊四十多人全都沖進城內。他們不想著肅清宮內守兵，占據要津，控制局面，卻一門心思要奔到金鑾殿上去“坐殿”。

所以發生了這樣荒唐的一幕：翰林院編修陶梁正在文穎館中校書，忽聽門外有人喧嘩，出門一看，一伙持刀的農民殺了進來，一見他就問：“金鑾殿在何所？”得知“坐殿”要由隆宗門進入后，他們就一起跑到了這座門前，他們事后供說：“我們的人用兩根杉槁撞門，撞不開。后來官軍隔著門射出箭來，大家都往北跑。出了甬子，見官兵從北來，弓箭刀槍抵故不住，又回來往南走，到西華門上了馬道。”

他們上了馬道，登上城墻，打開上書“大明天順”的白色大旗，向外搖動大喊，希望河南同教前來接應。然而，此時河南的起義軍被圍在河南滑縣一帶，離此數百公里之遙，當然沒有聽到他們的聲音。

正在宮內讀書的皇次子旻寧得到匯報，急忙集合守軍，用幾只鳥松把起義者輕松擊敗了。接著又進行搜捕，兩日之中，共有七十二名天理教徒被擒被殺。轟轟烈烈的攻打紫禁城起義，至此徹底失敗。

留名史冊的“林清起義”過程雖然如此荒唐，但是結果卻非常慘烈。山東僅扈家集一戰就有二千余起義軍被殺。河南死亡更為慘重，道口一役中，起義軍被殺者六千余，被燒死于鎮中者四五千人。

整個鎮壓過程中，總計數以七、八萬計的起義軍死亡，直魯豫三省交界處數十州縣荒無人煙，像是一片人間地獄。第二年春天，這一帶瘟疫大起，百姓甚至官吏染疫者大半，死亡無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