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就有江南這一地名，但秦漢時的江南主要是指今江西、湖南的長江以南。明清以來，狹義的江南是指蘇浙的八府一州，即江蘇蘇州府、松江府（含上海縣）、常州府、鎮江府、江寧府、太倉州，浙江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廣義的江南，泛指江蘇、安徽兩省長江以南與浙江錢塘江流域，江蘇揚州一帶和江西長江以南數縣。江南文化，就整體而言，即指先民在這一特定的地域范圍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即中華文明的一個分支或亞區。就其具體的文化而言，也都屬中華文明中的一種文化。

一、江南文化并非江南地區古代文明延續的產物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結論明確指出，良渚在5800年前已經出現文明曙光，5300年前已進入文明階段。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福泉山文化等都出現在6000年前，在江南地區還發現的年代更早的文化遺址。但從先秦到近代的江南文化并非江南地區的這些古代文明、文化遺址延續下來的產物，因為包括良渚在內的古代文明在4000年前后都發生斷裂或突然消失了。盡管專家還不能完滿地解釋產生這樣的結果的原因，但可以肯定出現了當時人無法抗拒或規避的自然環境的劇烈變化，如氣候劇變、海平面驟升、大范圍嚴重天災等，以至這些人口或死或遷，在本地基本滅絕了。由于當時還沒有文字，這些遺址又被掩埋于地下，以至這些早期文明從此湮滅無聞，直到近代才重見天日。

那么五六千年前的文化是否完全滅絕了呢？從理論上說，只要當時還有一定數量的人口生存于原地或附近，他們生活、生產和生存方式就有可能得到延續，這類文化形態也就有可能繼續存在。但這取決于這類人口的數量，也取決于他們及其后裔與外來移民的比例和實力消長。如果客強土弱，甚至外來移民具有壓倒性優勢，土著文化會很快被移民文化所取代，土著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和移民的文化。在尚未發現確切證據的情況下，不能將江南的早期文化和歷史視為“一萬年文化”、“六千年文化”的自然產物。實際上，江南的早期傳說基本都是外來移民為了提高自身地位而作的重構，如某地人為大禹后人，某地有舜的遺跡等。

二、江南文化的源頭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區中原

史籍中“太伯遷吳”的記載已為考古發現所證實，在西周之初的確有一支周人南遷。不過他們是從今山西西南先遷至江南的寧鎮丘陵，再遷入平原地區的。太伯，可視為北方、中原地區上層移民或移民領袖的代表性人物、文化象征。而當時當地的習俗還是“斷發文身”，相當落后。斷發，是為了生活、生產的便利，說明他們還沒有將頭發視為“受之父母”的身體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將發式當作禮儀規范的表征。而當地榛莽未辟，無論水陸都有野獸猛禽橫行，文身可使自己混同于野獸而免受傷害，也說明當地人一般還衣不蔽體。常州淹城遺址等也應是北方移民遷入、定居、開發的產物，江南城市的可信歷史都不早于春秋戰國。 無論儒家、道家、法家及諸子百家，還是禮樂制度、大一統觀念和中央集權思想，都起源和形成于黃河中下游和中原地區，都是以后才傳入江南的。孔子的門徒中，來自南方的僅言偃（言子）一人，且并無具體事跡。到東漢時，江南才出現有全國影響的學者王充及其《論衡》，但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縣東北），估計也是西漢期間南遷的。

上海松江的“二陸”（陸機、陸云），祖籍吳郡吳縣（今蘇州），但在其祖陸遜之前尚無事跡記載，說明并非世家大族，一種可能是北方移民后代，因為在秦漢之際、兩漢之際，吳縣都曾集中了大批中原僑民，經常性遷入的人口也不少。另一種可能，是當地土著，但陸氏能持續產生陸遜、陸抗、陸機陸云這樣一批兼資文武的名人，也是主動接受中原主流文化的結果。但二陸入京之初就受到“日下荀云鶴”的挑戰，入朝活動后才名聲大顯，在生死關頭還不急流勇退，恰恰證明其時的江南依然是政治和文化的邊緣。

佛教首先傳入中原地區，然后再傳至江南。盡管也可能有通過海路傳播的影響，但實際作用幾乎可能忽略。佛教的中國化也是先在中原地區完成，傳入江南后繼續深化。道教也是在北方產生，隨移民南下而傳播到江南。

三、江南文化的物質基礎是比較適宜的自然環境

6000年前中國經歷了一個氣候溫暖時期，據竺可楨等推測，當時黃河中下游的年平均氣溫較現在高出攝氏2度左右，則長江流域和江南地區的氣候過于濕熱，不太適合人類居處。植被過于茂密，不少地方應為熱帶叢林，水道密集，湖沼遍布，在沒有金屬工具的條件下無法開發農業。即使在氣候已經變冷的西漢初年，“江南卑濕，大夫早夭”還是中原人的常識。這里的“江南”雖主要指今江西、湖南的長江以南部分，但長江下游江南部分大致也是如此。

隨著氣候變冷，黃河流域氣溫下降，降水量、光照量、積溫減少，影響農業生產。河流水位降低，冬季冰封時間延長，影響航運。降水量雖減少，但集中于夏秋之交，導致黃河中游水土流失嚴重，更因中游地區的變牧為農和不合理開發而加劇。大量泥沙在黃河下游河道中的淤積形成陸上懸河，造成頻繁決溢和大幅度改道，使生命財產受到嚴重破壞，生態環境惡化。與此同時，長江流域與江南地區變得適宜于人類的生活、生產和生存。以后雖然出現過幾次氣候冷暖的轉變，但都未突破以往的極限，因而這樣的趨勢并未逆轉。

四、江南文化的發展與人口南遷正相關

在農業社會，人口是基本的勞動力。一個地區的糧食產量和經濟實力基本與人口數量成正比。在人口普遍處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的增長模式下，人口的較快增長只能依賴于機械增長即外來人口的遷入。當時，人口也是文化傳播唯一的、最活躍的載體。移民的整體素質和移民遷出地的狀況決定了移民對遷入地文化作用和影響，其中的杰出人才更會起決定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歷次人口南遷都是從中原發達地區、從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或重心所在遷至江南，最后一次南遷（靖康之亂后至元代）也不例外。移民中的“衣冠”，即宗室、貴族、官員、士人、名流的比例很高，這些人又掌握著行政權力，擁有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傳播能力和影響很強。

秦始皇時已有通過行政手段強制從中原移民至江南丘陵山區的記載。秦漢之際、兩漢之際和東漢末年至三國期間都有中原人士避居江南，其中部分人亂定以后會返回北方，但一部分人就此在江南定居。永嘉之亂后至南北朝末年、安史之亂后至五代末、靖康之亂后至元代這三次持續的、大范圍、大規模的人口南遷，江南地區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不僅增加了大量人口，而且吸納了大批人才。到明清時代，江南在科舉、學術、教育、文學、藝術、工藝、出版等各方面的優勢已無可爭議，難以撼動，并且保持至近代，再未逆轉。

五、中華文明因江南文化而更豐富多彩

江南優美的自然環境和富足豐饒的物質條件使中華文明產生了更多的文化形態，發展得更豐富多彩。山水詩、《蘭亭序》、六朝小品、唐詩、宋詞、元曲，無不受到江南山水的熏陶孕育，無不因江南而更顯神韻魅力。手工業、商業、服務業的興盛和市鎮的繁榮催生了市民階層，產生了市民意識和市民文學，也凝聚了職業道德和契約精神，王陽明獨樹一幟——將商業從末業提升到與農業相同的地位。到了近代，又因上海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使江南成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場所和中國文化的輸出地，產生了最多的出國留學、游學人員和學成歸國人員，涌現出最多的科學家和現代專家學者。

以上海為代表的新型工商業城市在江南形成，一批傳統市鎮率先走上近代化之路，轉化為新型的工商業市鎮，分散的、小規模的手工業生產轉變為現代工業化的集約型生產。世界上的新產業、新產品、新服務往往首先被引入江南，實驗成功后再推廣到各地。江南的工商業、服務業在全國的份額達到空前高度，江南產生的物質財富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