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是一個文化發展很早的同家，他與埃及、巴比侖、印度，在世界史上上古部分里，同應占到很重要的篇幅。但中國因其環境關系，他的文化，自始即走上獨自發展的路徑。在有史以前，更渺茫的時代里，中國是否與西方文化有所接觸，及其相互間影響何如，現在尚無從深論。但就大體言，中國文化開始，較之埃及、巴比侖、印度諸國，特別見為是一種孤立的，則已成為一種明顯的事實。

中國文化不僅比較孤立，而且亦比較特殊，這里面有些可從地理背景上來說明。埃及、巴比侖、印度的文化，比較上皆在一個小地面上產生。獨有中國文化，產生在特別大的地面上。這是雙方最相異的一點。人類文化的最先開始，他們的居地，均賴有河水灌溉，好使農業易于產生。而此灌溉區域，又須不很廣大，四圍有天然的屏障，好讓這區域里的居民，一則易于集中而到達相當的密度，一則易于安居樂業而不受外圍敵人之侵擾。在此環境下，人類文化始易萌芽。埃及尼羅河流域，巴比侖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印度印度河流域，莫不如此。印度文化進展到恒河流域，較為擴大，但仍不能與中國相比。中國的地理背景，顯然與上述諸國不同。

普通都說，中國文化發生在黃河流域。其實黃河本身并不適于灌溉與交通。中國文化發生，精密言之，并不賴藉于黃河本身，他所依憑的是黃河的各條支流。每一支流之兩岸和其流進黃河時雨水相交的那一個角里，卻是古代中國文化之搖籃。那一種兩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帶，這是一個水椏杈，中國古書里稱之曰“汭”，汭是在兩水環抱之內的意思。中國古書里常稱渭汭、涇汭、洛汭，即指此等三角地帶而言。我們若把中國古史上各個朝代的發源地和根據地分配在上述的地理形勢上，則大略可作如下之推測。唐、虞文化是發生在現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黃河大曲的東岸及北岸，汾水兩岸及其流入黃河的椏杈地帶。夏文化則發生在現在河南省之西部，黃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兩岸，及其流入黃河的椏杈地帶。

周文化則發生在現在陜西省之東部，黃河大曲之西岸，渭水兩岸，及其流入黃河的椏杈地帶。這一個黃河的大隈曲，兩岸流著涇、渭、伊、洛、汾、涑幾條支流，每一條支流的兩岸，及其流進黃河的三角椏杈地帶里面，都合宜于古代農業之發展。而這一些支流之上游，又莫不有高山疊嶺為其天然的屏蔽，故每一支流實自成為一小區域，宛如埃及、巴比侖般，合宜于人類文化之生長。而黃河的幾個渡口，在今山西省河津、臨晉、平陸諸縣的，則為他們當時相互交通的孔道。

據中國古史傳說，虞、夏文化極相密接，大概夏部族便從洛水流域向北渡過黃河，而與汾水流域的虞部族相接觸。其主要的渡口為平陸的茅津渡，稍東的有孟津。周部族之原始居地，據舊說乃自今陜西渭河上流逐步東移。但據本書作者之意見，頗似有從山西汾河下流西渡黃河轉到陜西渭河下流之可能。無論如何，周部族在其定居渭河下游之后，常與黃河東岸汾水流域居民交通接觸，則為斷無可疑之事。因此上述虞夏周三氏族的文化，很早便能融成一體，很難再分辨的了。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較為西部的一個文化系統。

中國古代的黃河，流到今河南省東部，一到鄭縣境，即折向北，經今河南浚縣大伾山下，直向北流，靠近太行山麓，到今天津附近之渤海灣入海。在今安陽縣（舊彰德府）附近，便有漳水、洹水流入黃河，這里是古代殷、商氏族的政府所在地。他們本由黃河南岸遷來，在此建都，達二百八十年之久。最近五十年內，在那里發掘到許多牛胛骨與龜版，上刻貞卜文字，正為此時代殷商王室之遺物，因此我們對于此一時期中在此地域的商文化，增多了不少新智識。

原來的商族，則在今河南省歸德附近，那里并非黃河流經之地，但在古代則此一帶地面保存很多的湖澤，最有名的如孟諸澤、蒙澤之類。也有許多水流，如睢水、濊水（即渙水）之類。自此（歸德）稍向北，到河南中部，則有滎澤、圃田澤等。自此稍東北，山東西部，則有菏澤、雷夏、大野等澤。大抵商部族的文化，即在此等沼澤地帶產生。那一帶正是古代淮水、濟水包裹下的大平原，商代文化由此漸漸渡河向北伸展而至今河南之安陽，此即所謂殷墟的，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較為東部的一個文化系統。這一個文化系統，再溯上去，或可發生在中國之極東，燕、齊濱海一帶，現在也無從詳說了。

但在有史以前很早時期，似乎上述的中國東西兩大系統的文化，早已有不斷的接觸與往來，因此也就很難分辨說他們是兩個系統。更難說這兩大系統的文化，孰先孰后。

現在再從古代商族的文化地域說起。因為有新出土的甲骨文為證，比較更可信據。那時商王室的政治勢力，似乎向西直達渭水流域，早與周部族相接觸，而向東則達今山東、河北兩省沿海，中間包有濟水流域的低洼地帶。向東北則直至遼河流域，向南則到淮水流域，向西南則到漢水流域之中游，說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勢力尚可跨越淮、漢以南，而抵達長江北岸。這些地帶，嚴格言之，早已在黃河流域外，而遠在商代早已在中國文化區域里。及到周代興起，則長江流域、漢水、淮水、濟水、遼河諸流域，都成為中國文化區域之一部分，其事更屬顯明。

我們只根據上文約略所談，便可見古代中國文化環境，實與埃及、巴比侖、印度諸邦絕然不同。埃及、巴比侖、印度諸邦，有的只籍一個河流和一個水系，如埃及的尼羅河。有的是兩條小水合成一流，如巴比侖之底格里斯與阿付臘底河，但其實仍只好算一個水系，而且又都是很小的。只有印度算有印度河與恒河兩流域，但兩河均不算甚大，其水系亦甚簡單，沒有許多支流。只有中國，同時有許多河流與許多水系，而且都是極大和極復雜的。那些水系，可照大小分成許多等級。如黃河、長江為第一級，漢水、淮水、濟水、遼河等可為第二級，渭水、涇水、洛水、汾水、漳水等則為第三級，此下還有第四級第五級等諸水系，如汾水相近冇涑水，漳水相近有淇水、濮水，入洛水者有伊水，入渭水者有灃水、滈水等。此等小水，在中國古代史上皆極著名。中國古代的農業文化，似乎先在此諸小水系上開始發展，漸漸擴大蔓延，彌漫及于整個大水系。我們只要把埃及、巴比侖、印度及中國的地圖仔細對看，便知其間的不同。

埃及和巴比侖的地形，是單一性的一個水系與單一性的一個平原。印度地形較復雜，但其最早發展，亦只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與恒河流域，他的地形仍是比較單純。只有中國文化，開始便在一個復雜而廣大的地面上展開。有復雜的大水系，到處有堪作農耕憑藉的灌溉區域，諸區域相互間都可隔離獨立，使在這一個區域里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適合的濃度，再一面又得四圍的天然屏障而滿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則極適合于古代社會文化之醞釀與成長。但一到其小區域內的文化發展到相當限度，又可藉著小水系進到大水系，而相互間有親密頻繁的接觸。因此中國文化開始便易走進一個大局面，與埃及、巴比侖、印度，始終限制在小面積里的情形大大不同。若把家庭作譬喻，埃及、巴比侖、印度是一個小家庭，他們只備一個搖籃，只能長育一個孩子。中國是一個大家庭，他能具備好幾個搖籃，同時撫養好幾個孩子。這些孩子成長起來，其性情習慣自與小家庭中的獨養子不同。這是中國文化與埃及、巴比侖、印度相異原于地理背景之最大的一點。

其次再有一點，則關于氣候方面。埃及、巴比侖、印度全都近在熱帶，全在北緯三十度左右，物產比較豐足，衣食易給，他們的文化，大抵從多量的閑暇時間里產生。只有中國已在北溫帶的較北地帶，在北緯三十五度左右。黃河流域的氣候，是不能和埃及、印度相比的，論其雨量，也遠不如埃及、印度諸地之豐富。古代中國北部應該和現在的情形相差不遠，我們只看周初時代《豳風·七月》詩里所描寫那時的節令物產以及一般農民生活，便知那時情形實與現在山西、陜西一帶黃河、渭水附近甚相類似。因此中國人開始便在一種勤奮耐勞的情況下創造他的文化，較之埃及、巴比侖、印度之閑暇與富足的社會，又是絕不相似了。

二

根據上述，古代中國因其天然環境之特殊，影響其文化之形成，因有許多獨特之點，自亦不難想像而知。茲再約舉其大者言之。

第一：古代文化發展，皆在小環境里開始，其缺點在于不易形成偉大的國家組織。獨有中國文化，自始即在一大環境下展開，因此易于養成并促進其對于政治、社會凡屬人事方面的種種團結與處理之方法與才能。遂使中國人能迅速完成為一內部統一的大國家，為世界同時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二：在小環境里產生的文化社會，每易遭受外圍文化較低的異族之侵凌，而打斷或阻礙其發展。獨有中國文化，因在大環境下展開，又能迅速完成同家內部之團結與統一，因此對于外來異族之抵抗力量特別強大，得以不受摧殘，而保持其文化進展之前程，逐漸發展。直至現在成為世界上文化綿歷最悠久的國家，又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三：古代文明多在小地面的肥沃區域里產生，因此易于到達其頂點，很早便失卻另一新鮮向前的刺激，使其活力無地使用，易于趨向過度的奢侈生活，而招致社會內部之安逸與退化。獨有中國文化，因在較苦瘠而較廣大的地面產生，因此不斷有新刺激與新發展的前途。而在其文化生長過程下，社會內部亦始終能保持一種勤奮與樸素的美德，使其文化常有新精力，不易腐化。直到現在，只有中國民族在世界史上仍見其有雖若陷于老朽，而仍有其內在尚新之氣概，此又為并世諸民族所不逮。

因于上述三點，所以中國文化經過二三千年的發展，完成了他的上古史之后，一到秦、漢統一時代，正為中國文化開始走上新環境、新氣象之另一進程，漸漸由黃河流域擴展至長江流域的時代。而與他同時的幾個文明古國，如埃及、巴比侖、印度等，皆已在世界文化史上開始退出他們重要的地位，而讓給其他的新興民族來扮演另一幕的主角了。

三

若照全世界人類文化已往成績而論，便只有西方歐洲文化和東方中國文化兩大系統，算得源遠流長，直到現在，成為人類文化之兩大主干。我們不妨乘便再將此兩大文化約略作一簡單的比較。

歐洲文化的遠祖是希臘，希臘文化燦爛時期，正和中國西周乃至春秋、戰國時代相平行。但雙方有一極大的不同。希臘諸邦，雖則有他們共同的文化，卻從沒有他們共同的政治組織。希臘永遠是一種互相獨立的市府政治，每一市府，各成一單位。中國西周乃至春秋時代，雖亦同樣有許多國家，每一國家雖則幾乎亦同樣以一個城市，即中國古書中稱為“國”的為中心，但這些國家，論其創始，大體都由一個中央政府，即西周王室所分封，或經西周王室之正式承認。因此西周時代的中國，理論上已是一個統一國家，不過只是一種“封建式的統一”，而非后代郡縣式的統一而已。

中國此時之所謂“封建”，亦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不同。惟其如此，所以一到春秋時代，雖則西周王室東遷，他為中原諸侯共主的尊嚴早已失去，但還可以有齊桓公、晉文公一輩在列國諸侯中稱霸為盟主的起來，代替王室，繼續聯合和好與統一的工作。這是西方希臘政治所不能完成的。因此西方希臘諸市府，一到中國秦、漢時代，便不免完全為羅馬所吞滅，從此西方文化又要走入一新境界。但中國秦、漢時代，卻并非如西方般，由外面來了一個新勢力，把舊有的中國吞滅，中國秦、漢時代，只是在舊中國的內部，自身有一種改進，由封建式的統一，轉變而成“郡縣式的統一”，使其統一之性質與功能，益增完密與強固而已。

我們繼此可以說到西方羅馬與漢代之不同。羅馬政府的性質，論其原始也和希臘市府一般。后來逐步向外伸張，始造成一個偉大的帝國。這一個帝國之組織，有他的中心即羅馬城，與其四圍之征服地。這是在帝國內部顯然對立的兩個部分。至于中國漢代，其開始并沒有一個像希臘市府般的基本中心，漢代的中國，大體上依然承襲春秋、戰國時代來，只在其內部組織上，起了一種新變化。這一種變化，即如上節所說，由封建式的統一轉變成為郡縣式的統一。

因此漢代中國，我們只可說他有了一種新組織，卻不能說他遇到一個新的征服者。羅馬帝國由征服而完成，漢代中國則不然。那時的中國，早已有他二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商、周時代，國家體制早已逐漸完成了。一到漢代，在他內部，另有一番新的政治組織之醞釀與轉化。因此在羅馬帝國里面，顯然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兩部分之對立，而在漢代中國，則渾然整然，只是一體相承，并沒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區分。西方習慣稱羅馬為帝國(Empire)，漢代中國決不然，只可稱為一國家(Nation)。照西方歷史講，由希臘到羅馬，不僅當時的政治形態變了，由市府到帝國，而且整個的國家和人民的大傳統也全都變了，由希臘人及希臘諸市府變到羅馬人與羅馬帝國。而那時的中國，則人民和國家的大傳統，一些也沒有變，依然是中國人和中國，只變了他內部的政治形態，由封建到郡縣。

我們再由此說到羅馬覆亡后的西方中古時期，和中國漢代覆亡后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兩者中間仍有顯著的不同。羅馬覆亡，依然和希臘覆亡一樣，是遇到了一個新的征服者，北方蠻族。此后的歐洲史，不僅政治形態上發生變動，由帝國到封建，而且在整個的人民和國家的大傳統上也一樣的發生變動，由南方羅馬人轉變到北方日耳曼人，又由羅馬帝國轉變到中世紀封建諸王國。中國漢代的覆滅，并不是在中國以外，另來了一個新的征服者，而仍然是在中國內部起了一種政治形態之動蕩。東漢以后，魏、蜀、吳三國分裂，下及西晉統一，依然可以說是一種政治變動，而非整個民族和國家傳統之轉移。此后五胡亂華，雖有不少當時稱為胡人的乘機起亂，但此等胡人，早已歸化中國，多數居在中國內地，已經同樣受到中國的教育。他們的動亂，嚴格言之，仍可看作當時中國內部的一種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而非在中國人民與中國國家之外，另來一個新的征服者。

若依當時人口比數論，不僅南方中國，全以中國漢人為主體，即在北方中國，除卻少數胡族外，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主要戶口依然是中國的漢人。當時南方政治系統，固然沿著漢代以來的舊傳統與舊規模，即在北朝，除卻王室由胡族為之，其一部分主要的軍隊由胡人充任以外，全個政府，還是胡、漢合作。中國許多故家大族，沒有南遷而留在北方的，依然形成當時政治上的中堅勢力，而社會下層農、工、商、賈各色人等，則全以漢人為主干。因此當時北朝的政治傳統，社會生活，文化信仰，可以說一樣承襲著漢代而仍然為中國式的舊傳統。雖不免有少許變動，但這種變動，乃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所不免。若單論到民族和國家的大傳統，文化上的大趨向，則根本并無搖移。

因此西方的中古時代，北方蠻族完全以一種新的民族出現而為此下西方歷史之主干，舊的羅馬人則在數量上已成被壓倒的劣勢而逐漸消失。反之，在中國史上，魏晉南北朝時代，依然以舊的中國人為當時政治、社會、文化各部門各方面之主干與中堅。至于新的胡人，只以比較的少數加入活動，如以許多小支流浸灌入一條大河中，當時雖有一些激動，不久即全部混化而失其存在了。這一層是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和歐洲中古時期的絕大不同處。

因此西方的中古時期，可以說是一個轉變，亦可說是一個脫節，那時的事物，主要的全是新興的。北方日耳曼民族成為將來歷史和文化之主干，這是新興的。當時所行的封建制度，亦是新興的。西方的封建，乃羅馬政治崩潰后，自然形成的一種社會現象，根本與中國史上西周時代所謂的封建不同。中國的封建制度，乃古代中國統一政治進展中之一步驟、一動象；西方封建，則為羅馬政治解消以后一種暫時脫節的現象。那時在西方主持聯合與統一工作的，主要者并非封建制度，而為基督教的教會組織。這種教會組織又是新興的。

希臘、羅馬和基督教會之三者，成為近代西方文化之三主源。在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雖同樣有印度佛教之流入，并亦一時稱盛，但在歷史影響上，復與西方中古時期的基督教絕然不同。基督教是在羅馬文化爛熟腐敗以后，完全以新的姿態出現而完成其感化北方蠻族的功能的。但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國，則以往傳統文化并未全部衰歇。孔子的教訓，依然為社會人生之最大信仰與最大歸趨，只在那時又新增了一個由印度傳來的佛教，而一到唐代以后，佛教也到底與儒教思想相合流相混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歐洲中古時期，論其民族，是舊的羅馬民族衰歇而新的日耳曼民族興起。在中國則只在舊的中國漢民族里面增加了一些新民族新分子，胡人。

論政治，在歐洲中古時期，是舊的羅馬統治崩潰，而新的封建社會興起。在中國則依然是秦、漢的政治制度之沿續，根本上并無多少轉換。論文化與信仰，在歐洲中古時期，則由舊的羅馬文化轉變到新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國，則依然是一個孔子傳統，只另外又加進一些佛教的成分。卻不能說那時的中國，由舊的孔教而變成為新的佛教了。

由此言之，西方的中古時期，全是一個新的轉變，而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國，則大體還是一個舊的沿襲。那些王朝的起滅和政權之轉移，只是上面說的一種政治形態之動蕩。若論民族和國家的大傳統，中國依然還是一個承續，根本沒有搖移。

根據上述，來看近代西方新興的民族國家，他們在兩洋史上，又都是以全新的姿態而出現的。論其民族和國家的大傳統，他們復和古代的希臘、羅馬不同。但中國史則以一貫的民族傳統與國家傳統而綿延著，可說從商、周以來，四千年沒有變動。所有中國史上的變動，傷害不到民族和同家的大傳統。因此中國歷史只有層層團結和步步擴展的一種綿延，很少徹底推翻與重新建立的像近代兩方人所謂的革命。這是中西兩方歷史形態一個大不同處，因此而影響到雙方對于歷史觀念之分歧。

西方人看歷史，根本是一個“變動”，常由這一階段變動到那一階段。若再從這個變動觀念上加進時間觀念，則謂歷史是“進步”的，人類歷史常由這一時代的這一階段，進展到另一時代的另一階段。但中國人看歷史，則永遠在一個“根本”上，與其說是變動，不如說是“轉化”。與其說是進步，不如說是“綿延”。中國人的看法，人類歷史的運行，不是一種變動，而是一種轉化。不是一種進步，而是一種綿延，并不是從這一階段變動、進步而達另一階段，只是依然在這一階段上逐漸轉化、綿延。

變動、進步是“異體的”，轉化、綿延則是“同體的”。變動、進步則由這個變成了那個。轉化、綿延則永遠還是這一個。因此兩方人看歷史，常偏向于“空間”的與“權力”的“向外伸展”；中網人看歷史，常偏向于“時間”的與“生長”的“自我綿延”。西方人的看法，常是“我”與“非我”兩個對立。中國人的看法，只有自我一體渾然存在。雙方歷史形態之不同，以及雙方對于歷史觀念之不同，其后面便透露出雙方文化意識上之不同。這一種不同，若推尋根柢，我們依然可以說中西雙方全都受著一些地理背景的影響。中國在很早時期，便已凝成一個統一的大國家。在西方則直到近代，由中國人眼光看來，依然如在我們的春秋、戰國時代，列國紛爭，還沒有走上統一的路。

中國歷史正因為數千年來常在一個大一統的和平局面之下，因此他的對外問題常沒有像他對內問題那般的重要。中國人的態度，常常是反身向著內看的。所謂向內看，是指看一切東西都在他向己的里面。這樣便成為自我一體渾然存在。西方歷史則永遠在列國紛爭、此起彼仆的斗爭狀態之下，因此他們的對內問題常沒有像他們對外問題那般的重要，西方人的態度，則常常是向外看的。所謂向外看，是指看一切東西都在他自己的外面，所以成為我與非我屹然對立。惟其常向外看，認為有兩體對立，所以特別注意在空間的“擴張”，以及“權力”和“征服”上。惟其常向內看，認為只有一體渾然，所以特別注意到時間的“綿延”以及“生長”和“根本”上。

四

其次說到雙方經濟形態，中國文化是自始到今建筑在農業上面的，西方則自希臘、羅馬以來，大體上可以說是建筑在商業上面。一個是徹頭徹尾的農業文化，一個是徹頭徹尾的商業文化，這是雙方很顯著的不同點。

依西方人看法，人類文化的進展，必然由農業文化進一步變成商業文化。但中國人看法，則并不如此。中國人認為人類生活，永遠仰賴農業為基礎，因此人類文化也永遠應該不脫離農業文化的境界，只有在農業文化的根本上再加綿延展擴而附上一個工業，更加綿延展擴而又附上一個商業，但文化還是一線相承，他的根本卻依然是一個農業。

照西方人看，文化是變動的，進步的，由農到商截然不同。照中國人看，則文化還是根本的與生長的，一切以農為主。這里自然也有地理背景的影響。因為西方文化開始如埃及、巴比侖等，他們本只有一個狹小的農業區，他們的農業文化不久便要達到飽和點，使他們不得不轉換方向改進到商業經濟的路上去。希臘、羅馬乃至近代西方國家莫不如此。在中國則有無限的農耕區域可資發展，因此全世界人類的農業文化，只有在中國得到一個繼長增榮不斷發展的機會。

中國歷史，在很早時期里，便已有很繁榮的商業了。但因中國開始便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國，因此他的商業常是對內之重要性超過了對外。若西方各國，則常是對外通商的重要性超過了對內。因此雙方對商業的看法，也便有異。西方常常運用國家力量來保護和推進其國外商業。中國則常常以政府法令來裁制國內商業勢力之過分旺盛，使其不能遠駕于農、工之上。因此在西方國家很早便帶有一種近代所謂“資本帝國主義”的姿態，在中國則自始到今常采用一種近代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政策。

再換辭言之，農業文化是自給自足的，商業文化是內外依存的。他是要吸收外面來營養自己的。因此農業文化常覺得內外一體，只求安足。商業文化則常覺彼我對立，惟求富強。結果富而不足，強而不安，因此常要變動，常望進步。農業文化是不求富強但求安足的，因此能自本自根一線綿延。

我們繼此講到科學和工業，科學知識和機械工業在現世界的中國是遠為落后的。但中國已往歷史上，也不斷有科學思想與機械創作之發現，只因中國人常采用的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不患寡而患不均”。對于機械生產，不僅不加獎勵，抑且時時加以禁止與阻抑，因此中國在機械工業一方面，得不到一個活潑的發展。在中國的機械和工業，是專走上精美的藝術和靈巧的玩具方面去了。科學思想在中國之不發達，當然不止此一因，但科學沒有實際應用的機會，自為中國科學不發達的最要原因之一。

五

其次我們再說到中西雙方對于人生觀念和人生理想的異同。“自由”(Liberty & Freedom)一詞是西方人向來最重視的。西方全部歷史，他們說，即是一部人類自由的發展史。西方全部文化，他們說，即是一部人類發展自由的文化。“人生”、“歷史”和“文化”，本來只是一事，在西方只要說到“自由”，便把這三方面都提綱挈領的總會在一處了。在中國則似乎始終并不注重“自由”這個字。西方用來和自由針對的，還有“組織”和“聯合”(Organization & Unity)。希臘代表著自由，羅馬和基督教會則代表著組織和聯合。這是西方歷史和西方文化的兩大流，亦是西方人生之兩大干。我們只把握這兩個概念來看兩方史，便可一一看出隱藏在兩方歷史后面的一切意義和價值。

但中國人向來既不注重自由，因此也便不注重組織和聯合，因為自由和聯合的后面，還有一個概念存在的，這便是“兩體對立”。因有兩體對立，所以要求自由，同時又要求聯合。但兩體對立，是西方人注重向外看，注重在空間方面看的結果。是由西方商業文化內不足的經濟狀態下產生的現象。中國人一向在農業文化中生長，自我安定，不須向外尋求，因此中國人一向注重向內看，注重在時間方面看，便不見有嚴重的兩體對立，因此中國人也不很重視自由，又不重視聯合了。中國人因為常偏于向內看的緣故，看人生和社會只是渾然整然的一體。

這個渾然整然的一體之根本，大言之是自然、是天；小言之，則是各自的小我。“小我”與“大自然”混然一體，這便是中國人所謂的“天人合一”。小我并不和此大自然體對立，只成為此體之一種根荄，漸漸生長擴大而圓成，則此小我便與大自然融和而渾化了。此即到達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國《大學》一書上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層一層的擴大，即是一層一層的生長，又是一層一層的圓成，最后融和而化，此身與家、國、天下并不成為對立。這是中國人的人生觀。

我們若把希臘的自由觀念和羅馬帝國以及基督教會的一種組織和聯合的力量來看中國史，便得不到隱藏在中國史內面深處的意義與價值。我們必先了解中國人的人生觀念和其文化精神，再來看中國歷史，自可認識和評判其特殊的意義和價值了。但反過來說，我們也正要在中國的文化大流里來認識中同人的人生觀念和其文化精神。

繼此我們再講到中兩雙方的宗教信仰。西方人常看世界是兩體對立的，在宗教上也有一個“天國”和“人世”的對立。在中國人觀念里，則世界只有一個。中國人不看重并亦不信有另外的一個天國，因此中國人要求永生，也只想永生在這個世界上。中國人要求不朽，也只想不朽在這個[讓界上。中同古代所傳誦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便從這種觀念下產生。中國人只想把他的德行、事業、教訓永遠留存在這個世界這個社會上。中國人不想超世界超社會之外，還有一個天國。因此在西方發展為宗教的，在中國只發展成“倫理”。中國人對世界對人生的“義務”觀念，反更重于“自由”觀念。在西方常以義務與權利相對立，在中國則常以義務與白由相融和。義務與自由之融和，在中國便是“性”（自由）與“命”（義務）之合一，也便是“天人合一”。

西方人不僅看世界常是兩體對立，即其看自己個人，亦常是兩體對立的。西方古代觀念，認人有“靈魂”“肉體”兩部分，靈魂部分接觸的是理性的“精神世界”，肉體部分接觸的是感官的“物質世界”。從此推衍，便有西方傳統的“二元論”的哲學思想。而同時因為西方人認為物質世界是超然獨立的，因此他們才能用純客觀的態度來探究宇宙而走上科學思想的大園地。中國人則較為傾向“身心一致”的觀念，并不信有靈肉對立。他看世界，亦不認為對我而超然獨立，他依然不是向外看，而是向內看。他認為我與世界還是息息相通，融為一體。

儒家思想完全以“倫理觀”來融化了“宇宙觀”，這種態度是最為明顯了。即在道家，他們是要擺脫儒家的人本主義，而從宇宙萬物的更廣大的立場來觀察真理的，但他們也依然保留中國人天人合一的觀點，他們并不曾從純客觀的心情上來考察宇宙。因此在中國道家思想里，雖有許多接近西方科學精神的端倪，但到底還發展不出嚴格的西方科學來。

以上所述，只在指出中西雙方的人生觀念、文化精神和歷史大流，有些處是完全各走了一條不同的路。我們要想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我們先應該習得中國人的觀點，再循之推尋。否則若從另一觀點來觀察和批評中國史和中國文化，則終必有搔不著痛癢之苦。

原載《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