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

以色列將它最重要的獎項頒發給世界文學，我認為這并不是一個偶然的事實，而是源于一個長久的傳統。事實上，正是那些偉大的猶太人，遠離他們的發源地，超越于民族主義激情之上，一直表現出對一個超越國界的歐洲的高度敏感，不是作為一塊領土的歐洲，而是作為一種文化的歐洲。即使非常不幸地，猶太人被歐洲傷透了心，卻仍然忠誠于這個國際性的歐洲。于是，以色列，這個猶太人終于重新找回了的小小祖國，在我眼中儼然成了歐洲真正的心臟，一顆奇特的、處于身體之外的心臟。

今天我帶著極大的激動，領取這一帶有耶路撒冷的名字以及這一偉大的猶太國際精神印記的獎項。我是作為小說家領取這一獎項的。我強調一下，小說家，我沒有說作家。小說家是一位（照福樓拜的說法）希望消失在他的作品后面的人。消失在他的作品后面，也就是說拒絕公眾人物的角色，這在今天并不容易。今天，任何略微有些重要性的東西都必須登上被大眾媒體照耀得讓人無可忍受的舞臺。與福樓拜的意愿相反，這些大眾媒體使作品消失在它的作者的形象后面。在這種沒有人可以完全逃避的處境下，福樓拜的觀察讓我覺得幾乎是一種警告：小說家一旦扮演公眾人物的角色，就使他的作品處于危險的境地，因為它可能被視為他的行為、他的宣言、他采取的立場的附庸。而小說家絕非任何人的代言人。當托爾斯泰寫下《安娜·卡列寧娜》初稿的時候，安娜是一個非常不可愛的女人，她悲劇性的結局是應該的，是她應得的下場。而小說的最后定稿則大不相同，但我不認為托爾斯泰在其間改變了他的道德觀，我覺得在寫作過程中，托爾斯泰聆聽了一種與他個人的道德信念不同的聲音。他聆聽了我愿意稱之為小說的智慧的東西。所有真正的小說家都聆聽這一高于個人的智慧，因此偉大的小說總是比它們的作者聰明一些。那些比他們的作品更聰明的小說家應該改行。

這一智慧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小說？有一句精彩的猶太諺語：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受到這一格言的啟發，我總愛想象弗朗索瓦·拉伯雷有一天聽到上帝的笑聲，就這樣孕育出第一部偉大的歐洲小說的想法。我喜歡想象小說的藝術是作為上帝笑聲的回聲而來到這世界上的。

可為什么上帝看到思考的人會笑？那是因為人在思考，卻又抓不住真理。因為人越思考，一個人的思想就越跟另一個人的思想相隔萬里。還有最后一點，那就是人永遠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樣。早在現代的黎明時期，在剛剛從中世紀走出的人身上，人的這一根本處境就顯示出來了：堂吉訶德思考，桑丘也思考，然而不但世界的真理，而且連他們自己自我的真理也找不到。最早的歐洲小說家看到并抓住了人的這一新處境，并在這一新處境之上建立起新的藝術，即小說的藝術。

朗索瓦·拉伯雷發明了許多新詞，這些新詞后來都進入了法語以及其他語言，但其中有一個詞被遺忘了，令人遺憾。就是agelaste這個詞：它是從希臘語來的，意思是：不會笑的人，沒有幽默感的人。拉伯雷厭惡那些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他怕他們。他抱怨說那些人那么“充滿惡意地反對他”，使他差一點停止寫作，而且永遠擱筆。

理性是沒有幽默感的。在小說家與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之間是不可能有和平的。那些人從未聽到過上帝的笑聲，堅信真理是清晰的，認為所有人都必須想同樣的事情，而且他們本人完全就是他們所想的那樣。但是，正是在失去對真理的確信以及與他人的一致的情況下，人才成為個體。小說是個體的想象天堂。

在這一領地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掌握真理，既非安娜，也非卡列寧，但所有人都有被理解的權利，不管是安娜，還是在《高康大和龐大固埃》的第三卷中，歐洲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小說人物巴奴日一直受到一個問題的困擾：他是否應該結婚？他向醫生、卜者、教授、詩人、哲學家請教，那些人一個個向他引述希波克拉底、亞里士多德、荷馬、赫拉克利特、柏拉圖。但聽了這些占據了整卷書的龐大淵博的研究之后，巴奴日還是不知道他是否應該結婚。我們這些讀者也不知道。不過，我們從各個可能的角度探討了這位不知道是否應該結婚的人物既可笑又基本的處境。

所以拉伯雷的淵博雖然無以復加，但跟笛卡爾的淵博意義不同。小說的智慧跟哲學的智慧不同。小說并非誕生于理論精神，而是誕生于幽默精神。歐洲的失敗之一就是從來都沒有理解最歐洲化的藝術——小說；既沒有理解它的精神，又沒有理解它巨大的知識與發現，也沒有理解它的歷史的自主性。從上帝的笑聲中獲得靈感的藝術從實質上看不從屬于意識形態的確定性，而是與這種確定性相矛盾。像帕涅羅珀一樣，小說家在夜里拆掉那些神學家、哲學家和學者在前一天編成的織毯。

最近一段時間，人們喜歡說十八世紀的壞話，甚至有了這樣的成見：俄國極權制度造成的不幸是歐洲的作為，其罪魁尤其是啟蒙時代無神論的理性主義，因為他信仰理性萬能。我并不覺得自己有能力跟那些認為伏爾泰應該對古拉格負責的人爭論。但是，我覺得我有能力說：十八世紀不光是盧梭、伏爾泰、霍爾巴赫的世紀，而且是（尤其是！)菲爾丁、斯特恩、歌德和拉克洛的世紀。

所有那個時代的小說中，我最喜歡的是勞倫斯·斯特恩的《項狄傳》。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說。斯特恩是從項狄被他母親懷上的那個晚上講起的，可他剛剛開始講這件事，馬上就有另一個想法吸引他了，而這一想法，通過自由的聯想，又引出另一段思考，然后又是另一段軼聞趣事，以至于一個離題接著另一個離題，而作為書的主人公的項狄在足足一百來頁中被遺忘了。這一組織小說的奇特方式可能會被看作只是一種簡單的形式游戲。然而，在藝術中，形式從來都不僅僅是形式。每一部小說，不管怎樣，都對一個問題作出回答：人的存在是什么，他的詩性在哪里？跟斯特恩同時代的人，比如菲爾丁，主要是體味行動與冒險的非凡魅力。暗藏在斯特恩小說里的答案則不同：詩性，照斯特恩的看法，并不存在于行動中，而存在于行動的中止中。

很可能，在這里，小說與哲學間接地開始了一場偉大的對話。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建立在萊布尼茨那句著名的話上：nihil est sine ratione。即沒有一件事物的存在是沒有理由的。被這一信念鼓舞的科學帶著熱情審視一切事物的“為什么”，以至于一切存在似乎都是可以解釋的，也就是可以計量的。一個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意義的人會放棄沒有原因與目標的每一個行為。所有的傳記都是這么寫出來的。生活好像是一系列原因、結果、失敗與成功的明亮軌跡，而人，用急迫的眼光緊緊盯著他行為的因果之鏈，更加快了他的瘋狂之旅，奔向死亡。

面對這一將世界簡化為一系列因果關系的事件的做法，斯特恩的小說僅憑它的形式，就向人們表明：詩性并非在行動之中，而在行動停止之處；在因與果之間的橋梁被打斷之處，在思想于一種溫柔、閑適的自由中漫游之處。斯特恩的小說告訴人們，存在的詩性在離題中。它在不可計量中。它超越于因果關系之上。它是sine ratione，也就是沒有理由的。它超越于萊布尼茨的那句話之上。

所以我們判斷一個世紀的精神不能僅僅依據它的思想，它的理論概念，而不去考慮它的藝術，尤其是它的小說。十九世紀發明了火車，黑格爾確信他把握住了普遍歷史的精神本質。福樓拜則發現了愚蠢。我敢說，這才是那個因它的科學理性而無比自豪的世紀最偉大的發現。

當然，早在福樓拜之前，人們就不懷疑愚蠢的存在，但當時人們對它的理解有些不同：它被視為只是缺少知識，是一個可以經過教育而改正的缺點。然而在福樓拜的小說中，愚蠢是與人類存在不可分離的一個范疇。愚蠢一天天伴隨著可憐的愛瑪，伴隨到她做愛的床上，伴隨到她死去的床上。就在她死去的床邊，兩個可怕的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郝麥與布尼賢，還在那里長久地互相說著蠢話，仿佛在念悼詞。但在福樓拜關于愚蠢的思考中，最讓人震驚、最令人愕然的是：愚蠢面對科學、技術、進步、現代性并不遁去，相反，它水漲船高地伴隨著進步一起進步！

福樓拜帶著一種不無惡意的激情，收集了他身邊的人為了顯示自己聰明、顯示自己什么都知道而說的陳詞濫調。他用這些材料編出了著名的《庸見詞典》（或譯為《固有觀念詞典》）。讓我們借用一下這個名稱來說：現代的愚蠢并不意味著無知，而意味著固有觀念的無思想性。福樓拜的發現對世界的未來而言，比馬克思或弗洛伊德最有影響的思想還要重要。因為我們可以想象沒有階級斗爭或精神分析的未來，但不能想象沒有不斷增加的固有觀念的未來。這些固有觀念被記錄在電腦中，通過大眾媒體傳播，有可能很快成為一種壓倒一切獨創的、個體的思想從而扼殺現代歐洲文化的實質的力量。

在福樓拜想象出愛瑪·包法利大約八十年之后，在我們這個世紀的三十年代，另一位偉大的小說家，赫爾曼·布洛赫，談到了現代小說與媚俗浪潮搏斗的英雄壯舉，但最終還是被媚俗打翻在地。“媚俗”一詞指不惜一切代價想討好，而且要討最大多數人好的一種態度。為了討好，就必須確定什么是大家都想聽的，必須為固有觀念服務。所謂“媚俗”，就是用美麗、動人的語言表達固有觀念的愚蠢。它惹得我們為自身，為我們平庸的感受與思想一掬熱淚。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布洛赫的話變得更加具有現實性。由于必須討好，也即必須獲得最大多數人的關注，大眾媒體的美學不可避免地是一種媚俗美學；隨著大眾媒體包圍、滲入我們的整個生活，媚俗就成了我們日常的美學與道德。直到不久以前的時代，現代主義還意味著一種對固有觀念與媚俗的反保守主義的反叛。今天，現代性已經與大眾媒體的巨大活力相融，成為現代人就意味著一種瘋狂的努力，竭力跟上潮流，竭力與別人一樣，竭力比那些最與別人一樣的人還要與別人一樣。現代性已披上了媚俗的袍子。

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固有觀念的無思想性，媚俗：這是與藝術為敵的三頭怪獸。藝術作為上帝笑聲的回聲，創造出了令人著迷的想象空間，在里面，沒有一個人擁有真理，所有人都有權被理解。這一想象空間是與現代歐洲一起誕生的，它是歐洲的幻象，或至少是我們的歐洲夢想。這個夢想已多次被背叛，但它足夠強烈，將我們所有人統一到遠遠超越我們小小歐洲大陸的博愛之中。但我們知道一個個體被尊重的世界（小說的想象世界，歐洲的真實世界）是脆弱的，是會滅亡的。我們看到在地平線上有成群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在伺機進攻我們。而正是在這個沒有宣戰卻永遠存在著戰爭的時代，在這個命運如此戲劇化、如此殘酷的城市，我決定只談小說。也許你們都明白了我并非是要在所謂嚴肅的問題面前回避。因為，假如說歐洲文化讓我感到今天是受到威脅的，假如說它最珍貴的東西從外到內都受到了威脅，包括它對個體的尊重，對個體獨創的思想以及對個體擁有不可侵犯的私生活權利的尊重，那么，我覺得，這一歐洲精神的可貴本質就像珍藏在一個銀匣子中一樣存在于小說的歷史之中，存在于小說的智慧之中。在這個答謝辭中，我愿意向這一智慧致敬。但我應該就此打住了。我幾乎忘記了上帝在笑，他看到了我在思考。

米蘭·昆德拉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爾諾，自1975年起在法國定居；小說家，當今世界追劇聲名、暢銷的作家之一，曾獲耶路撒冷文學獎、歐洲文學獎、赫爾德文學獎、捷克國家文學獎，以及多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本文系米蘭·昆德拉一九八五年獲“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的獲獎演說，選自米蘭·昆德拉著《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