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提到，所謂“理性的自負”，是指對人類的理性能力抱有過度的信心，相信理性能獲得幾乎完美的知識，從而構建出完美的社會規劃，實現理想的人類生活。

哈耶克的這個概念有著非常強的現實針對性。在20世紀，西方思想面對的兩大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解釋納粹德國的災難和蘇聯模式的失敗。哈耶克正是依據“理性的自負”這個概念對這兩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解釋。

納粹與蘇聯的歷史和“理性的自負”有什么關系呢？哈耶克的回答有什么特別之處，又對后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這一節我們來討論這幾個問題。

事實上，哈耶克用“理性的自負”來解釋德國和蘇聯的歷史，這是不同于當時主流看法的另類觀點。

在二戰后期，西方主流觀點認為，納粹德國和蘇聯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經濟模式：蘇聯是超理性的，而納粹是非理性的，兩者相距甚遠。但哈耶克認為這兩種模式的病根是同源的，都來源于“理性的自負”。具體表現就是，在經濟領域中推行計劃經濟，在社會規劃中依賴高度理性化的系統設計。

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其中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批評已經非常有名了。但很多讀者往往忽視了一點：這本書中還專門探討了納粹主義的思想起源。在此之前，流行的觀點認為納粹主義是一個沒有思想深度的反理性運動，是一群瘋狂之人的所作所為。哈耶克說，事實并非如此，納粹主義有它深刻的思想起源，它其實是集體主義夢想的一個最高版本。

哈耶克分析指出，推崇組織計劃的思想早在20世紀初就在德國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引用20世紀20年代德國出版的一部著作《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里面這樣寫道：

“普魯士的觀念”要求每個人都應當成為國家的公務員……未來的國家將是一種官吏治理的國家。將來是商業統治國家，還是國家統治商業：必須由德國來為全世界解決這個決定性的問題。

從1930年初期，德國就開始創建一套強有力的計劃經濟體制。包括建立一系列經濟控制機構，通過壟斷集團來控制企業，甚至直接由政府來規定商品價格，等等。這種做法一度非常成功，在世界經濟大蕭條的背景下創造了德國經濟復興的奇跡：國民生產總值在1932年到1937年間增長了102%，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但在這種奇跡中隱藏著深刻的危險，比如農業的各個細微環節都受到了國家的控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處于發展停滯的狀態。在進一步向戰爭經濟轉型之后，德國的經濟體制最終隨著戰爭失敗而破產了。

哈耶克強調指出，這種規劃模式表明，納粹德國并不是瘋狂的產物，在它的思想和實踐中都包含著高度理性的部分，試圖用理性的現代化來鏟除所有非理性的東西。甚至在對于猶太人的迫害中，納粹的口號首先不是仇恨，而是用偽科學來證明猶太人是不符合秩序的存在，因此他們要被鏟除。納粹德國在道德和社會秩序上的“潔癖”都來自所謂科學理性，他們相信自己掌握了人類的終極知識，想要無限度地追求卓越。

這里就體現出了哈耶克的另一個獨到之處。和當時西方主流觀點不同，他對納粹德國的批判診斷首先不是道德指控，而是揭露它在認知上的錯亂：納粹的災難不是一群瘋子或惡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對“理性”的錯誤認知，被“理性的自負”所誘惑。

人們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極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負”會讓事與愿違。哈耶克說過，那些統治者“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來締造我們的未來，實際上卻不知不覺地創造出一種和他們想要奮斗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人們還能想象出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在這個問題上他和波普爾的看法相當一致。波普爾也說過，要承認某些極權主義的設計者具有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又有非常明智敏銳的理論洞察力，但卻是因為陷入了一種烏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災難。哈耶克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通向地獄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鋪成的。

既然“理性的自負”如此危險，那我們防范警惕就好了，對嗎？這當然是最直接的反應，但哈耶克的告誡還要深刻得多。

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負》這本書中提到，理性的自負之所以致命，是因為我們很難逃脫一種誘惑，就是想用理性去做整體設計。因為這給了我們一種期望，用整體規劃能夠擺脫和征服現代社會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它帶來的焦慮和不安。但是，這是一個虛幻的期望。

在這里，我們就進入了哈耶克思想的深層。他告誡我們，必須始終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的必然無知”。這不是說人類什么都不知道，而是強調人類的知識總是有局限的，必然包含著無知的一面。

在哈耶克看來，理性有兩個作用。第一就是追求知識。但是，理性并不能窮盡所有的知識。有句名言說，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想用理性去窮盡知識，這就是理性的自負，是一種幻想。所以，理性有第二個作用，就是認識到理性知識本身的局限性，對此保持審慎和懷疑。

所以，計劃經濟的根本弊端，就是自負地認為人類能夠獲得充分的知識，設計完美的秩序。在哈耶克看來，這根本是不可行的。

可是，如果承認人類的必然無知，那么社會秩序又如何產生呢？這就回到了我們之前討論的核心概念：自發秩序。

哈耶克指出，即使沒有人為的整體設計，秩序也能夠自然生成、自發演化。我們舉過鄉間小路、語言和法律的例子，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最為經典的自發秩序是市場中的價格機制。

商品應該如何定價呢？照理說，這和消費者的需求有很大關系。要合理定價，你就要了解這些需求。但消費者的需求千差萬別，同一件商品對不同的消費者很可能有不同的作用和價值，你不可能了解到每一個消費者的具體需求和購買動機。沒有充分的知識，怎么能夠做出合理的定價呢？

哈耶克說，市場為這個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市場自發地提供了一個交換系統，把千差萬別的需求匯聚起來，形成一個市場價格，能夠對復雜的需求及時做出反應。在市場價格的形成過程中，一個沒有經過刻意設計的秩序出現了，即使仍然沒有人能夠獲得全部的信息和知識，但市場本身也能自發形成相對合適的價格。這就是自發秩序。

而計劃經濟的定價機制就大不相同了。計劃經濟中的政府定價，理論上似乎可以通過商品價格來規劃和調節整個經濟體系，讓社會資源得到完美的配置。但在哈耶克看來，這種完美的合理性實際上是無法實現的。因為這要求計劃經濟的指揮者對整個社會的需求有非常充分的了解，達到一種近乎“全知全能”的狀態，掌握所有知識和瞬息萬變的信息——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由集中的計劃來決定價格、決定資源配置的方案總是片面或者武斷的，最后很可能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

哈耶克對于20世紀思想的兩大核心問題做出了獨到的解釋和批判，他的思想本身也在20世紀遭遇了波瀾起伏的命運。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后來獲得了巨大聲譽，但在1944年這本書出版的時候，他的觀點在思想界位于邊緣位置。在和凱恩斯的論辯中，起初也是凱恩斯占據上風，因為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剛剛經歷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更受歡迎。

直到20世紀70年代，哈耶克的聲譽才有所好轉。1974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人們在那時發現，計劃經濟模式越來越清晰地暴露出它的弊端。

到了80年代，以里根和撒切爾執政為標志，放任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越來越盛行，哈耶克的聲譽也隨之提升。到了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一時間哈耶克的聲名如日中天，他被看作是一個理論先知，在幾十年前就預言了蘇聯的末路，曾經邊緣的哈耶克思想變成了新的主流。

然而，隨著近三十年來西方社會的貧富差距拉大、經濟增長放緩，人們又開始反思和批評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

我們到底應該怎樣來看待哈耶克的思想呢?

在我看來，哈耶克既不是異端，也不是先知。他的思想有深刻的洞見，但不應該被當作教條。記得哈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的一位同事，著名政治哲學家奧克肖特曾經說過，哈耶克自己也是一個計劃主義者，他是“那種想阻止一切計劃的計劃主義者”。但這也是對哈耶克做了教條主義的解釋。

實際上，哈耶克自己并不是反對一切具有計劃取向的實踐活動，否則他對中央銀行和高等法院的設想就完全不可思議了。他當然明白，人的實踐活動中總是存在著有意圖的計劃，這是因為人類意識本身就具有這樣的特性，能夠對未來做出設想，以此來引導實踐。如果說要強行否定和消除人的這種意識特征，那才是最反自然的“人為設計”呢。

哈耶克真正要反對的“理性的自負”，是那種妄想能夠徹底掃除無知的、全知全能式的計劃方案。恰恰是因為計劃活動是不可消除的，我們才要防范計劃像這樣被使用。哈耶克和波普爾都提醒我們要警惕理性，這不是因為理性不好，而恰恰是理性很好、很管用，所以才要特別警惕對它的夸大和濫用。

康德曾經說，人類的不成熟狀態就是不敢公開大膽地運用理性。哈耶克則進一步揭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徹底征服無知，消除所有的不確定性，這是人類的另一種不成熟。事實上，人類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運用理性的同時，直面自己永遠不可能完全擺脫的無知，勇敢地與不確定性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