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學者，主要著作有《中國的大轉型：從發展政治學看中國變革》、《歷史的眼睛》等。原載《天涯》2010年第4期

與同齡的其他學者一樣，作為在“文革”那個特殊時代度過青春的人，我們走向學術的道路雖然各有不同，但同樣都充滿艱難曲折，當年每個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困難處境，每個人都必須把握稍縱即逝的機遇。

不過，對于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從青少年時代起，即使在那漫漫的文化冬夜，我已經感受到在讀書的愉悅中獲得的精神自由，并總是嘗試著運用心智與知識來理解現實困惑，在那些似乎看不到希望的歲月中，這種精神狀態一直伴隨著，支持著我。

多少年來，它對于發展我的個性，對于我后來的學術事業，可以說至關重要。

我的小學與中學時代

我祖籍湖南衡陽，1946年生在西安，這是我的名字中“秦”的由來，我的童年時代是在四川重慶與河北邢臺部隊幼兒園里度過的，父親是起義軍人，在四川成都起義后，參加了解放軍，并赴朝鮮參戰，我就被送到他所在的部隊志愿軍第三兵團第十二軍的干部子弟學校托兒所生活(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十二軍就是上甘嶺后半段戰役的英雄部隊)。

七歲以后由我在上海當銀行職員的姑母，把我接到上海生活。姑母后來轉行當了中學美術老師，特別慶幸的是，姑母為了使我在家里靜得下心來，不要到弄堂里去染上大孩子的“壞品行”，每周總會從單位圖書館借回來一捆書。雖然我對弄堂里的自由十分向往，但關在家里，時間一長，我真的就“被迫地”喜歡上了看書。最初看的都是些童話故事與連環畫，后來就看古典章回小說與歐洲和俄國小說。

我相信，大多數孩子都可能會有某種程度的對書本的本能排拒與逆反心理，但一旦你及早地克服了這種心理，并愛上看書，你的精神生活仿佛從此就有了源源不斷的活水得到滋育。

小學畢業后，我“一不留神”考上了華東師大附中，那是一所市級重點中學。我天生不喜歡數理化，理科成績很一般，但作文與寫詩比賽卻能兩次獲得全年級或初中組第一名。十分慶幸的是，那時中學生并沒有現在的學生那樣沉重的功課負擔。一個初中生也能從容地發展自己的業余愛好，而不致受到來自學校或家長的壓力，我每天放學回家，路過四川中路上的一家很大的舊書店，凡是有興趣的書我都會去翻一翻。

久而久之，興趣也就無形中越來越廣泛。到了初中二年級時，我的理想是當個作曲家。音樂老師同意讓我每天中午在音樂室里練習鋼琴，我甚至好高騖遠地購來五線譜，學著像作曲家那樣譜寫“協奏曲”。我居然還無師自通地學起了和聲學、配器學、曲式學、賦格曲原理，讀的都是從舊書店里購來的建國前出版的音樂教材。有一次在地理課上，我看馬可寫的《生活中可以缺少音樂么》的小冊子，看得入了迷，被地理老師發現，下課后，他溫和地批評了我一頓。我至今記得他當時批評我的原話是，“你不懂得各地的物產與地理環境，怎么能夠寫好歌曲呢？”

雖然，我對音樂的愛好并沒有使我以后有任何音樂方面的成就，但至今我還能很容易地區別出交響樂中的長笛、雙簧管與單簧管的音色。我現在還能哼得出幾首初二時自己譜寫的、投給《歌曲》雜志，卻從來沒有獲得發表機會的歌曲作品。那年，在北京讀大學的大哥探親到上海看我，知道這個小弟弟對音樂如此著迷，那一定是個可造之才，于是有一天晚上帶著我到東平路音樂學院附中去了解招生情況，只是因為當年不招收作曲系新生，才斷了考音院附中的想法。

其實，初三時我對音樂的熱愛已經開始退潮，不知怎么的，我開始對美學發生興趣，引起我興趣的，居然是一本現在看來很僵化很教條的蔡儀著的《新美學》，這是我此生讀到的第一本學術理論書，我至今還保留著那時記下的密密麻麻的美學筆記。《新美學》上說，美是客觀事物的屬性，如果客觀事物并不美，你怎么會從中獲得美感呢？我想想也對，于是我成了“唯物主義美學”的信奉者。畢竟是小孩子，我對此沒任何批判反省能力。現在想來，至少那時我已經樸素地感受到學術理論本身所具有的“美感”或吸引力，否則決不會去看這樣的書。當時確實并沒有任何人在這方面影響過我。

臨到初中畢業時，我已經對數理化厭煩到了極點，以至于計劃考一所紀律松懈散漫的非重點中學，這樣就可以在課外無拘無束地讀自己喜歡的書。我甚至專門去虹口區最差的一所弄堂里的中學踩點，打算考到那個學校去。不過，從名校去考差校，也是需要勇氣的，我終于還是沒有那么大的勇氣。我考上的虹口中學高中也是一所重點，它之所以吸引我的原因僅僅是，那是個以文科為主的區重點中學，相對而言，理工科目也許比較容易應付。

進高中后不久，就有幸結識了一位比我大好幾歲的大學生，他可以說是我此生中最早的思想啟蒙者。他是我小學最要好的一個同班同學的哥哥，由于出身不好，這個當年上海中學的優等生考大學時，只能選擇了對出身要求并不高的印染專業，這位很有才氣又懷才不遇的大學生，戴著一副深度眼鏡，氣質有些憂郁。他的思想很超前，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我記得他第一次到我家來，就建議我不要讀什么蘇聯哲學，而應該直接去閱讀西方哲學家的譯著。他向我介紹了王陽明、陸象山，這是我這一輩子第一次聽這兩個人的名字。他還提到康德、尼采與叔本華。他很喜歡寫詩，大多數是自由體，但他的詩過于悲觀，似乎還缺乏一點形象思維，但他確實有理論才能，什么難懂的書他都能輕松地看完，他把我當作他唯一能傾吐心聲的忘年交。

他是一位已故的上海史學家的親戚的學生，他可以在這位己故史學家的藏書中，源源不斷地借出許多1949年以前出版的發黃發脆了的舊平裝學術書。他讀完以后借給我讀，于是我就陸陸續續看了不少此類的書。我記得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本1940年代出版的《紅毛長談》小冊子，幻想一個外國人五十年以后再度訪問1990年代的中國，那時的中國已經實現了民主政治。這個洋人在電影院門口，見到前來看電影的上海的平民市長，相談甚歡。這本書的其他內容大多忘記了，這個細節仍然記得很清楚。

這位大學生朋友還把他抄錄的許多自由主義大師的名言警句筆記借給我。我們還一起在虹口公園里討論美學，討論美國詩人朗費羅色調沉郁的詩。當時最喜歡的還是俄羅斯文學，我記得用原先準備購一條長褲的四元錢，在福州路外文舊書店把高爾基全集的前十卷俄文版購到，在以后多年這套書一直伴隨著我。除了哲學外，我對歐洲與俄羅斯文學也很有興趣，我讀了大量羅曼·羅蘭、泰戈爾、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誰也不會想到，作為后來的新權威主義者，我恰恰是從人文主義的西方自由主義價值傳統中獲得啟蒙的。其實這兩者之間并不矛盾。

在他的影響下，我開始讀西方古典哲學，從費爾巴赫的《幸福論》、《基督教的本質》、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還有柏克萊的唯心主義的《人類知識原理》。我寫的一些讀后感，曾使我高中時一位復旦畢業的歷史老師大加稱贊，并介紹給校長，校長還在廣播里表揚了我的獨立思考能力。

由于我對于西方哲學的理論過于投入，對書中的深奧學理苦思冥想，又不得其門而入，我甚至有一個時期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癥。現在想來，我真的很慶幸自己那么早就接觸了西方古典哲學，雖然我自己都很難說到底從中真正學到了多少東西，我也很難概括這些哲學大師的哲學觀念，但在高中思辨能力最需要培養的時期，我確實是受到了概念的組織、抽象與思辨能力的實實在在的自我訓練，收獲了思辨本身給我的快樂。

這種思維能力，這種思之樂，恰恰是我們現在教育中最為缺乏的，也是國人的學術文化傳統中最不發達的。高中時的抽象思維的自我訓練對于我一生都大有裨益。在政治學與歷史學領域，現在我能比較從容地創造自己的概念，來表達自己發現的東西，這種能力不能不說與這種哲學訓練有關。

最值得慶幸的是，我從這種自由的閱讀中培養了對知識的熱愛，在書本與知識中遨游，你會忘記一切。你會有一種古人說的“貴在自得”，這種自得之樂就是一種精神自由，是一切獨立的反思的基礎。它是任何外力無法從你內心奪走的。我當時特別喜歡紀伯倫的一首詩：

一杯美酒，

一本詩集，

即使在沙漠呵，

那也是天堂。

那時我常常天真地想，只要給我書，即使失去自由的情況下，也不失為一個幸福的人。我曾經在給高中的班主任寫的周記中，表達了自己這樣一個天真的想法：只要允許我每天在燈塔里自由自在地讀書，我寧愿做一個坐擁書城之中的燈塔守夜人。這位班主任老師立刻發現了我的思想是多么不合時宜，后來我也就被歸人在“白專道路”的苗子之列，而時時受到教育。

到了1965年高中畢業時，那時的教育方針已經很講政治表現與階級出身了，我的志愿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多年后有位教師告訴我，我是當年全校的高分，但我還是沒有考上大學。其實，此前我已經有了思想準備：除了社會關系比較復雜，肯定也與我“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太深有關，雖然高考沒有錄取的原因從來沒有人告訴我。所幸的是我沒有成為社會青年，我被分配到上海郊區一家機械廠當學徒。

十二年的工廠自學生活

好多人都為我這個“讀書種子”沒有考上大學而惋惜，但我自己在難受與失落之余，卻又油然有了一種解放了的感覺。因為從此以后我不必再為枯燥的物理與數學公式而煩心了，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業余時間去讀書了。我準備要像高爾基那樣，把工廠當作大學，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中學時代我獲得的最大財富，就是對知識的強烈好奇心與求知欲。這可以說是一種超越實利的知識審美追求。這種對知識的興趣，在許多人那里，早在學生時期往往就被無情地扼殺了，而我卻由于自己的與主流保持距離的“精神自由狀態”而有幸保留了下來。車爾尼雪夫斯基在顛沛流離中為了追求理想而奮斗的故事，也鼓勵著我去應對即將到來的人生挑戰。這些想法對于許多后輩人來說，一定會覺得我怎么這么天真。然而，它對于當時的我來說，文學作品與哲學就相當于宗教信仰一樣，對我的精神起到鼓勵作用。

工廠生活是枯燥而艱苦的，但不久以后，工廠生活對于我來說已經是因禍得福了，我被調到農機車間的電鍍間。它設在離車間很遠的角落里，那里也只有我一個人操作。只要把電鍍產品放進鉻液中，至少要好幾個小時后才能拿出來。這樣，我甚至在上班的時候也可以看書。“文革”開始后，大學中的知識分子是批判改造對象，然而，工人是領導階級，我們這個上海遠郊的工廠反而變成了可以自由讀書的寧靜港灣，享受到遠比大學更多的自由。

在十二年里，在沒有考試壓力，沒有實利目標的情況下，每天至少有五個小時在看書，我完全相信，在這整整十二年中，我讀的書比大多數大學生要多，我寫下的近百萬字的讀書筆記可以為證，這種記筆記的習慣無意中提高了自己的分析概括與學術表達能力。

更重要的是，由于讀什么書完全是憑自己的興趣愛好，不必為考試而死記硬背，從《資治通鑒》、《唐五代詞》、《德國詩選》，到俄文版的高爾基小說集；從蘇聯小說《多雪的冬天》、《飲冰室文集》、《中世紀美術史》到《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凡是可以借到，又自己覺得有興趣的，我都會用活頁紙邊記筆記邊讀，久而久之，無形中形成了一個跨越專業的綜合性的文科知識結構，這是一種與自己個性與思維特長相吻合的知識結構，應試教育是無法產生它的，只有在一種“為而不有”、“貴在自得”的從容的精神自由的心態中，經由我所說的“知識審美主義”的多年滋養，它才會自然地呈現出來。

多年后，我的一位研究生好奇地問我，為什么我每次在數小時暢談中，能在哲學、歷史、社會學、政治學與文化藝術的不同領域的話題之間從容地跳來跳去。我告訴他，這與我當年這種“為而不有”的學習經歷有關。

我愛學習已經在全廠出了名，人們稱我為“蕭克思”，在工廠里，人們還以訛傳訛地傳說我“懂好幾國語言”。那時在樸質的工人們眼中，那些有知識追求的青年人，倒并不是什么臭讀書人，相反還是很受到尊重的，連電工師傅到了我的宿舍檢查違規裝的電燈，也會特意把我讀書用的燈頭保留下來，并不剪去。

在困苦中沉思

1966年冬，我懷著一個書生的理想主義激情，在全廠寫下了第一張《十問廠黨委》的大字報，懷疑廠黨委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月革命”中，我參加了造反派，還被推選為廠造反大隊的隊委與車間副隊長。然而，隨著“文革”的深入，我漸漸發現文化大革命運動并不是要讓中國進入“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世界。揪“五一六”運動與“一打三反”運動，對一切與極左思潮不同的多元思想均予以殘酷鎮壓，表明一個更嚴酷的時代似乎正在來臨，于是我又漸漸退而成為逍遙派。此后我這個老造反又回到電鍍間開始閉門讀書。

這時“灰皮書”，尤其是其中的《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批判資料》以及路易·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給我的思想以巨大的沖擊，我私下里覺得，南斯拉夫實行的“工人自治”才是真正的工人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我開始對政治學與思想史發生越來越大的興趣，并帶著這種從書中獲得的“反動觀點”來理解“文革”。我深知這種思想在當時暴露出來將是十分危險的，但又無法克制這種思想。這時，我已經從單純的非政治的“知識審美主義”，逐漸轉而自覺地運用自己學到的理論與各種知識，來理解、追究、進而解釋這場“文革”的大變局，默默地重新思考中國的命運。

1970年代初，我終于還是為此付出了代價，我被作為一個“妄想創造自己的哲學體系”的“修正主義小爬蟲”被揪了出來批判，好在此事后來不了了之。我被調離電鍍間，分配在勞動強度更大的裝配組當鉗工。那是一段十分艱苦的時期，有時，哪怕是半小時停電，我也會小跑到宿舍里去讀十幾分鐘書，直到六年后考上研究生。

到了“文革”后期，高爾基早期的浪漫主義小說深深地影響了我，我決定進行一次全國性的旅行。促成我下決心實現這次不顧一切后果的旅行的，是高爾基的處女作《馬卡爾·楚得拉》中老牧人說的一句話，它表達了一種對人生浪漫的理解：“人生就是這樣，要像天空中那只鷹一樣，到處看看，看完了，就躺下死掉……”

我至今記得當時我躺在宿舍帳子里讀到這段話是何等的激動，幾乎夜不能寐。工廠生活是如此單調乏味，而一種浪漫的生活就在眼前等著你，為什么不努力去追求？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有什么不能犧牲？1973年秋天，我以探望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二哥為理由，請假去西北。我帶著兩年微薄工資中省下來的三百元錢和一架借來的八元錢的破相機，作為一個青年漂泊者，一路上省吃儉用，在中國大地上漫游了三個月，遠遠超出廠里給我的兩周假期，全程二萬里，走了十二個省，四十一個城市。

我到過中國最大的寺院開封相國寺；到過中國最古老的寺院洛陽白馬寺；攀上了陜西乾陵的陵頂，想象著就在我腳下數百公尺下埋著的女皇帝武則天，遠望著雨霧蒙蒙中的永泰公主墓，仿佛聽到那被害死的公主的輕聲抽泣。我到了敦煌莫高窟，聆聽著鳴沙山上孤獨的鈴聲；我走進沙漠中的陽關故址，搭乘運輸汽車越過寸草不生的阿爾金山，進入柴達木盆地的浩瀚的戈壁草原；我躺在青海湖邊的草地上，望著那藍天白云……我還越過一千多年前文成公主遠嫁西藏時經過的日月山巔，還一個人獨自爬上了大雪紛揚中的峨嵋山，與金頂上的一位老和尚談論人生，直到深夜……這是我一生都難忘的經歷，沿途我還攝了兩百張相片，記下了七萬字旅行日記。

多年以后，我讀到羅素《西方哲學史》中說的一段話：“浪漫主義者在推開對人性的種種約束時，往往會獲得一種新的元氣、權能感和登仙般的飛揚感，這會使他覺得即使為此遭到巨大的不幸也在所不惜。”

在旅途中，我有時在想，誰知道我回到廠里會怎么樣，說不定要除我名，管它呢。浪漫主義對人的吸引力，再也沒有誰比我更能理解的了。那是一種對世俗平庸生活的叛逆，一種對登仙般的飛揚感的追求，一種為了短暫的自由的高峰體驗而寧愿犧牲一切的激情，一種被長期壓抑的生命力的激活與提升……

在旅行中，我把歷史、人生哲理與現實生活聯系在一起了。大好的河山與大自然的生命力，使沉悶、單調、灰色的世俗生活中在我心中生發出一種人生詩意。在那時，蘇聯作家巴烏斯朵夫斯基的《金薔薇》也給予我很大的精神鼓勵，“他(格林)每天總是在垃圾堆上看到美麗的太陽升起”成了我的座右銘。

我一直在想，對于有限的人生來說，對生活的詩意的理解，永遠保持一種赤子的情懷，保持挑戰世俗的超越功利的人生態度，人就會獲得一種內在的精神自由。我之所以稱它為內在的自由，是因為人的形骸是受制于環境的形格勢禁的，但人的精神卻有著相對自主性，精神自由不可能被別人剝奪，除非你自己心靈同意。而這種內在的精神自由是人生最重要的價值，是抵抗世俗平庸的隔離帶，是獲得真正幸福的首要條件。回到廠里時，出乎意料的，廠里并沒有怎么處分我，只讓我寫了一份檢查。而此前我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準備。我似乎覺得自己變了，變得更堅強、更自信、更執著。我把這種漂泊旅行看作是應對平庸生活的強心針。

從工廠到大學

到了1974年以后，經一位朋友的介紹，我認識了復旦大學經濟系的伍丹戈教授，他是曾經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老知識分子，我覺得他與我是心靈是相通的，每周我都要到他那里去暢敘，并在他的指導下開始系統地閱讀清前期史的重要史料《東華錄》。在他那里我還讀到了英國人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才知道亞羅號事件的前因后果與我們從教科書所知大相徑庭。這是我重新認識近代史的開端。我后來寫的處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正是得益于此。

1976年四人幫倒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文匯報》上著名清史學家鄭天挺先生寫的闡述清前期史研究的重要意義的文章，我鼓起勇氣給他老人家寫了一封信，述說了自己的學習心得，沒料到老人家回了信，一個在工廠苦讀的青年工人，得到前輩大師的鼓勵，這是何等興奮的事。我與老人家建立了通信聯系。到了1978年初，鄭先生給我來了一封信，那封信只有一句話：“功秦同志，你愿意報考我的研究生嗎？”正是這封信，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也許是天助我也，參加南開大學研究生初試時，歷史專業試卷中的四道大題目，其中三道題目居然恰恰是我一周前剛借到的胡寄窗先生的《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中冊里論述過，并恰恰又被我注意到了的。這本書躺在廠里小圖書室書架上不引人注目的塵封的角落里，被我偶然發現，并在幾天前借來。我這個連大學歷史教科書也沒有見過的青年工人，居然答得十分流暢，并順利通過了初試。

1978年夏天，我乘火車從上海趕到天津南開大學參加復試，記得那天考試前五分鐘，白發蒼蒼的鄭先生拄著拐杖，親自到考場，來到我的座位前看我，輕輕拍拍我的肩膀，表示對我的鼓勵，然后就離開了。在口試時，記得他問我“后金”是當時人自己的稱呼還是后來的稱呼，我說，我想那應該是后來史家加稱的，因為“后”在中國傳統社會并不是吉祥的詞，當時的滿人大概不會用這個“后”字來做自己的名號。他點點頭。我永遠不會忘懷他那慈祥的笑容。

然而，我在南開大學的復試并沒有被錄取，后來才從南京大學老師那里得知，一個重要原因是，南開大學歷史系的閱卷老師由于粗心，竟然把我的政治試卷的成績少加了整整五十分，于是我只得了三十五分。當鄭先生得知我沒有考上南開后，寫信給我，說他心里比我還要難過，勉勵我明年繼續努力，還在信中說，我需要什么參考書，可以來信告訴他，他可以郵寄給我。

原以為這次考試失敗了，只能等到明年再試，直到有一天去上晚班，我走進廠門口，驚訝地發現，收發室里有我一封來自南京大學教務處的掛號信。打開信，我才知道我已經被第二志愿南京大學歷史系錄取為元史專業研究生。就在那一刻，命運開始對我微笑了，直到后來入學南京大學以后，我才得知，當鄭先生得知我的考卷送到第二志愿南京大學韓儒林先生的元史專業，就給這位當年燕京大學的老同學與多年至交韓先生寫了一封關于我的推薦信。記得信中有一句稱“這是我遇到的最有培養前途的青年”。就這樣，韓儒林先生破格錄取了我。正是鄭先生與韓先生共同改變了我的命運。我從此就有了兩個恩師。記得我成了南京大學研究生以后成婚時，鄭先生還托南開大學一位來南京大學深造的青年教師帶來他送給我的珍貴禮品，那是一床被面。我回贈給他的那塊我在旅行中收集的漢代瓦當，聽那位青年教師說，鄭先生一直把它放在案頭。

在我被有幸錄取為研究生這件事上，我還要感謝新調任到我們工廠的黨委周書記。其實，當時的黨委九個委員都反對我報考研究生，他們覺得一旦我考上了，他們這些整過我的人會覺得臉上無光。他們完全有這樣做的權力，然而，這位新書記則認為，現在國家需要人才，報考研究生是件好事，應該讓他去試試。其他人也就沒話了，如果不是他，我的命運肯定是另一種樣子。

后來想起來，我總覺得，像我這樣一個從沒有讀過大學的普通工人，能考上南京大學的歷史系研究生，實在有著太多太多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如果不是鄭先生鼓勵我，如果不是考試前偶然看到的放在角落里的那本只有中冊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如果不是把南京大學元史作為第二志愿，如果不是鄭先生向韓先生的推薦，如果不是韓先生的破格，如果不是那位周書記的支持，還有許許多多的其他的“如果”……如果所有這些連接在一起的“偶然之鏈”中的任何一個環節中斷了，我的人生歷史將會重新改寫。我常常對人說，這一輩子即使我遇到再大的困難，也會從容淡定，因為上天已經給予我太多的幸運，我已經透支了一個人應該擁有的幸運機會了。

我在《回憶韓儒林先生》一文中已經詳細記敘了我在南京大學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在那篇文章里，我回憶了韓先生發現我的學術個性與他的研究風格有很大差異，卻并沒有硬性地規定我必須走他的研究路徑，而是主動提出，我可以自由研究，他放手讓我探索自己的路子，相信我會做得好。由于韓師的寬容與博大，我把更多的時間與精力用于學習社會科學的各種方法與理論，并力求運用新方法來解釋元史中的一些特殊矛盾與問題。整整有一年時間，我在校圖書館里閱讀港臺出版的有關社會科學新方法與理論的書刊，特別注意嘗試運用結構主義、文化理論與政治社會學的方法，來增強歷史學的解釋能力，同時關注著中國的現實改革。可以說，我畢業后的研究轉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京大學三年中在方法論與歷史解釋方面的探索與訓練。

正是在這種良好的學習環境里，我發揮了自己的特長。在研究生三年學習期間發表的論文中，《英宗與南坡之變》是我的處女作，它考察了元中期的一場弒君政變與過于激進的漢制改革受挫有關。在《大蒙古國的汗位繼承危機》中，我運用系統論與結構主義方法，解釋了草原帝國高度的政治不穩定的結構性原因。我的學位論文《忽里臺制度與元代皇位繼承問題》則是通過考察蒙古帝國選汗制度的傳統與農耕帝國的儲君傳統在元代繼承制中的重疊與矛盾，來解釋元代中期為什么頻繁出現皇位周期性危機的。我在碩士研究生期間發表的這三篇論文，后來均被《劍橋中國史·遼金夏元卷》參考書目所引用，這也是可以告慰于韓先生的。

韓儒林先生是法國漢學大師伯希和的嫡傳弟子，游學歐洲數國，懂多國語言，他運用歷史比較語音學研究方法研究蒙元史，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蜚聲中外。我在那篇紀念韓先生的文章里寫道：“我不是韓先生最滿意的學生，也沒有學到韓先生學問的真傳，但我卻敢說，在韓師所有的學生中，我是最受惠于他的學生，他在關鍵時候所給予我的人生機會，他在治學方面的博大與寬厚，他對我根據自己特長去從事研究探索的鼓勵，卻在此后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這句話最能表達我對韓先生恩德的懷念之情。

好奇心　陶醉感　思想力

在這里，我想向讀者談談我的學術道路中的人生體悟，也算是對自己治學經歷的一點小結。

多少年來，我總覺得，自己注定是一個幸福感很強的人。總有一些內在的東西在支撐著我，生活世界對于我來說，總是有著無限的吸引力，我甚至能從任何電視節目的細節中，讀出意義來，我能從電影的鏡頭里，從窗臺上蘭花的綻放中，從桌上那尊北齊佛像仿品面容的微笑中，從所閱讀的回憶錄當事人透露的人生經歷中，我都能感到源源不斷的、無窮盡的新鮮感。我總是會找到樂觀的理由。這是一種命中注定非快樂不可的性格。我會對生活中的挫折與失敗一筆帶過，會馬上進入對新目標的求索。新的目標吸引了我，于是舊的挫折與疼痛對于我似乎不再存在了。

一位朋友曾經問過我，我從小失去雙親，高中又沒有考上大學，在工廠里從事艱苦勞動那么多年，“文革”中還挨了整，什么不好的事都輪上了，但為什么你會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我笑著說，這是因為，這就如同我失掉一百塊錢，這留給我的內心的苦惱只相當于失去一元錢；我得到一元錢，我獲得的滿足感卻相當于獲得一百元錢。這也就是說，我對于挫折的敏感度極低，對收獲的興奮度極高。可以說，我是一個不可悔改的、頑固的、帶著花崗巖頭腦的樂觀主義者。

我不知道這種心態是不是天生的，但它卻是我人生的寶貝。它幫助我度過了多少人生的難關。例如，二十多年以前，我考研究生在南開初試錄取，復試卻沒有被錄取，記得當時一位朋友來家看我，見到我精神狀態如此之好，說他簡直不可理解，如果換了他，他肯定會蒙著被子在床上睡上三天。我的樂天也許是得益于我的基因遺傳，據說我的爺爺就是這樣的樂天派，很可能我在無形中，不自覺地繼承了他那種儒家式的達觀人生態度。

然而，我覺得在一切原因中，最重要的還是由于我始終處于一種被我稱之為“精神自由”的狀態中，我能在知識中不斷獲得好奇心的滿足，知識領域就像是一本沒有讀完，也不知結果的偵探小說。我總是以欣賞的態度，去理解它，體悟它，并從這種經驗中獲得新鮮的獨特的感受。頭腦中的思維始終處于活躍狀態，這個世界真奇妙。一切都永遠那么新鮮，那么有趣。

其次，當你不斷調動自己已有的知識資源，嘗試對你所不知道的、或使你困惑的事物，作出屬于你自己的理性的解釋時，這就進入了一種思想創造的過程，你就從超越實利的對知識的好奇心，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你就會領悟到知識分子實現自我價值的愉悅。到了這一步，那就是知識者的陶醉感。它如同醇美的酒滋潤著你的心靈。這種陶醉是一種十分內在的東西，一旦你從知識中獲得這種由衷的歡樂與陶醉，那么誰也無法奪走它。多年前有一次與高中同學聚會，有人問我是不是羨慕下海的人，我說，我選擇了歷史學，即使研究歷史每天要罰款，我也會認罰，也會如此研究下去。我們知識分子的宿命就是如此，追求知識并陶醉于此，就是我們知識人的宗教。

第三，僅僅知識上的自得之樂，仍然不能完全保證我內心的充實與幸福。個體的生命不能僅僅滿足于個體的自我完善，他還必須有一個外在的支點，一條能與外在的活源頭連接起來的通道，否則他的內心資源就會像古井水一樣漸漸枯竭。對我而言，那個外在的活源頭，就是社會責任感。因為我們這一代人親眼看到過那場災難給中國人帶來的苦難，總想為最終擺脫這種苦難做出自己的努力，這就是知識分子的自我擔當。這是一種很強的，難以擺脫的責任感，當你覺得自己的生命存在并非無關緊要，你的反思，你的參與，是有意義的，這樣，你就會遠離虛無主義。當你把這種對知識的超實利追求，與對一個社會理想目標的追求結合起來，那就有了雙重的抗衡虛無感或生活無意義感的力量。而且，這種樂觀主義，會不斷轉化為使事態向好的方向發展的積極驅動力。一個人會由于不停地努力行動，從而改變了事實原來的軌跡。這也就是所謂的樂天者的自我應驗的預言吧。

多少年來，每一學期給大學生與研究生上第一節課，我都會告訴他們，對知識的好奇心，求知中獲得的陶醉感，以及由此形成的，用來認識生活世界的思想力，這是我們讀書人的人生三寶。我有時總覺得，人在世俗社會中需要一種內心的類似于宗教的精神資源，他可以在外來壓力下始終自得其樂，外界環境再艱難，惡勢力再大，他與世俗社會之間總有一層內心的銅墻，在他看來，紅塵是美麗的，他熱愛紅塵，而紅塵又由于他的熱愛與不斷努力，而會變得更加美麗。

有一次與美國老朋友墨子刻談了好幾個小時，臨分手時，我對這位老朋友說，我還希望自己能再活二百年，他問我為什么，我說我的藏書中還有一萬本沒有來得及讀，即使每周讀一本，至少還要花我二百年時間。他笑著說，“你會的。”

我當然知道這不可能，但我卻相信，我們仍然可以使現在的有限的生命過得更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