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匱乏和苦難，由于兵荒馬亂，由于太早地對于政治的關切和參與，我說過，我沒有童年。

我沒有童年，但是我有五歲六歲七歲直到十幾歲的經歷，一年也不少，一天也不少。回想舊事，仍然有許多快樂和依戀。

我喜歡和同學一起出平則門（阜城門）去玩，城門洞有刺刀出鞘的站崗的日本兵。過往的中國百姓要給他們鞠躬，這是一個非常惡劣的記憶。一出城門就是樹林，草花，莊稼，河溝，充滿植物的香氣，一路走著要跳幾次水溝。到大躍進時為止，此地的釣魚臺那邊一直是天然野趣。那里的窄窄的兩行楊樹林，秋天樹葉變黃的時候發出一種類似酸梨的氣味，踏著落葉在樹林里徜徉，使人覺得詩意盎然。城市后來是怎樣地成倍成倍地擴大著啊。

我更喜歡從西城家中走太平倉（現平安里南邊一條街，過去，從西四到地安門那邊的環行路公共交通都是走太平倉而不是平安里的。）經廠橋、東官房到北海后門。太平倉那邊有幾家高檔的四合院，大門上用油漆寫著門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守身如執玉，積德勝遺金”“又是一年芳草綠，依然十里杏花紅”……這些句子我早就學會了，不是從書本而從一些四合院的大門上學到的，這也說明我多次從那邊走過。“芳草紅”與“杏花紅”的句子使我醉心，聯想到了兒時學過的模范作文。

這些院落的圍墻很高，有的墻上還綁著鐵絲網，院里的樹木把枝葉伸探到院外，院門經常緊閉，我從來沒看到過任何人從這樣的高級院落里出進。太平倉的胡同里兩側都是國槐，是典型的老北京的胡同——小街，在開通了從平安里拐彎的有軌電車道后，很少有車輛走這條要多拐幾個彎的舊街。走在這樣的胡同里，心情很微妙，應該算是一種享受。

一進北海后門，先聽到的是水經過水閘下落的聲音，立即感到了涼爽，進入了清涼世界。再向南走兩步，響楊的樹葉的巨大的嘩嘩聲攫住了你，一時節世界只剩下了兩排排列整齊、蓋有年矣的楊樹林，樹干的疙里疙瘩與似曲實直，亭亭玉立與隨風傾斜顯示了既古舊久遠又年輕瀟灑的風格。《紅樓夢》里的林黛玉抱怨過響楊的樹葉噪音，我簡直不懂。對于我，楊葉的作響是一片天籟，一片清涼，一片寬闊和生機。每聽到北海后門兩面排楊樹的聲音，我立刻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我得到的是盛夏酷暑中突然獲救的感覺。

我也喜歡短時間的北京城向大自然的回歸：夏夜，在院落中乃至到胡同口乘涼，聽姐姐王灑背誦杜牧的詠什么“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的詩句。確實那時的北京夏夜到處都能看到款款飛著的螢火蟲。二姨還給我講過一個故事，說是一個孩子由于丟掉了打醋的一毛錢，被繼母打死了，這個可憐的孩子死后變成了一只螢火蟲，打著燈籠尋找他丟掉的一毛錢。從此我深為自己的母親并非繼母而特感幸福。

大雨之后胡同里積著齊膝的水，蜻蜓擦著水面飛。楊樹上時有知了高唱。北京的國槐最多，春天則是小小的青蟲，吊在從樹干上垂下的絲上。我們解放前最后遷入的小絨線胡同二十七號，向東一拐，就有一棵特大的國槐樹，我們的后院里也有一棵大槐樹。后來，果然我在《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中寫到了槐花。秋天即使在庭院里也聽得到蟋蟀的啼鳴。我曾經很熱衷于養蟋蟀斗蟋蟀，熱衷于給蟋蟀喂毛豆。行家告訴我，好蟋蟀需要喂人參，我就不明白了，誰知道什么是人參呢？

夏日我也喜歡養蟈蟈，我有細秫秸桿編成錯落有致的蟈蟈籠，傳說故宮的角樓就是參照了民間編蟈蟈籠子的方法修建的。我懂得如何給蟈蟈喂黃瓜、西瓜皮和南瓜花朵，我從小喜歡聽蟈蟈的啼叫。我不懂為什么有人討厭蟈蟈的啼叫，嫌它吵，就像有人嫌交響樂吵鬧，還有人怕聽提琴或者二胡，說是聽了“腦仁兒疼”一樣。

我喜歡所有的吆喝，賣小金魚和大田螺，賣鹵雞和賣糖葫蘆，這二者都有抽簽獎勵的促銷手段。賣硬面餑餑的，是山東樂亭人。賣爬糕和涼粉，像男高音。冬夜則是賣羊頭肉，切得比紙還薄，切出來的肉片變得透明。僅僅是賣一筐水蘿卜也是叫得曲折宛轉十分出彩。寒冷的深夜，有時會聽到盲人算命者的笛子聲，“梭米瑞多瑞米拉梭——梭（低八度）多米瑞多……”我覺得極其凄涼。家里人說，這些人名為算命實際上很可能是賣煙土——販毒的。這使我更感神秘了。白天我也常常看到瞎子，可憐的很。有一些與我同齡的男孩老是欺負盲人，殘疾人，還有一對乞丐母女母親的樣子像是有精神疾患。我同情她們。

現如今，大約是為了安撫老北京們的懷舊情意，組織了舞臺上的舊京吆喝合唱，一片混亂嘈雜的蛤蟆鬧坑，惡劣透了。舞臺不是胡同，集中在聚光燈底下鬧轟也不是特定的時間地點季節品種的吆喝，合唱團員們哪里有小販的心情與聲帶？生活與藝術緊緊相連，然而生活與藝術是不能互相照搬的，照搬賣貨吆喝的方法不可能成功，而只能是更告訴人們，過去的一切已經成為永不復返的過去。

我喜歡看老舍的話劇《龍須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于是之飾演的主角程瘋子，能很地道地吆喝一嗓子：“賣哎大啊吉恩（金）魚吁，賣哎稀噢（小）吉恩（金）魚吁拉哎（來）唉……”這里的“稀奧（小）”是全句的重點，要拉夠長聲，要清晰地傳達出復合韻母的全部特點。但我也有不滿足，在我的記憶中，北京的春天除了小金魚，就是是說賣金魚的都捎帶著賣“大田螺螄”，程瘋子怎么忘了吆喝大田螺螄了呢？

姐姐比我只大一歲半，我受了她和她的同學的玩法的影響，從小玩很多女孩兒的游戲：跳房子，踢毽，抓子兒（桃核與玻璃球），用絲線綁捆香包皮（小粽子），還有跳繩之類。但后來開始受到女孩的排斥，自己也覺得無趣了。

有幾天我醉心于自己制造一部電影放映機，因為我知道了電影的原理和什么視覺留跡的作用。我想的是自己畫出動畫，裝釘成冊，迅速翻動冊子，取得看電影的效果。努力良多，沒有太成功。

我畢竟是男孩子，慢慢地就有了野一點的玩法，在墻頭上玩打仗，每天沒完沒了地做手槍，時幻想著自己趁一只活像真槍的手槍，大喝一聲“不許動！”嘎——咕，一槍斃“敵”于腳下。

但是我的蹦蹦跳跳的游戲并沒有能夠堅持下去。我上初中的第二學期，到西什庫第四中學看我們學校與四中的棒球比賽。男生們一個個都抄近道從一個墻頭跳下去，我猶猶豫豫，上了墻頭，欲跳又止，下去了，右腳脖子歪了一下，疼痛難忍。結果，造成了腳腕處骨裂，養了一個多月，影響了上課，唯一的這一學期，我的考試沒有進名次。我嘗到了挫折的滋味，夢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優異成績，卻在成績通知單上看到了失敗。夢中的我一再追問，這是真的還是夢？夢中的回答是，不，這不是夢，這是真的，就是我考得好，骨裂了仍然考得好。這樣的信心正是我無比的屈辱感的根源：愈相信自己就愈感到丟人。

說下大天來，我的童年過得還是太怯弱了啊。父親的一個朋友曾經送給過我一個鷹狀風箏，我試了幾次始終沒有放起來，讀魯迅的《風箏》的時候我的感覺是我比文章里的弟弟與哥哥更可憐，我竟無待于暴力與蠻橫的摧毀，我竟無待于封建吃人文化的壓制，先是我自己就怯了，跳墻骨裂，放風箏墮地，打架無力還手，不必旁人欺負，也不可能戰勝任何一個人……

往者已矣，如今的北京已不是當年的城市，所有的兒時記憶已經沒有可能再重現眼前。北海公園后門的水聲依舊，但是楊樹林的品種已經更新，不復有那嘩嘩的響動。到處車水馬龍，到處高樓大廈，誰可以在墻頭上掏出木頭手槍大喝一聲“不許動”呢？夏夜不再撲流螢，冬季的天空上也看不到成群的黑壓壓一片烏鴉飛過，春天聽不到黃鸝，秋天聽不到蟋蟀。

在新疆，我的二兒子王石經常自己做風箏，一放就放到半開空，我仰首觀看，心曠神怡。有些心愿，自己這一代沒有完成，下一代完成了，也是快樂。

在我68歲的生日，文化部給我開車的司機郝俊卿師傅送給了我一個大蜈蚣風箏，說是他看了我的有關放風箏的文字，他想，這還不容易嗎？后來，我們一道有幾次將風箏放到高空的經驗。畢竟，一切希望都在人間，一切人間的希望都很可能實現，雖然可能是六十年后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