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的最新年度報告指出，如今世界各國實戰部署的核彈頭總數依然在持續增加。

全球核彈頭總數估計為12121枚，90%都由美國與俄羅斯所有，其中約9585枚可用，其余為退役但尚未完全拆除的彈頭。

值得重視的是，約2100枚核彈頭處于“高度戰備狀態”。

核彈頭的威力之大，從歷史上的日本原子彈事件就可以知道。

因此，要想成為世界軍事強國，核彈的研發和儲備是必須的。

中國作為目前世界上擁有核彈頭的國家之一，而美國作為世界軍事強國，一直把中國視為假想敵，十分關注中國的軍事動向。

尤其是為了查明中國所擁有的核彈頭數量，耗費了大量的心思去獲得相關情報。

艱難的核彈研發道路

中國的核武器援助計劃主要受到中蘇關系變化的影響。

1960年，蘇聯停止對中國提供技術和設備，并撤走了蘇聯專家，但是這時中國已經基本具備了研制核武器的能力，而且蘇聯的決定促使中國加速研制核武器的進程。

當然，中國的核武器研制也遭受到了非常大的壓力。

60年代初，中美關系沒有改善，中蘇關系急劇惡化。

中國核武器的發展受到美國的核壓力，肯尼迪政府曾經考慮過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打擊，以阻止中國的核研制，后來考慮這一計劃風險很大，而且認為中國核武器的成功不會影響亞洲、更不會影響全球的實力平衡，最終放棄了這一計劃。

中央情報局在1962年12月14日對中國核武器計劃的評估報告中指出：“我們并不認為核武器能力的獲得將導致北平國內政策或外交政策發生重大的改變。

對內它試圖提高共產黨領導層的自信心和激起普通百姓的民族驕傲感；對外它可能增強中國在言語上的攻擊性和在亞洲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上扮演領導者角色的決心。然而我們不認為中國有限核能力的獲取將顯著地改變其甘冒軍事風險的意愿或導致公開軍事入侵的政策。”

正是由于這種考慮，美國最終放棄了這一計劃。

同時，中國也面臨著蘇聯的壓力，中蘇關系惡化之初，蘇聯曾經聲稱要對中國的核研究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的襲擊。

中蘇邊境沖突，尤其是珍寶島沖突時，蘇聯更是威脅中國要使用核武器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的威脅。

另外，冷戰局勢的變化在中國核武器研制方面同樣得到了體現。

最初，出于對中國威脅的認識，美國認為中國擁有核武器將對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構成嚴重威脅。

因此，在肯尼迪政府執政期間，試圖限制中國發展核武器。

這種努力還體現在美國試圖與蘇聯合謀保持核壟斷地位。

1963年7月25日，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草簽了《部分核禁試條約》（《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的條約》），其目的之一是針對正在研制核武器的中國。

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還設想過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軍事打擊，以徹底摧毀中國的核能力，但最后沒有付諸實施。

尼克松上臺后，判定蘇聯是最危險的敵人，重新審視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作用。

珍寶島事件發生后，蘇聯對美國提出要對中國進行核打擊，遭到美國政府的反對。

美國認定，“蘇聯是更富侵略性的一方，如果聽任中國在一場中蘇戰爭中被摧毀，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美國這樣做是出于冷戰的考慮，因為一旦中國的力量被摧毀，蘇聯就更能專心對付西方與美國。

所以尼克松的立場是對中國的核力量提供保護，這也是蘇聯的計劃沒有實施的外部條件之一。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核能事業在艱難中前行。

兩彈元勛，樸實純粹、努力實干的鄧稼先

要想了解中國核武器的發展史，一定要認識鄧稼先，他是我國核物理學家、“兩彈元勛”、中國科學院院士。

在原子彈、氫彈研究中，他領導開展了爆轟物理、流體力學、狀態方程、中子輸運等基礎理

論研究，對原子彈的物理過程進行了大量模擬計算和分析，使中國邁出了獨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

他領導完成原子彈的理論方案，并參與指導核試驗的爆轟模擬試驗。

鄧稼先贊賞別人常用“Pure”，意為純潔。其實這是他特別欣賞和終生追求的道德境界，在他的身上也總能讓人感受到這個特點。

樸實純潔的性格特點和為人風格，使他在成為著名科學家和科研領導者之后，也能很自然地跟群眾打成一片，并不需要刻意的做作。

1958年8月，他到二機部九局報到，九局后改稱九院（重國核武器研究院）。

那時的九局設在北京郊外（不久即遷往青海大草原上方圓幾百里的荒漠之中），還只是一片高粱地，沒有房子，一大塊地方被劃出來作為日后的院址，叫作三號院。

一連數月，鄧稼先和不久后從各名牌大學挑選來的畢業生一道，同建筑工人一起忙活在施工

工地上，砍高粱、挖土、和泥、推車、蓋房子。

在那些大學生的眼中，這位副研究員、“洋博士”干得比誰都起勁，開始大家還稱他“鄧先生”，幾天后就成了“鄧大哥”、“老鄧”。

其實，在中國搞原子彈研制是國家機密，上不能言明父母、下不能告訴妻子兒女，更不能出國、不能發表學術論文、做公開的學術報告，等等，必須隱姓埋名，甚至不能和許多朋友隨意交往，對于自己身處何地、在做什么，這些都是機密。

從事擁有如此多嚴格禁忌的秘密工作，無論對于誰，一時都是難以適應的，更何況鄧稼先始終保持著純真樸實的天性，又十分重感情，在一段時間內他一定也有些許被束縛的不適應感。

但是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的鄧稼先，非常清楚原子彈之于新中國的重要價值，他明白被挑選參加原子彈研發，自己多年積蓄的報國之能與報國之志將在一個更大的平臺上得以更為

全面而暢快地發揮。

因此，中國的“兩彈一星”工程可以說是中華兒女自力更生、創新創造的杰出成就，在其實際推進過程中所遇到的難解之題必然數不勝數，而作為科研組織者和領導者，有時還會遇到研制路徑何去何從的艱難抉擇，這樣的時候，必須盡快做出更具合理性的決斷，這是對其專業能力與領導素質的綜合考驗。

一次重要的核武器試驗出現了意見分歧，作為項目總負責，鄧稼先要管大局、定方向。

他后來曾回憶說：“那時可真難呀，兩種意見都是對的，一種是穩一點，另一種是好一點，差別是又給國家節省錢，又能獲得高效能的核彈頭。可是真難下決心呀！”

最后鄧稼先選擇了“好一點”的方案，試驗成功了，還給國家省下了巨額經費。

事前要做出這樣的選擇，無異于把千斤重擔又往自己這一頭多挪了幾分。

既要有彈也要有槍，困難重重的“兩彈”結合之路

雖然原子彈的威力很強，但是原子彈也正如當時西方嘲笑的那樣，只是一種“無槍的子彈”。

也就是說，原子彈只有飛出去才會發揮它應有的威懾力，飛不出去的原子彈是沒用的。

那么，要想讓原子彈飛出去，有兩種辦法：一種辦法就是用飛機攜帶空投，發展空投核航彈，比如美國在日本投擲的兩顆原子彈用的就是這個辦法。

過去中國的戰斗機非常落后，很難飛出國境，因此這一路徑不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另外一種辦法就是原子彈與導彈結合，發展核導彈，這也是當時的世界潮流。

由于核導彈比起用轟炸機投擲原子彈，更具有威懾力。

再加上核導彈射程遠，命中率高，還難以阻擋。

因此，中國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前，錢學森就提出了“兩彈”結合的構想。

1964年9月1日，中央專委召開會議，決定由二機部和國防部五院共同組織“兩彈結合”方案的論證小組，著手進行核導彈的研究設計，錢學森擔任總負責人。

研制核導彈有兩個關鍵：一是原子彈必須小型化，以便安裝在火箭上；二是要加大

火箭的推力，加強安全可靠性，尤其是要求制導系統要提高命中率。

對于領導人而言，最關心的還是安全問題，如果真要進行全當量的核導彈試驗，是需要勇氣和魄力的，畢竟中國是要在自己的國土上試射核導彈，如果失敗就等于給自己放了一顆原子彈，那就是災難性的后果。

因此，當時在進行試射核導彈地，周恩來和聶榮臻都非常重視安全，要求“兩彈結合”要確保萬無一失，以至于在1966年3月的中央專委會議上，錢學森保證導彈不掉下來；李覺保證核彈頭就是掉下來了，也不在地面爆炸。

為此，科研人員想盡辦法確保安全。

就火箭本體而言，增程后的“東風二號甲”導彈安裝了自毀裝置，如果在導彈飛行的主動段發生故障，不能正常飛行，可由地面發出信號將彈體炸毀。

就核彈頭而言，安裝了保險開關，如在主動段掉下來，因保險開關打不開，只能發生彈體自毀爆炸或落地撞擊，不會引發核彈頭爆炸。

為了確保安全和成功，核導彈在進行了一系列地面測試之后，在裝上核彈頭之前，還要進行沒有核彈頭的發射，即“冷試驗”。

1966年10月初，在正式發射核導彈之前，連續進行了三次冷試驗，都取得了成功。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時，在酒泉導彈發射基地，發射了我國第一顆全當量核導彈，9分鐘之后，核彈頭在新疆羅布泊569米的高空實現核爆炸，首次核導彈試驗取得圓滿成功。

從第一次核爆炸到發射核彈頭，美國用了13年（1945-1958），蘇聯用了6年（1949-1955），中國只用了2年！

“兩彈結合”的成功，標志著中國有了可以用于實戰的戰略核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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