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理解和應對世界貿易格局的重構
華生（經濟學家）

本來這一段就是在讀書休息，還點欠債，修身養性。沒想到特朗普的關稅大戰攪動全球，朋友們要我一定得說兩句。
如果要說的話，我覺得人們常說永遠不要輕視對手，特別是對過去已經多次被人低估的特朗普這個張狂易變的人來說，就更是如此。由于特朗普發動的所謂對等關稅戰造成的全球股市特別是美國股市這兩天的劇烈重挫，現在遭到人們的嘲笑甚多。有人仍至認為，特朗普這樣的胡搞，過不了許多天就會在內外壓力下罷手收攤。這種認識顯然會低估對手，不利于我們嚴肅和有充分準備地應對世界貿易格局重構難以避免的挑戰。
實際上，站得更超脫一些，從全球和長期角度看，其實無論美國每年近萬億美元的全球貿易逆差，還是中國每年近萬億美元的全球貿易順差的局面都不可能長遠持續。因此從美國的利益出發，特朗普政府重構世界貿易秩序的舉動無論表面上如何蠻橫魯莽，在邏輯上還未必是那么離譜和瘋狂。在某種意義上，這只是巴菲特在二十多年前（當時幾乎同時提出問題的還有被稱為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師中的大師薩繆爾森）就指出的，美國外貿政策必須進行重大調整（見附文）的一個遲到的回應。
至于這次關稅大戰是如特朗普所愿的一次性沖擊和陣痛，還是會演變為美國乃至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還取決于關稅戰博弈的進展。根據特朗普喜歡極限施壓然后再談判妥協的特點，估計多數談判會以互讓妥協告終。還有一點可以預見，在這種全球貿易秩序的重構過程中，無論是逆差還是順差的大國都會面臨嚴峻考驗和挑戰，對此我們需要有清醒的估計。
對于中國來說，不論外部發生什么情況，我認為最根本的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去年下半年中央推出一攬子經濟增量政策的組合拳時，我分析過這個組合拳可以理解和分解為四支箭，前兩支箭可以穩定和形成市場的反彈，后兩支箭可以推動市場和經濟的反轉。
第一項金融支持資本市場的政策，在貸款期限、自有資金要求和相關稅收政策方面遇到了落地的障礙，所幸春節前后靠DeepSeek為代表的科技創新浪潮的勃起一時淡化了問題，今天克服障礙、落實到位，對于我國當前面臨外部市場沖擊、穩定股市來說，顯然是正當其時。
第二項財政化債政策在國家的高度重視和相關部門的配合落實下，應當說進展順利，取得了相當的成效，目前還在深化中。

第三項針對充分釋放市場活力、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恢復和穩定企業家的信心方面，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不久前領導親自召開的民營企業負責人座談會，效果顯著，有力地改善了人們的預期、穩定了民營企業家的信心。這方面還有大量工作需要各個地方和部門去進一步落實。

第四項是要解決樓市的止跌回穩和全面振興內需。這也是目前在關稅戰激烈、外需受限的情況下，如何真正發展國內經濟大循環的關鍵。要創造出能夠完全替代外部需求受阻和萎縮情況下的巨大內部需求，一般力度的措施和對策肯定是不夠的，需要啟動解決以幾億農民工為主體的我國當代產業工人及其家屬，在就業地的公租房和平等的社會福利保障待遇的大工程，在今后若干年中創造出幾十萬億的巨大內部需求。這既是實施中央發展新型城鎮化戰略落地的重心，是解決房地產市場長期繁榮的基礎，也是回擊關稅戰的根本性舉措。
最后，附上巴菲特在本世紀初寫的、也是他極其罕見的一篇關于美國應當（沃倫·巴菲特：日益沉重的貿易赤字）如何解決貿易赤字的文章，其設計的美國根據出口量對等發行可交易進口證的建議，與特朗普政府現在采取的對等關稅政策形式上有所差別，但實質上是相同的。如果美國政府當年采納了巴菲特的這個漸進改革的建議，今天的世界格局想必會大不相同。此文有助于我們理解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的頂峰中就孕育的對外貿易結構不斷惡化的深層原因和今天出現的變局，僅供讀者參考。*

巴菲特：日益沉重的貿易赤字

以下或許是解決此問題的辦法，而且最好能夠馬上行動

載于《財富》雜志 2003.10.26

關于美國日益沉重的貿易赤字，我要發出警訊，同時提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案，不過在此之前，我必須提醒各位，有兩點可能會使各位懷疑我個人的說法，第一，我個人過去預測未來，特別是有關于總體經濟的紀錄一向是乏善可陳，比如說，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個人就過于高估通貨膨脹所可能帶來的威脅。

除了這點之外，早在1987年我就曾公開表達對于日益沉重貿易赤字所產生的憂慮，但是事后大家都知道，我們不但存活下來，甚至更加繁榮，我至少已經喊過一次”狼來了”，不過盡管如此，我還是必須再次高喊”狼來了”，而且這次更以Berkshire的資金做擔保，從我出生到2002年春天，72年來，我從來就沒有買過任何外幣，不過在那之后，Berkshire開始投入大量的資金買進數種外幣，我不會點明是那些幣別，事實上，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所代表的意義，我之所以會持有這些外幣，完全是因為認為美元長期終將貶值。

身為美國人以及一位專業投資人，我寧愿這樣的看法，事后被證明是個錯誤，因為相較于公司以及乃至于其股東，因為美元下跌在其它日常生活的層面當中所承受的損失，任何Berkshire經由投資外幣所獲得的利益都將相形遜色。

但身為Berkshire的領導人，我身負有效運用公司資金的重責大任，而就在我一向秉持說到做到原則的過程中，我國貿易赤字的問題也日益嚴重，甚至使得我國的資產以相當驚人的速度流到海外。

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遲早會出大亂子，為了讓大家明了其中道理，我舉一個比較夸張的例子，假設有兩個面積相同且相媲鄰的獨立小島——浪費村以及勤儉村，在這兩座島上，土地是惟一的資本財，且由于其社會還相當原始，所以食物是島上惟一的消費品與生產品，事實上，島上的居民每天平均只要工作八小時，就可以生產出足夠的食物，長久以來兩個島便各自維持著自給自足的景況。

只是到了后來，一向勤勞的勤儉村居民想多存一點錢來投資，所以決定開始一天工作16小時，如此他們除了依靠原先工作八小時所生產的食物過活，還可以把多出八小時的工作所得，外銷給其惟一的鄰居，也就是浪費村。

浪費村對于這樣的轉變感到相當歡喜，因為從此以后他們不必工作，就可以取得相同的食物，但天下絕對沒有白吃的午餐，勤儉村要求浪費村以發行浪費村債券的方式作為交換（當然該債券系以浪費村的貨幣計價），只是浪費村的居民似乎不以為意。

多年下來，勤儉村累積了大量的浪費村債券，這些債券意味浪費村在未來的年度必須兌現其當初的承諾，為此部分浪費村的學者意識到即將有麻煩上門，他們預視到如果浪費村一方面想要吃飯，一方面又要償還以前堆積如山的債務，肯定要比以前加倍努力工作才行，不幸的是，浪費村村民對于這樣的警告根本就沒有心情去理會。

另一方面，勤儉村的村民也開始緊張起來，他們慢慢開始懷疑這些不成材的浪費村所開出的借據到底有沒有效，于是勤儉村逐漸改變策略，雖然他們仍舊持有部分債券，但卻把大部分的債券賣回給浪費村的居民以換取浪費村的貨幣，然后再利用這些資金買下浪費村的土地，直到勤儉村人完全擁有浪費村為止。

至此，浪費村人被迫面臨一個難堪的結局，由于已經沒有東西可以交易，為了養家糊口，他們現在不但必須回復到以往工作八小時，同時還要承擔比以前更多的工作時間來償還債務，外加支付以往輕率出售土地所需繳交的租金，到最后浪費村等于是不費吹灰之力就被整個買下來，成為勤儉村的殖民地。

當然有人或許會說，浪費村未來藉由生產力提升，自然有辦法滿足過去勤儉村為浪費村所做的犧牲付出，誰也不會欠誰，但這種前人消費，再由后人來買單的做法，其實正是某些經濟學者口中所謂的”隔代不公平”現象。

讓我們以一般家庭為背景做說明，假設我——沃倫·巴菲特本人，有辦法讓供應我一生所需的所有店家接受我開出連本帶利的借據，并約定由我的后代來償還，這樣的安排可能會被看作巴菲特家族與其債主間一項公平合理的有效合約，不過巴菲特家族的下一代肯定不會樂見這樣的交易發生 （搞不好有可能會賴帳不還）。

再回到島上，浪費村政府在面對日益沉重的債務負擔時，遲早會采取高通膨的策略，也就是發行更多的浪費村貨幣，間接稀釋原有貨幣的價值，同時浪費村政府還會理直氣壯的聲稱，關于這些煩人的浪費村債券，我們只保證負責償還特定數量的貨幣，而非等值的貨幣，簡言之，稀釋原有貨幣的價值，將有助于殊解島上的財政痛苦。

而這也是為什么，如果我是勤儉村的居民，會選擇直接持有浪費村的土地所有權，而非其政府發行的債券，因為一般政府對于外國人持有債券，通常比較不會負道義上的責任，俗話說的好，‘與其強搶還不如用暗偷’。

那么這島所打的算盤又與美國何干? 簡單地說，從二次世界大戰至1970年代初期為止，我們基本上系處于類似勤儉村的勤勉狀態，銷到國外的東西比買進來多得多，同時還將結余投資到海外，這使得我們的凈投資額，也就是持有的海外資產扣除外國人持有我們國內資產后的凈額，持續增加，從1950年的370億美元一路成長到1970年的680億美元。總的來說，這些日子以來，我國的凈財富，除了美國境內所有的財富外，還加上一部分財富系位于世界上其他地方。

此外，總的來說，由于美國持有其它國家部分所有權，除了原本的貿易結余外，我們還可享有額外的投資收益，這又是可投資資金的另一個來源，這種景況就好像是一個有薪階級，一方面可以把薪水存下來投資，一方面又可以將投資所收到的股利再進行轉投資。

只是好景不常，1970年代后期，整個局勢開始逆轉，生產與消費開始出現差距，一開始短差約占國民生產毛額1%左右，當時的情況還不算太嚴重，因為那時還有凈的投資收益作為彌補，事實上，拜投資復利的魔力所賜，我們的凈資產甚至在1980年代創下3,60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不過從那以后就開始走下坡，而過去五年下滑的速度尤其驚人，現在我國每年貿易赤字占國民生產毛額已超過4%，更慘的是，外國人擁有我國的資產已比我們擁有其他國家的資產多出驚人的2.5兆美元，其中除了部分資金投資在美國債券(包含政府公債以及私人公司債)之外，其它則遍布在不動產及股票證券之上。

實際上，我們國家現在的情況就好像是一個擁有大筆田產的富家子弟，為了消化每年多出來4%的貿易赤字，我們逼不得已靠變賣祖產渡日，同時不斷將擁有的財產拿去抵押。

至于2.5兆美元到底是多少? 目前美國上市公司股票的總市值約12兆美元，全國不動產的總值也約當12兆美元，至于美國舉國的總資產，按照我個人估計總共約值50兆美元，這些數字在在顯示我們絕對不能再低估資產流向海外的嚴重性，畢竟5%的總財產實在不是一筆小數目。

更重要的是，若貿易赤字的問題遲遲不改善，外國人擁有我國資產每年將以5,000億美元的速度繼續成長，也就是說外國人擁有我國的凈資產，每年將自動遞增一個百分點，且隨著金額的累積，每年流到海外的投資收益也會跟著增加，這又將使得我們每年必須負擔的股利以及利息支出更形沉重，這跟過去身為凈收入的景況實在是有天壤之別，如今我們已深陷復利的深淵當中，在告別過去的歡愉之后，迎接我們的卻是無止盡的痛苦。

經濟學教科書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國家絕對無法長期背負不斷成長的貿易赤字，因為總有一天，這些消費過度的國家會面臨本國貨幣在匯率上的調整，而這又會促使其債權國不再接受這位大債主所開出一張又一張的欠據，這本來就是目前國際上習以為常的現象，看看近幾十年來，多少揮霍無度的國家在面臨信用額度緊縮后，所得到的悲慘下場即可知。

當然美國在某些方面，享有特殊待遇，事實上，也因為過去我們擁有堪稱模范的財務記錄，再加上我們實在是太有錢了，使得我們幾乎可以為所欲為，沒有人會懷疑我們還錢的能力以及意愿，因為我們有堆積如山的寶貴的資產可以用來交換消費品，換言之，我們國家擁有一張超級信用卡，可以讓我們大刷特刷，只可惜這張信用卡額度并非完全沒有上限。

我認為現在是馬上停止這類瘋狂消費行為的時候，而且我個人也準備了一套計畫，這套解決方案看起來或許有點取巧，事實上它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關稅，但這種關稅仍將保留自由經濟市場的本質，既不保護特定產業，也不對特定國家實施懲罰，同時也不會引發貿易戰爭，這套計畫將有助于提升我國的出口，同時還可能增進全球的貿易，更重要的是它將能夠自動平衡我們的貿易赤字，避免美元幣值下滑，而我認為這也是能夠解決這項問題的唯一辦法。

想要彌補貿易赤字，我們可以發行一種名叫‘進口憑證’，簡稱‘IC’的東西，給所有外銷貨物到海外的美國本地出口商，其數量按照其出口金額計算，而這些出口商可以將這張憑證再轉賣給想要出口貨物到美國的國外貿易商或是想要進口貨物到美國的本地進口商，舉例來說，假設有廠商想要進口價值100萬美元的貨物到美國，則他必須先找到有人出口等值貨物到海外所獲得的‘進口憑證’，在這樣的機制之下，我們終將得到最后的結果-貿易赤字平衡。

而由于美國單月的出口額約為800億美元，所以我們也將發行等額的‘進口憑證’，也就是800億美元的IC，并讓它們可以在自由市場上流通，自由競爭將會決定到底是哪些人想要把東西賣給我們，同時要付多少代價(而我個人也預視到‘進口憑證’的有效期限不能太長，最好不要超過六個月，以避免有不肖商人蓄意囤積居奇)。

進一步說明，假設每張IC的交易價格為10美分，也就是每出口1美元的東西，將附贈價值10美分的憑證，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原則之下，這意味著任何一位美國廠商若能把貨物外銷到國外，則單靠領取10美分的IC，就可多賺得10%的利潤。

我個人認為，大部分的出口商會將這種優惠視為成本的下降，這將有利他們在國際市場上削價競爭，尤其是一般消費型商品更是如此，比如說，國內現在鋁金屬每磅的報價約為66美分，則國內鋁金屬生產廠家將可以以每磅60美元(外加運輸成本)的價格把貨品銷到國外市場，同時還能保有原有利潤，在這種狀況下，美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將因此大增，出口金額也將大幅成長，接著國內的就業機會也很會跟著增加，同時在另一方面，外國人想要把東西賣給我們就變得很不容易，不過這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必須由他們自己想辦法，不論如何船到橋頭自然直(就像Herb Stein說過的，如果某件事情無法持久，就一定會停止)，此外，IC方式將可以讓出口東西到美國的國家更多彈性，因為這個方案并不打算對特定產業或是產品給予懲罰，因此到最后，自由市場將會自行決定誰以及何種東西可以被賣到美國來，IC制度只做總量管制。

接下來看看進口方面，會發生什么狀況，假設進口一部車到美國的成本原本為2萬美元，則在新制度下，(假設IC的市場價格同樣為10美分)，則進口商的成本將增加為2萬2千美元，而假若市場對進口車的需求特別強烈，則進口商一定有辦法將多出來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但在通常的情況之下，供需的競爭關系將促使外國廠商吸收部份多出來的成本負擔。

當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對于美國人來說，IC制度不免也會有一些負面的效應，首先大部分進口商品的價格肯定會增加，而國內制造廠商進口原料的成本也會上漲，IC的成本或多或少都會變成對消費者實施的一種稅負，這是一大缺點，但不論是坐視美元逐步下跌或是對特定產品實施關稅懲罰或配額管制，都會引發更大的麻煩，何況我認為這些方法成功達到目的的機率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總的來說，我認為相較之下，進口物價的上漲所引發的痛苦比起我們可能面臨舉國資產漸漸流失的后果要輕微許多。

而我相信一旦IC制度開始實施，不用多久的時間，就可以讓美國達到貿易平衡的境界，其均衡點將介于現在出口總額與進口總額之間，IC憑證將有助于美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雖然最后還是要由自由市場來決定何者具有相對的競爭優勢。

另外，一般凈出口國很難復制IC制度，因為他們的IC根本就一文不值，那么出口國會不會采取什么報復措施呢? 會不會引發另一次的慕德-哈利關稅大戰呢? ? 我想很難，在慕德-哈利法案（現一般譯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推出的當頭，我們正盡力想要維持貿易出超，至于現在，全世界都知道我們應該立刻修正嚴重的貿易赤字。

數十年來，全球貿易盛行，種種貿易手段，諸如懲罰性關稅、出口補助、配額、鎖定美元匯率等紛紛出爐，許多主要出口國運用這些鼓勵出口、避免進口的貿易措施來累積大量的外匯盈余，但即便如此也沒有真的發生什么世界貿易大戰，當然不會有人會因為一個單純為了促進當今全世界貿易最大債務國的帳面平衡而引發危機，主要出口國過去的表現一向相當理性，我想他們仍將繼續維持此一態勢，雖然基于本身的利益，他們一定會設法說服我們相信他們會改進原有的做法。

IC制度實施后，最有可能的結果是出口國在初期作出幾個的反應動作之后，會回復到其本能，鼓勵進口美國的產品，以中國來說，他們一年出口1,400億美元的產品與服務到美國，但卻只進口250億美元的物品回中國，如果IC制度一旦實施，中國可能會采取直接購買1,150億美元的進口憑證以填補差額，但他們也有可能直接減少對美的出口或是增加對我們的采購，而后者可能是最符合中國利益的做法，而這也是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做的。

而如果我方的出口額增加，IC的供給也會增加，進一步壓低IC的市價，一旦我國出口額足夠，IC也將變得一文不值，整個計劃也就功成身退，有了這項法寶壓陣，主要的出口國也可能很快地就取消各種禁止進口美國貨品的措施。

當然一旦決定采用IC計劃，我們也會采取漸進式的做法，來逐漸縮小貿易赤字，好讓世界上其他國家可以配合調整，直到達到最終的目標，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考慮利用拍賣或直接增予的方式給開發中國家進口憑證，以促進其出口，而后者也等同于達到國際援助的效果。

最后我還是必須提醒各位，我曾經喊過一次狼來了，一般來說，在美國，關于世界末日說法的靈驗機率通常相當的低，過去的經驗顯示，我們的經濟表現往往讓一些對美國經濟前景沒有信心的人自打嘴巴，許多悲觀論者往往低估了美國社會蘊藏的經濟活力，它足以克服任何看似無解的困境，毫無疑問，我們依然是一個杰出的國家與經濟體。

不過，我也相信面對貿易赤字將考驗著我們處理危機的能力，我認為緩慢下滑的美元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確實某種程度，它可以減低貿易赤字的幅度，但卻無法阻止國家資產以及投資利益外流的根本問題。

或許還有其他方法比我所提的更可行，但一廂情愿以及雙手一攤絕對不是好辦法，在我看來，我們絕對必須立即對資產外流的現象有所作為，IC制度看起來是問題最少，同時最可行的方案，大家要知道，關于這個問題，我們絕對不能等閑視之，因為如果照現在這樣的態勢下去，全世界其他國家每年將會吃掉美國4%以上的上市公司股票。

本身在進行內部的商業決策時，我的合作伙伴查理·芒格時常建議我們可以多花一點時間注意一下他個人半開玩笑的期望，“我現在只想知道我會死在哪里，然后打死我也不會到那里去”，我們政策的規劃者一定要謹記這句話，千萬不要重蹈浪費村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