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春，奶奶去世。父親獲悉后回來，本想將奶奶就近安葬。那時一口薄棺需要72元錢，父親算了下，當月工資基本夠在當地安葬奶奶的，但還差10多天才能發工資。父親找到單位造反派的頭頭，他們說要研究，三天后才告知批支40元。

父親和母親是無論如何不忍用一條破席將奶奶包裹安葬的！唯一希望只有向老家的叔叔求援，黃天不負孝心人，家中的叔叔和弟弟次日就趕到了邳縣。當時奶奶的遺體在家已停放了5日，由于天熱，遺體已變質，有誰會同意借用平車運送遺體呢？思來想去直到晚上，母親同哥哥才從一戶善良人家借回一輛平車，連夜拉著奶奶回雙溝老家。那時哥哥才12歲，隨車步行了一百多里。好在鄉親們對父親都很尊重，接信后生產隊就讓同族的人砍伐了村頭的樹木，并打制棺材。到家時棺材已打制好，村里的干部還專門給奶奶開了個追悼會。緊接著就安葬在村南的祖墓之中。對家鄉親友們困境中給予的幫助沒齒難忘。

一九六七年冬，2歲的弟開始發燒，父母不在家，哥哥到對面的鄰居家找了幾粒土霉素之類的藥，碾碎了給弟弟喂下，晚上母親回家弟弟的燒仍沒退。母親又到離家不遠的中醫院開了些退燒藥給弟弟吃，很快弟弟就睡了。第二天，母親很早又被叫去上工了，白天弟弟又發燒并咳嗽，且臉上和手臂上出了很多小紅點。母親回家時已是很晚，看后趕緊抱著弟弟找鄰街的一名同被管治的老中醫診治，確診為麻疹。由于母親無法請假照看弟弟，加之沒能及時醫治，幾天后弟弟便夭折。父親接信后晚上到家，看著弟弟，低泣著捶打著墻壁。母親癡癡地抱著弟弟，呆呆地嘮叨著埋怨自己。

很久之后，家里安靜下來，父親用一床小被將弟弟包裹在懷中，哥哥拿著一把鐵锨出了門，回來時爸爸對母親說，弟弟葬在了火車站旁的樹林里，坑挖的很深。母親則身趟在床上，沒說一句話。第二天，我醒來時父親和母親都已離家。很長時間母親都不愛說話，有時對我們發脾氣，氣完又會抱著我流眼淚。

一天早晨，家門照舊被催工的人重重地拍響，將睡在母親身邊的我吵醒。母親沒下床開門？這是從沒有過的事！哥哥開了門。那位催工阿姨來到床前問：“怎么不去集合上工？”母親痛苦而艱難地從床上下來，將身體展示給她看，母親身上，前后、上下布滿紫色傷痕，腰痛地她無法直立，催工人看后帶著驚訝地離開了。從她進門到離開，母親沒有抱怨半句，只有碰到傷口時，偶爾發出抽噓聲。這距弟弟病亡僅半月。那時爸爸已被另一幫造反派帶回教育局食堂燒鍋爐，哥哥將事情告訴了爸爸。爸爸只能向處境尚好一點在車夫山工作的侄女知皊求援。二表姐接到僅有“二姑病危”4字的電報，失聲痛哭。

第二天一早同姐夫一同趕到我家，進門后看到母親還活著，稍感安心。二姐五歲喪母，自幼與姐姐一起由母親帶養，感情甚篤。她坐在母親床前一邊落淚，一邊同姐夫一起勸說母親。直到母親堅定地告訴他們說：“要死昨晚就死了，你們放心回去吧！”在確信母親安全后，下午很晚她們才依依不舍地離開，因為家里還有3個尚幼的孩子。

多年后，母親才告訴我們那天被打的情況：那天生產隊輪到批斗一名做過維持會人員時，隊里的頭頭一邊辱罵控訴他的“罪行”一邊手腳并用地進行毆打；打累了，命令母親打。母親推說自己是外來戶對那人不了解，并說自己從未打過人。那位頭頭非常憤怒。順手拿根臘條枝交給那個人，并將母親吊在房梁上；指揮那人抽打母親，直到隊里的頭目消氣，才讓那人住手。母親回來時已是深夜，她做在寒風呼嘯的運河大堤上，望著靜靜流淌的運河，思緒已經凝固，除了死亡她再也無法找到解脫的辦法和活下去的勇氣，她拾級而下，到了運河邊沾著刺骨的河水，洗去臉上的血跡，在她踏入水中那一刻，冰冷的河水一下讓她眼前浮現出兒女們無人疼愛，流落街頭的慘狀。她不忍拋下我們三個孩子，艱難地走回了家。這或許是天下大多母親絕望中唯一活下去的選擇吧！

奶奶去世后，遠在蚌埠的大姨和姨夫同母親一樣被批斗管制，并被下放到工廠勞動。考慮到姐姐家的三個孩子尚小無法照顧已80歲高齡且已癡迷的祖母，母親主動要求姐姐將祖母托人送到我家生活。一九七零年春，外祖母去世，終年八十四歲。自四十年代六位親人離世后她能渾渾噩噩在夢幻與現實中又度過了三十余年，于二個女兒，三個兒妻及孫子、孫女對她的呵護照顧是分不開的。

外祖母去世前，臥床已半年有余，大姨給母親寄來了二百元錢，這應該是大姨全家幾十年全部的積蓄，讓母親代其盡孝，并負責安葬外祖母。母親為外祖母買了一口較厚實的棺材。時因四哥、大姐和兩個侄子都在外地接受管制和勞動，無法前來奔喪，下葬時非常冷清，只有母親在棺頭為祖母燒了一刀紙錢。同是接外祖父遺體回家的那幾位堂兄弟再次又將外祖母的遺體運回了坊上。外祖母的下葬較之外祖父更為凄涼，母親請假未獲批準同行，子孫無一人護送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