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對脫口秀都很熟悉了，它是一種以幽默、諷刺、即興互動為核心的表演形式。本來是由演員在舞臺上通過語言、肢體動作和觀眾互動來完成的，比如大家熟知的脫口秀大腕兒周立波等。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脫口秀越來越大眾化，它甚至有了另一個稱呼叫“段子手”，會講段子的人在網上發視頻很吃香，很能吸粉。

本文的主人公就是個很厲害的脫口秀，但他的職業卻是作家，網友戲稱他為被文學耽誤了的脫口秀，意思是，如果他不是搞寫作的話，會成為聞名天下的第一流的脫口秀。然而，詭異的是，他還是選擇了寫作，并曾以12萬字的一部小長篇大賺了1500多萬元，被諾獎得主莫言大贊為天才，自愧不如！

此君盡管長得不像周立波那樣風度翩翩，充滿幽默感，而是一副農民工的樣子，不講究穿戴，經常頭發亂糟糟的，不修邊幅，但一談起話來，便妙語連珠，幽默搞笑，甚至讓人笑噴，堪稱當今文壇第一段子手。

比如在一檔節目中，主持人問他寫作不爛尾的原因時，他把原因歸結為自己小時候曾得過闌尾炎，后來動手術闌尾被割掉了。

他是如此描繪的——

他說他小時候有表演天賦，他做錯事，父親要懲罰他時，就裝肚子疼。這樣職業是醫生的父親便轉而關心他的肚子，就不再追究他犯錯的事了。可有一次，他表演砸了。

當他又說自己肚子疼時，父親用手摸了摸他的右下腹，問是不是這個地方疼，他連連點頭。然后父親問：“是不是胸口先疼？”他仍然點頭。接著，父親便以闌尾炎病的特征一一問他，他全部點頭。

于是那天晚上，父親就把他背到醫院，送到了手術室。他意識到事情不妙了。可是已經晚了。當護士把他的手腳綁起來要做手術了，他才大叫：“我不疼了！”但是叫喊也沒用，他的父親認為他是害怕手術而撒謊的，于是就讓人強行給他灌了麻醉藥，然后割掉了他的闌尾！

本來他是忽悠父親的，結果卻挨了一刀，丟掉了闌尾……

他又說，他父親的闌尾，母親的闌尾，哥哥的闌尾都被割掉了，全家都沒有闌尾了！

這個段子簡直連周立波都難以企及啊，呵呵。

跟魯迅一樣，這位作家也經常告人說自己是棄醫從文的。他本來是一位牙醫——這其實有點吹牛，如果只會拿著家伙拔牙，誰不會當牙醫——他干了5年，共拔了10000多顆牙齒。當節目主持人問他為何不當牙醫時，他說：“我特別不喜歡每天看著別人張開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

再問他為何要改行搞寫作時，他說想進文化館上班，因為“文化館那幫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我就很想到文化館去工作，因為那個地方可以不上班。”于是就開始學寫小說。他說：“雖然我認識的字不多，但寫小說夠用了。”

但他又說自己沒有寫小說的經驗和基礎，于是就弄來一本《人民文學》看，“看什么時候用引號，什么時候用逗號，什么地方應該是句號。我大概看了兩頁，好了行了，寫吧！”然后就開始寫小說了……

看到這里，讀者朋友大概就猜出來了，這個說段子的家伙就是余華。

余華說他走上寫作之路的經歷，明顯就是說段子嘛，哪有那么神奇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寫小說，看了兩頁人民文學，看看怎么用標點符號，就無師自通了，呵呵。

但你必須承認，余華的脫口秀水平實在是高。比如他說莫言寫小說速度快，43天能寫50萬字，而自己寫作速度卻很慢，是這樣形容的：

“莫言的寫作就像打籃球，進球特別容易，進入狀態特別快；我的寫作有點像踢足球，90分鐘過去了還是0比0！”呵呵，你這不是在揶揄中國足球嘛！

余華說他完成一部小說后，“不是那種被抽空的感覺，而是失業的感覺。”嘿嘿，我倒是想問他，這種失業感是不是超爽，因為他的小說一發表，大把的錢就來了啊。

有次余華談到寫作很受時代的影響，說他寫了一個人物本來叫楊紅梅，但當時處在疫情中，大家天天做核算比較不爽，“那個楊（陽）就很不順眼，我就改了改，改成殷（陰）紅梅，改完以后把她那個哥哥和父親的姓也改了，哥哥和父親都姓殷了，父親跟著女兒姓的，這是第一次，嘿嘿嘿——”

看余華這邏輯。

一次余華講到一場足球賽。他跟莫言、劉震云一起，三個人把另一位作家史鐵生扛上火車，到沈陽進行一場足球比賽。史鐵生雙腿癱瘓，坐在輪椅里不能走動，他們就讓史鐵生當守門員，“你就坐在輪椅里呆著，把球門給守住！”余華說，“結果對方根本不敢踢，怕一腳把鐵生給踢壞了！哈哈哈……”

余華言外之意，我這招夠絕吧，如果國足也如法炮制，弄個坐輪椅的國寶級作家當守門員，指不定就進世界杯了！

有人問余華，你覺得你比魯迅牛了嗎？余華說，“開玩笑，魯迅是海歸派，我是赤腳醫生，哪能跟魯迅比。”

余華經常在公開場合談小說的語言藝術，說到自己的語言時，他說，“后來的評論家都贊揚我的語言簡潔，那是因為我認識的字少！”

別人問他：“中國作家和法國作家的區別在哪里？”

余華直接回答：“最大區別就是法國作家用法語寫作，中國作家用中文寫作。”

他這話跟沒說一樣，純粹逗樂。當然，逗樂和吹牛是脫口秀的重大特色，余華是深諳此道。

不過，余華也不是純粹吹牛，或者他的吹牛也是有資本的，他確實有些寫作天賦和才華。你很難想象，一個高考落榜后就到衛生院拔牙的“蹩腳”的牙醫，在拔了10000顆牙齒后，突發奇想，要寫小說，于是一年后就高調進入文壇，四年后就爆紅全國。

其實余華的人生也有種草根逆襲的味道。他在初期的寫作中善于表達冷酷甚至是“恐怖”的場景，善于“用血腥暴力反映人生痛苦”，并且表現得不露聲色，“零度感情”。這跟他本身的經歷是分不開的。

余華的父親是位醫生，而且是掂手術刀的，母親也是護士。因為這個，余華童年的許多時光都是在浙江海鹽縣的醫院里度過的。在他的記憶里，或者在他的段子里，印象最深的是，父親從手術室走出來，白大褂上總是沾著血漬，手里還要提著一桶血肉模糊的東西。在濃重的血腥味中，他“咀嚼著死亡的味道”，習以為常……

余華10歲左右時，全家搬到醫院里的職工宿舍居住，家對面就是太平間（醫院里放死人的地方），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能聽到凄慘的哭喊聲，這使他見慣了生死離別。

后來，余華就經常講關于太平間的段子。說他小時候就喜歡在醫院的太平間里睡午覺，“那里一點害怕都沒有，夏天很熱，后來我就發現太平間那個地方特別涼快。”

余華說，“長大以后，我讀到海涅的一首詩，說：死亡就是涼爽的夜晚。我當時的感受就是，我在太平間睡午覺的感覺……”

余華講到自己睡太平間，跟那些死人共處一室，跟玩兒似的。因此，他在作品中表現死亡，表現恐怖，就不難理解了。

余華早期作品中表現死亡、暴力、恐怖的代表作品有《現實一種》、《鮮血梅花》等，但最著名的還是長篇小說《活著》。《活著》表面看起來是活著，但其中卻充滿死亡氣息。書中的人物一個接一個死去，最終就剩下主人公福貴一個人活著。

《活著》是余華影響最大的作品，也為余華帶來了極大的榮譽和收益。此書共12萬字，至今已獲得了1550多萬元的版權收入（稅后）。2019年中國作家富豪排行榜上，余華排在了第二位，主要就是靠《活著》的收益。

這個戰績連莫言都十分羨慕，莫言曾打趣余華說：他是字寫的最少，賺錢最多的作家，他是個天才。他的書少了我一半，但影響力卻大了我一半！

《活著》成書已經30多年了，人們仍對此書津津樂道，余華也經常自嘲，這輩子就靠《活著》而活著了。一次，有記者問他如何得到《活著》的靈感時，他說是因為睡了一覺之后，發現自己還活著。再問他為《活著》打幾分，他說：“9.4分吧。”

記者再問：“那0.6分去哪了？”

“剩下的0.6分你去問問豆瓣……”余華煞有介事地說。

余華的《活著》主題很沉重，其中充滿苦難意識，但他卻經常拿這部作品同大家尋開心，因此讀者便吐槽：余華是把苦難留給了讀者，把快樂留給了自己。余華聽后也哈哈大笑。

不過，《活著》之所以爆火，也跟張藝謀拍電影有很大關系。

張藝謀在上世紀80年代末把中國電影推向世界，他其實是以拍先鋒小說打響的。比如莫言的《紅高粱》，劉恒的《菊豆》（原著為《伏羲伏羲》），蘇童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原著為《妻妾成群》）等。

這幾部電影取得巨大成功后，張藝謀為取得突破，又把目標瞄向更加先進的余華。他本要拍他的中篇《河邊的錯誤》的，卻陰差陽錯拍了《活著》。

當時張藝謀向余華要稿子，發現余華正在寫一部長篇，就要拿去看。當時《活著》還未完稿就被老張拿走了。結果這部作品令張藝謀驚為“天文”，認為寫得太好了，于是改變主意，決定拍《活著》。

結果張藝謀的《活著》大獲成功，1994年上映，便獲得了第47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以及全美國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第48屆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外語片獎等多種獎項。

電影火了之后，小說才開始走紅。不過電影《活著》盡管比小說好看，其思想境界并沒有達到原著的高度。

首先是，電影中的故事發生在縣城，其中的人物生活條件相對較好。徐福貴玩皮影戲無論如何不會混得太悲慘；而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農村，生活條件更差，書中表現的種田、割稻的勞累，挖紅薯充饑，瀕臨餓死的場景電影里都沒有表現出來。

更重要的是，人物的命運相差很遠。原著小說中，徐福貴的7個親人全部死去了，突出了一種極大的悲劇色彩；而電影中只死了4個人，即福貴的父母親，福貴的兒子友慶和女兒鳳霞。其余的，福貴的妻子家珍，福貴的女婿二喜、福貴的外孫饅頭（苦根）都沒有死，其悲劇意義大打折扣。

尤其是，張藝謀用喜劇明星葛優演徐福貴，本身就有一種喜劇的設定，電影中也確實呈現了不少幽默搞笑的場景；而余華設計的則完全是一種悲劇。當然，前者更加好看，用喜劇的某些特征反襯事實上的悲劇，似乎有另一番意趣。

總之，張藝謀的推動讓余華大紅大紫，使余華一飛沖天，在所有先鋒作家中鶴立雞群，居然超過了成名更早的蘇童等人，俘獲了更多的讀者。直到如今，在年輕人的心目中，余華的地位無人能敵。

甚至，余華在沒有拿到世界文學最高獎諾獎，和中國最高獎茅獎的情況下，仍活的最“滋潤”，不僅錢賺得最多，而且名聲也超好。相比莫言被毛星火、司馬南及其粉絲們網暴，賈平凹、劉震云被批評家猛烈抨擊，余華是最安全的。因此，此君也到處“走穴”，以講段子“沖擊”娛樂圈，幾乎達到網紅的地步。

不過說實話，《活著》這部作品也確實有一定厚度，它表現出的苦難意識、悲劇意識，命運無常的色彩，也是中國文學中獨樹一幟的。

余華在《活著》中對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有比較精確的反應，以區區12萬字寫了中國大半個世紀的過往，也很不簡單。主人公徐福貴身上表現出的油滑、世故、忍耐、樂觀，甚至阿Q精神勝利法式的個性，也是中國人的典型。

作品中，主人公福貴是以忍受的方式不斷與命運抗爭的。余華表達了這樣一種理念：生命中無所謂幸福與不幸，生活就是活著，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不是為了任何目的而活著。活著是生命的一種狀態，人只有活著才有資格去面對一切。這是一種超越死亡和苦難的境界。

余華這種理念表現了一種中國人固有的“韌性”，但也被人詬病。比如著名學者、文學批評家堡子就尖銳地指出余華的局限性，堡子說余華“對中國文化的劣質部分缺少清醒的認知，《活著》宣揚的是‘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奴性哲學”。

當然，堡子是站在世界的維度看中國文學，或者是以諾獎的尺度來衡量余華，有點恨鐵不成鋼的味道。事實上，余華還不具備堡子的期待值。

不過就堡子的論證來說，也很難確定余華是在主動宣揚“奴性哲學”，因為作家筆下的人物未必代表作家本人。也許，余華只是客觀表現福貴的這種認知。畢竟，像福貴這樣素質的人是不可能逃出“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境界的。問題的關鍵在于，余華的表達方式，是主觀還是客觀。

無論如何，《活著》代表著余華的創作巔峰，他之后的作品比如《兄弟》《第七天》《文城》等長篇的影響力都小了許多。

不過筆者認為，余華在緊接著《活著》之后的另一個長篇《許三觀賣血記》，有更好的發揮。這篇小說顯然降低了《活著》的苦難和悲情色彩，不過更貼近生活，為了生活而賣血，這種無奈同樣感人，而且有“可操作性”，可信度也高了不少。

如果說《活著》中的福貴是在被動地“活著”，有點“奴性”，而許三觀則是為了活著而主動地“掙扎”，是不是有點進步？盡管賣血也不是長久之計，但為了活著，他也是拼了，有點加繆《西西弗斯神話》中的哲學意味，盡管推石上山不可能成功。

相當于莫言、賈平凹等人，余華還比較年輕，相信經過一番努力，還能再出佳作，去沖擊諾獎吧。不希望他繼續做一個脫口秀……

（文/說歷史的女人·濯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