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魯迅先生當年罵過您？”1957年夏夜，上海中蘇友好大廈的吊扇在頭頂嗡嗡作響，青年作家王蒙借著酒勁問出這句話時，整張圓桌突然安靜得能聽見鋼筆滾落的聲音。毛澤東撣了撣煙灰，目光掃過滿桌忐忑的面孔，忽然笑出聲：“他要是還活著，你們猜怎么著？”眾人屏息間，主席豎起兩根手指：“要么接著寫，要么徹底封筆。”

這個場景里真正提問的其實是翻譯家羅稷南。據在場者回憶，當主席說出這個論斷時，窗外的梧桐樹上正有蟬蛻從枝頭跌落。三十年后，王蒙在回憶錄里寫道：“主席說這話時，手指在桌面上敲出《義勇軍進行曲》的節奏。”

時間撥回1902年的紹興周家臺門。十八歲的周樹人攥著父親病逝前當掉的最后一幅字畫，站在當鋪柜臺前渾身發抖。掌柜的撥著算盤斜眼道：“死當活當一個價。”這個瞬間，或許埋下了后來那個執筆為刀的靈魂。有意思的是，五十年后毛澤東在菊香書屋讀到《吶喊》時，特意讓秘書查證過魯迅典當的具體物件——是幅文徵明的山水，當銀四兩。

1932年深秋的上海虹口，馮雪峰裹著舊棉袍閃進大陸新村9號。魯迅遞過溫好的黃酒，突然問道：“毛澤東的字寫得如何？”這位地下黨聯絡員愣了片刻，蘸著酒水在桌上寫出“毛潤之”三字。先生湊近端詳許久，冒出一句：“筆鋒帶血。”這話傳到延安棗園時，毛澤東正就著馬燈批閱文件，聞言擱筆大笑：“他看得準！我們筆桿子都蘸著同志的血。”

長征勝利的消息傳到上海那日，內山書店二樓傳出罕見的摔杯聲。許廣平后來回憶，魯迅讀罷電文，失手打翻了硯臺，墨汁染透半幅宣紙。他當即口述賀電：“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據說毛澤東收到這封電報時，正蹲在延河邊洗綁腿，讀完直接跳進河里游了個來回。

1936年10月18日凌晨，魯迅彌留之際突然掙扎起身，用德文反復念叨“毛澤東”的發音。守在床邊的黃源聽得真切，卻始終不解其意。直到二十年后，中聯部工作人員在柏林檔案館發現份泛黃記錄：1930年魯迅在左翼作家聯盟演講時曾說：“中國需要自己的海涅，我看毛潤之的詩有這種氣象。”

毛澤東對魯迅的推崇，在延安窯洞里釀成了特殊風景。每逢《魯迅全集》新卷運抵，運輸隊的騾馬總要額外多歇兩站——主席要求新書不能有半點折痕。有次敵機轟炸，警衛員沖進窯洞搶人，卻見毛澤東抱著木箱往外跑，箱里整整齊齊碼著二十冊藍布面精裝書。

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把“魯迅方向”定為新文化旗幟。散會后，他拉著丁玲走到崖邊，指著延河突然發問：“你說先生若在，會怎么改《阿Q正傳》？”女作家尚未回答，主席自己接道：“定要添個趙四老爺抽鴉片的細節。”說著摸出半包“老刀牌”，一根根掰斷扔進河里。

建國后的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床頭始終放著1938年版《魯迅全集》。護士周福明發現，書頁空白處寫滿批注，某頁《為了忘卻的記念》旁赫然畫著方志敏的側影。更令人唏噓的是，主席晚年視力衰退后，仍要秘書朗讀《紀念劉和珍君》，聽到“真的猛士”處，總會不自覺地挺直腰板。

1956年改造王府井新華書店時，設計師在圖紙上標出“魯迅專區”。毛澤東審閱時，用紅筆在“專區”二字上畫圈，批注道：“小了，要專廳。”如今人們走進書店看到的那面青銅浮雕墻，正是按主席當年要求增設的——魯迅的煙斗與毛澤東的毛筆在浮雕上形成奇妙的對角線。

關于“兩種可能”的著名論斷，其實早有伏筆。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在周而復陪同下參觀魯迅故居。站在大陸新村弄堂口，他突然駐足：“要是先生活著，你們《新華日報》恐怕要給他開專版批我。”隨行人員驚愕時，主席自己解圍：“要么開專版，要么撤專版，總歸兩種可能嘛。”

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曾指著人民大會堂里的魯迅詩句詢問深意。周恩來正要解釋，毛澤東直接接過話頭：“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骨頭。”說完拍了拍自己座椅的檀木扶手，梆梆作響。這個細節被基辛格記入回憶錄，他寫道：“毛澤東談論魯迅時的神情，像在介紹某個仍會隨時推門進來的老朋友。”

晚年的毛澤東視力幾近失明，卻仍要秘書把《魯迅詩稿》放大抄寫。現存中央檔案館的一份手稿上，“橫眉冷對千夫指”被臨摹得遒勁異常，紙面卻有幾處不規則皺褶——那是放大鏡聚焦時高溫灼烤的痕跡。主治醫師回憶，主席最后能完整背誦的現代文章，只剩《論雷峰塔的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