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象征是什么？想必大多數(shù)人都會回答：國旗、國歌、國徽。如果要在三者之間選其一，可能國徽最為重要，它不僅代表著國家的政治制度，還具有凝聚民族精神、傳承國家文化的作用。

然而，所有關于開國大典的影視資料中，人們從未發(fā)現(xiàn)帶有國徽的鏡頭，天安門城樓上掛有國徽的位置被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的條幅所覆蓋。

如此重要的場合，為什么不見國徽的蹤影呢？其實答案非常簡單，當時國徽還沒有設計完成。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國徽設計背后的那些故事。

分歧眾多，被迫擱置

1949年7月，為了開國大典的順利召開，全國政協(xié)委員會在《人民日報》上發(fā)布了一則公告，面向社會征集國歌、國徽、國旗的設計方案。

一時間，文藝界大師們躍躍欲試，用盡畢生所學，將樣稿寄到了政協(xié)，只想為新中國的建設出一份力。

但是，相比于國歌和國旗，國徽需要展現(xiàn)國家歷史和文化，所包含的元素也遠遠多于前兩者，設計難度可想而知。眼看開國大典的日期即將來臨，政協(xié)收到的國徽設計樣稿只有九百多份，并且質(zhì)量參差不齊。

其中勉強能被納入考慮范圍的，只有以下幾種方案，第一種出自著名美術大師張仃之手，具體如下圖。張仃還在政協(xié)座談會上對自己的方案進行了解釋。

國徽的輪廓由齒輪和嘉禾包圍，這代表著工農(nóng)聯(lián)盟，其中齒輪位于國徽頂部，標志著工人階級處于領導地位。輪廓的主要色調(diào)為麥田黃和鋼鐵青，這也代表著新中國是以工農(nóng)階級為主體。

張仃所設計的國徽主體圖案是一張世界地圖，其中中國的版圖為紅色，地圖周圍有三十一道金色的光芒，代表著當時中國的三十一個省級行政單位。

除此之外，國徽中上部是一個紅色的五角星，象征著黨的領導。國徽的底部是一條紅色的束帶，束帶上不僅寫著國家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將嘉禾的根部綁在一起，預示著全國人民團結(jié)一心。

事實上，第一次政協(xié)會議的會徽也是由張仃所設計，細心的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在模版上，張仃很大程度借鑒了第一次政協(xié)會議會徽的設計，只不過是把會徽上的紅旗替換成了五角星。

由于二者過于雷同，因此遭到眾人的反對，除此之外，毛主席對此也提出了異議，該國徽方案與蘇聯(lián)國徽過于相似，所以不能被應用于新中國的國徽。

第二種被納入考慮范圍的則是林徽因、梁思成夫婦所設計的作品。相比于張仃的方案，林徽因所設計的國徽則顯得簡潔許多。

其輪廓依然是以嘉禾和齒輪為主體，一顆金色的五角星占據(jù)國徽中心位置，底部是四顆小五角星，其寓意與國旗相同。

作為建筑學大師，如果論美觀性，林徽因的方案簡潔大氣，完全符合中國人的審美。但是，該方案所設計的材料可一點不簡潔。

首先，該方案是以玉璧為主體，主要是因為玉在古代是重要的禮器，象征著和平，而中國在近代飽受戰(zhàn)火，和平是全國人民最基本的愿望。

林徽因的方案寓意雖好，但國徽的制作成本太高，并且該方案的部分造型也過于復雜，這無疑加大了生產(chǎn)難度，除此之外，該方案并未體現(xiàn)新中國的政權特征，因此也遭到了否決。

兩位專業(yè)人士的方案都未能入選，更何況其他。截止到8月24日，介于政協(xié)籌備委員會依然沒有挑選出令眾人滿意的國徽方案，9月25日，毛主席、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會議，討論國歌、國徽、國旗等問題。

毛主席提議：“國徽設計具有很強的專業(yè)性，既然沒有滿意的樣稿，國徽的設計是否可以放慢一些？”由于收到的樣稿難以令人滿意，毛主席的這一提議被大家認可，因此新中國的國徽并未在開國大典當天與眾人見面。

兩種風格緊密融合

開國大典雖說圓滿結(jié)束，但國徽的設計工作依然刻不容緩。由于國徽設計工作對專業(yè)要求極高，所以這一次并未公開向社會募集方案，而是將該工作委托給了兩大專業(yè)設計團隊。分別是林徽因夫婦為首的清華大學營建系，以及以張仃為首的中央美術學院。

除此之外，為了確保國徽設計工作按時完成，周總理親自下場領導設計工作。雖說林徽因的第一個方案被政協(xié)會議否決，但周總理還是對她的才華充滿了信心。

一提到林徽因，大家第一反應或許是她復雜的感情生活，亦或是出色的文學功底，人們往往忽略了她真正擅長的領域其實是建筑學，她被譽為“中國近代第一位女建筑學家”。

除了國徽設計之外，林徽因還參與了新中國初期的多項設計工作，其中比較有名的便是天安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其實早在開國大典召開之前，林徽因就已經(jīng)確診患有肺結(jié)核，身體每況愈下，但為了國徽設計工作，她依然奮斗在第一線，經(jīng)常連續(xù)幾個晝夜不睡覺。

周總理看到了林徽因夫婦想要為新中國建設做貢獻的迫切期望，多次拜訪二人，當面溝通國徽設計的觀點，并且希望國徽設計工作能夠在1950年國慶節(jié)前塵埃落定。

在周總理的懇請下，兩大設計團隊再次投入到了緊張的設計工作之中，兩個團隊都對自己的初稿進行了修改。

清華大學營建系并未放棄原來的玉璧主題，只是在圖案細節(jié)上進行了微調(diào)，美觀性更上一層樓，但老問題依然沒有解決——過分強調(diào)中國特色，忽略政權特征。

中央美院小組對原有方案的改動就比較大了。由于之前被指與蘇聯(lián)國徽過分雷同，所以中央美院將原有的世界地圖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中國的標志性建筑——天安門。

張仃認為，毛主席正是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新中國成立，所以天安門可以被視為是政權的象征。

但中央美院的設計方案遭到了清華大學團隊的反對，比如梁思成認為，天安門以前是故宮的一部分，是封建皇權的象征，因此不能出現(xiàn)在國徽之中。并且天安門這一元素在國徽中所占的比重過大，影響了美觀性。

造成兩大團隊分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個團隊的骨干都有不同的人生閱歷。

清華大學團隊基本都有過留洋經(jīng)歷，這些人都感受過身居異國他鄉(xiāng)的酸楚，也感受過祖國羸弱，中華文化遭到輕視的無奈。

所以清華大學團隊的設計方案更加側(cè)重于表現(xiàn)中華文化，對于政權特征的表現(xiàn)則略有欠缺。

中央美院團隊的成員基本都是延安的老革命，比如帶頭的張仃當年就曾任教于魯迅藝術學院，并擔任陜甘寧邊區(qū)美術家協(xié)會主席。

這些人大多目睹了紅色革命從星星之火發(fā)展到燎原之勢的整個過程，對于革命事業(yè)的歸屬感更加強烈，所以中央美院的設計方案著重表現(xiàn)政權特征。

兩大設計團隊經(jīng)常在中南海的待月軒展開激烈的討論，其實這也是兩種不同的藝術風格之間的碰撞。

清華大學代表的是古典藝術，而中央美院則代表的現(xiàn)代藝術。在“是否應該在國徽上加入天安門”這一問題上，兩大團隊各執(zhí)己見，始終難以達成一致。

對于這個問題，周總理是持有比較開放的態(tài)度的：“天安門不應該被視為封建主義，這里是五四運動的發(fā)源地，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標志，所以國徽上有天安門也未嘗不可。”

國徽設計工作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競賽，只要是競賽，必然要分出個輸贏，也難免會幾家歡喜幾家愁。

從周總理的態(tài)度可以看出，中央還是更傾向于中央美院的設計方案，但接下來周總理再一次展現(xiàn)出來他教科書般的為人處世之道。

“為什么‘古典’和‘現(xiàn)代’不能融合一下呢？”帶著這個問題，周總理再次找到了心中苦悶的清華大學團隊。“中央美院的設計方案在文化方面的表現(xiàn)力略有欠缺，接下來還要勞煩各位對這一方案進行修改。”

周總理的一句話讓國徽融入了兩大設計團隊不同的藝術風格，而國徽方案的修改工作，主要是落在了林徽因的身上。

為了完成這一艱巨的任務，林徽因不顧自己虛弱的身體，多次和助手前往天安門進行實地勘測，天安門這一元素在國徽中的比重也被多次修改，光是周總理親自過目的就有四版。最終在1950年6月初，國徽的雛形基本已經(jīng)確認。

但看著林徽因送來的樣稿，周總理又陷入了沉思：“總是覺得缺點什么東西。”

周總理的點睛之筆

“要不在國徽上再加上谷穗吧。”

面對周總理的這一建議，林徽因顯得有些不解，因為早在一年前向政協(xié)交付的初稿中，林徽因就曾加入了谷穗，后來經(jīng)過多次修改，谷穗被取消。當她向周總理詢問緣由時，周總理為她講述了一段往事。

當時是1942年，正處于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時期，周總理在重慶從事聯(lián)絡工作，受宋慶齡的邀請，參加了一場歡送董必武同志返回延安的茶會。

在茶桌上，宋慶齡擺上了兩根金色的谷穗，在座的賓客有人夸贊：“這谷穗金燦燦的，像黃金一樣美麗。”

宋慶齡則說道：“它比黃金還要寶貴，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都是農(nóng)民，如果年年五谷豐登，人民便可豐衣足食了。”

宋慶齡的這番話寓意深刻，當時抗日戰(zhàn)爭已經(jīng)進入了相持階段，這對于一個民族的忍耐力是巨大的考驗，受階級屬性的影響，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拒絕發(fā)動群眾力量，尤其是忽略了農(nóng)民的力量，這導致抗日初期，中國軍隊損失慘重。

而我黨“以農(nóng)村為中心”的斗爭路線完全符合中國的國情，宋慶齡認為，發(fā)動農(nóng)民的力量不僅是抗戰(zhàn)勝利的秘方，也是中國未來的發(fā)展方向。

對于“國母”的用意，周總理心領神會，他撫摸著谷穗說道：“等將來全國解放了，我們一定要把谷穗畫進國徽當中。”

在周總理的建議下，林徽因又將谷穗的圖案加在了國徽的輪廓之上，經(jīng)過多次討論，最終確定國徽以金色和紅色兩大色調(diào)為主，天安門位居國徽下半部，代表著不同階級的五顆五角星位于國徽的上半部，一眼看去，顯得既端莊又不失韻味。

1950年6月23日，全國政協(xié)一屆二次會議上，由林徽因修改過的國徽方案正式被通過，至此新中國的國徽正式誕生。三個月后的國慶慶典上，國徽終于被掛上了天安門城樓。

可惜的是，國徽問世后僅僅四年，林徽因就因為肺結(jié)核病逝。林徽因的墓碑采用的是她參與設計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底座的試刻碑之一，墓碑上鐫刻著“建筑師林徽因墓”，這大概是對她一生最好的詮釋。

結(jié)語

通過國徽設計這件事，我們不難看出，古典和現(xiàn)代并不僅僅是對立關系。作為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大國，在文化領域，中國完全有資格在世界舞臺昂首挺胸，但是悠久的文化底蘊不應該是我們擁抱現(xiàn)代文明的阻礙。

我們不應該動不動就把“老祖宗”的成就掛在嘴邊，想要做到文化自信，需要的是包容的態(tài)度和開放的眼光。

這一點其實不光體現(xiàn)在藝術領域，國家的發(fā)展亦是如此，我們既要銘記歷史，又要放眼未來，任何一種文明的發(fā)展都要與時俱進，只有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相結(jié)合，文明的發(fā)展才能綿延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