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5月26日，奧斯卡·王爾德“嚴重猥褻罪”罪名成立，被判處兩年監禁和苦役。當王爾德離開被告席時，他的眼里噙滿了淚水。 同年晚些時候，在從倫敦轉監雷丁的途中，王爾德穿著囚服、戴著鐐銬，在克拉珀姆（ Clapham） 樞紐火車站的月臺上站了一會兒。人們開始認出這位名譽掃地的作家，紛紛嘲笑他。王爾德在獄中長信里寫道：“在11月的陰雨中，我站了半小時，周圍是一群嘲笑我的烏合之眾。”這封信的一部分后來以“自深深處”為題出版。“在那件事之后的一年里，我每天都在同一時間和地點哭泣。”這是王爾德為自己設計的含淚的紀念儀式。19世紀90年代，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研究案例中，一位病人也做了相似的事。“一個人在獄中不哭的一天，”王爾德寫道，“是他內心堅硬而非快樂的一天。”身陷囹圄和痛苦的王爾德繼續從基督教中汲取有關哭泣的思想。在《雷丁監獄之歌》中，“被處以絞刑的人”（一名因殺害情人而被處以極刑的囚犯）的眼淚具有一種基督救贖的力量：

因為只有血才能將血擦去，

只有眼淚才能治愈：

該隱的深紅色印記，

成了基督雪白的封印。

其他獄友用淚水表達自己的憐憫的悲嘆：

我們流的淚就像熔化的鉛，

為了我們還沒流的血。

愛爾蘭裔、柔弱、頹廢，還有一絲羅馬天主教的氣質：奧斯卡·王爾德和他的眼淚屬于19世紀末男子氣概和情感類型的一個極端。他的宗教和文學感傷與新帝國男性的堅忍和尚武精神形成了鮮明對比。

1895年12月底，蘇格蘭殖民官員利安德·斯塔爾·詹姆森（ Leander Starr Jameson ）率軍從英國的開普殖民地進入德蘭士瓦（ Transvaal ），企圖煽動英國定居者起事反抗布爾統治者，但以失敗告終。詹姆森因領導這次突襲的方式而受到責難并被短暫監禁，但他仍然成了一名帝國英雄和英國人努力、堅忍、勇敢的模范。他為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一首詩提供了靈感。這首詩發表于1910年，它僅以《如果——》為題，但比其他任何作品更好地提煉出英國人緊抿上唇的精神。1995年，在詹姆森突襲過去整整一個世紀后，即作為一種民族特征的緊抿上唇消失幾十年后，由英國廣播公司發起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吉卜林的《如果——》是最受英國人最喜愛的詩。

吉卜林在他死后出版的自傳中寫道，這首詩“源自詹姆森的品質，包含了成就卓越所需的最顯而易見的建議”。該詩以父親給兒子提建議的形式寫成，包含一長串條件句，詩的開頭是：

如果所有人都失去理智，咒罵你，

你仍能保持頭腦清醒；

如果所有人都懷疑你，

你仍能自信不改，并寬恕他們的猜忌

父親給出了進一步考驗忍耐力和自控力的方法：

如果你是個追夢人——不要被夢主宰；

如果你是個愛思考的人——不要以思想者自居；

如果你遇到驕傲和挫折，

把兩者當作騙子看待

最后的對句在1923年被刻在了溫布爾登中心球場運動員入口的上方，至今依然在那里。 在《如果—》中，兒子被要求對外界事物保持超然獨立的態度，對他人亦應如此:

如果他人的愛憎左右不了你的正氣；

如果你與任何人為伍都能卓然獨立

多重條件句將讀者的胃口吊到了最后。這個卓越非凡、堅如磐石的人，既然冷若冰霜到如此地步，他又能獲得什么回報呢？從某種程度上說，他能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成為大英帝國的繼承者：

你就可以擁有世界，這個世界的一切全都歸你，

更重要的是，我的孩子，你是個頂天立地的人。

吉卜林不僅是詹姆森的好友和崇拜者，還是1899年至1902年布爾戰爭中其他重要人物的好友和崇拜者，其中包括塞西爾·羅茲（ Cecil Rhodes ）和阿爾弗雷德·米爾納（ Alfred Milner ）爵士。英國在這場戰爭中的勝利，為1910年大英帝國南非聯邦的成立奠定了基礎。《如果——》正是在這一年出版。吉卜林的獨子約翰那年13歲。四年后，當帝國大業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受到威脅時，約翰·吉卜林終于有機會證明自己的勇氣。即將迎來30歲生日的奧斯卡·王爾德之子西里爾是一名軍人，他也要走上戰場。生于愛爾蘭的王爾德和生于印度的吉卜林，以及他們兒子的眼淚、想法和經歷，能幫助我們理解從19世紀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帝國主義和愛國主義高漲的時期，“緊抿上唇”的心態是如何被創造、被抵制和被檢驗的。

“緊抿上唇”這句話起源于美國。1871年，即《一年四季》雜志的創刊編輯查爾斯·狄更斯去世的第二年，該刊發表了一篇介紹“美國流行短語”的文章，如此解釋“保持上唇緊抿”：“對目標保持堅定，堅持自己的勇氣。”這并非該短語唯一的含義，它還表示擁有高度的自尊心、獨立性和自力更生的能力。即使在19世紀末，英國讀者也不確定這句話的內涵。它常常出現在引號中，有時仍被視為美式語言。 但是從布爾戰爭時期開始，特別是在有關國際關系和戰爭的討論中，這句話變得越來越常見，它的內涵逐漸落到一個核心品質上，即在面臨考驗和困境時表現出勇敢并能隱藏自己真實情感的能力。 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更廣的文化范圍內，英國經歷著從感傷主義向禁欲主義和情感克制的轉向，與此同時，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正在崛起。 “緊抿上唇”的價值理念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流行起來的。

甚至在“緊抿上唇”作為一種理念出現以前，英國教育機構就一直在培養男孩和男人自控和克制情感的能力。這種普遍的做法并不局限在公立學校。對有些人而言，訓練從出生就開始了。維多利亞時代晚期和愛德華時代的育兒手冊警告稱，嬰兒是哭哭啼啼的暴君。明智的父母不會縱容孩子任性的眼淚，而是以身作則，教他們如何“默默忍受，控制自己，做自己情緒的主人或女主人”。后來被送到寄宿學校的男孩，必須學會如何處理因分離而產生的情緒。答案通常是不去談論它們，甚至不去感受它們。英國國教會為來自不算富裕家庭的孩子開辦的日校里也盛行類似的風氣。19世紀70年代，據英國米德蘭茲地區一所日校的學生回憶，孩子們會因各種微小過失而被老師用藤條毆打，然而“飲泣吞聲是一種榮譽”，“如果一個男孩忍不住流淚，他可以將臉藏在懷里，從而避免受到嘲笑”。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同樣的態度——希望用不哭的方式克服情緒和身體上的痛苦——至少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一直存在于許多學校中，它的某些方面一直延續到今天。

哈麗雅特·馬蒂諾在1840年出版的小說《克羅夫頓男孩》是早期校園題材小說的代表，這類小說后來因托馬斯·休斯（Thomas Hughes）1857年出版的《湯姆·布朗的學生時代》和魯德亞德·吉卜林1899年出版的《斯托基公司》而聞名。 哈麗雅特·馬蒂諾筆下年輕的主人公休斯被送到克羅夫頓學校前，有一次他在家艱難地學習功課，哭喊著要睡覺，他希望自己成為克羅夫頓的一員：“他認為克羅夫頓的男孩都能以某種方式完成功課，這是毋庸置疑的；然后他們就可以睡覺了，沒有任何不開心的感受，也不會流淚。”初到學校，一個男生給小休斯提了一些建議：“你會發現在英國的每所學校，男孩不應該談論感受——任何人的感受。這就是他們從不提及自己的姐妹和母親的原因——除非兩個親密的好友在一起時，要么在樹上，要么在草地上。” 如果想成為一名真正的克羅夫頓男孩，男孩建議休斯謹言慎行，“充滿行動力”，表現出“男子漢氣概”但不為此驕傲。

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兒童文學為哭泣引入了一個新詞語——blubbing（ 哭鼻子 ）。該詞在19世紀60年代被首次使用，它是緊抿上唇興起的另一個標志。使用該詞的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例子來自1868年《比頓男孩年刊：事實、小說、歷史和冒險卷》刊登的一則故事。故事中的男孩為另一個男孩的眼淚感到尷尬，他試圖讓后者振作起來：“好啦，不要哭鼻子了，你有一個好伙伴。”當對方繼續哭泣時，他幾乎無法忍受，于是“哽咽地”安慰對方，雖然“離開家人第一個夜晚的感受非常奇怪”，但假期不遠了，而且他們倆可以成為朋友。 隨著公立學校教育日益普及和嚴格，在這一時期的現實和虛構故事中，“不要哭鼻子”無疑是許許多多男孩給出的勸告。 1915年5月，薩里郡查特豪斯寄宿學校的一名10歲學生杰弗里·戈爾的朋友和老師可能就說過這番話：戈爾在早餐時得知，他的父親因乘坐的“盧西塔尼亞號”被一艘德國潛艇擊沉而命喪大海。像往常一樣，坐在桌頭的老師宣讀了晨報上的戰爭新聞，但他顯然沒有意識到這則新聞與小戈爾的關系。戈爾回憶道，當他聽到這則消息時，“身體幾乎顫抖”，然后突然“情不自已地抽泣”。他記得自己獲得了安慰，但如同病人一般。人們在他面前停止了交談，此后再無人直接提及死亡。

《銀翼殺手》劇照

英國的精英教育機構旨在通過將古典教育和團隊體育運動相結合，培養學生的克己能力、良好的舉止和愛國主義精神。一份報紙在對1925年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年度橄欖球賽的報道中贊美了觀眾良好的舉止：“在任何地方，比賽雙方制造的激情都受到了壓制。”報道總結道，這是一場盛大的“緊抿上唇的游行”。 1936年，《泰晤士報》一篇關于中國“流淚黨”的文章將東方人的情感與抑制淚水這一“英國傳統”進行了比較：“當小孩哭泣時，他們被要求停下來。在公立學校，甚至更早的時候，哭鼻子是自取其辱。”文章寫道，一個年輕人在大學結束時可能會在公告欄上看到自己糟糕的考試成績，他等待淚水盈滿眼眶，卻發現自己完全喪失了流淚的能力。這時他才明白，自己已經完成了英國紳士的教育。《泰晤士報》的這篇文章表達了一點遺憾。E. M. 福斯特曾哀嘆英國公立學校培養的年輕人“有強健的身體、聰慧的頭腦、不成熟的心智”。 然而直到“二戰”結束以后，許多有影響力的人開始呼吁男孩少受壓抑情感的教育。我們看到，其中一人正是杰弗里·戈爾。他長大后成了一名人類學家，對英國民族性格和情感壓抑尤其感興趣。

“二戰”期間和結束之后，英國人因“緊抿上唇”而聞名于世。但在20世紀初的幾十年里，英格蘭人—通常是參加過戰爭的男性—尤其被認為是冷酷無情的緊抿上唇者。1937年，這一觀念得到了強化。由弗雷德·阿斯泰爾、瓊·方丹、喬治·伯恩斯和格雷西·艾倫主演的好萊塢音樂喜劇《困境中的少女》中，有一首由喬治·格什溫和艾拉·格什溫創作的歌曲《緊抿上唇》，這首歌用飽滿的熱情嘲諷了英國人的精神。格雷西·艾倫唱道：

是什么讓伊麗莎白女王

成就如此偉業？

是什么讓威靈頓

在滑鐵盧建立功勛？

是什么讓每個英國人

成為徹頭徹尾的斗士？

不是烤牛肉、不是麥芽酒、不是家，也不是母親，

而是他們傳唱的一件小事：

緊抿上唇，勇敢的小伙子，

堅持不懈，老豆子。

振作起來，繼續蒙混過關！

毫無疑問，這不是嚴肅的文化分析，但這支口水歌配上精心編排的奧斯卡獲獎舞蹈，濃縮成了一種令人難忘的形式。對廣大國際觀眾而言，這是一種以各種形式流傳了數十年的印象。 一句令英國觀眾陌生的美式短語，變成了向美國觀眾解釋英國人的習語，緊抿上唇完成了一次循環。

對不列顛群島上的居民來說，他們敏銳地意識到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地區之間情感風格存在差異。18世紀的復興派教會及其信徒精神覺醒時的身體表現，在工業與農村地區都引人注目，這些地區包括英格蘭西南部和東北部以及威爾士的工人社區。在那里，包括喬治·懷特腓德和丹尼爾·羅蘭在內的循道宗牧師“用熱情點燃了狂熱的威爾士人”。 20世紀初，威爾士人依然以易激動而聞名，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于自由黨政治家大衛·勞合·喬治。1909年，勞合·喬治擔任財政大臣。為了實現他的“人民預算”、提高稅收、新增社會福利等主張，他在議會兩院與反對黨進行斗爭。1909年12月，勞合·喬治在自己所在的卡納文自治市選區的一間教室里舉行集會，正式宣布自己愿再次代表選區參加次年大選。勞合·喬治獲得了人們的滿堂喝彩。他飽含深情地講述了自己在上議院與反對者的斗爭、將更多“克倫威爾精神”灌輸給英國民眾的愿望，以及他作為威爾士人和“大山之子”的身份。當觀眾起立歡呼時，勞合·喬治淚流滿面，幾乎無法完成演講。當他向會眾致謝時，他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不論勞合·喬治意識到與否，他在公共場合流淚的行為正是奧利弗·克倫威爾某種政治風格的延續。

這件事被廣泛報道，不同地區的報紙，側重各不相同。蘇格蘭的《鄧迪晚間電訊》相對克制，但確信此事反映了財政大臣的民族特征：“集會一開始就爆發出威爾士人的熱情。集會結束時，觀眾被威爾士人熾熱的情感所征服。”《赫爾每日郵報》公開反對在一群“瘋狂的威爾士人”面前“展示過度的情感”。它指出，“在民眾頭腦清醒、沉著冷靜的約克郡，這種展示足以讓大廳里的人走空！”該報社論強烈抨擊勞合·喬治的預算方案，并將人們對他威爾士式的眼淚及其“信仰復興主義”和“浮夸和狂熱的民族性格”的厭惡作為反對他的另一個理由。 五年后，基齊納（ Kitchener ）勛爵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他對勞合·喬治提出在戰爭爆發后招募一支威爾士軍團與其他地方部隊并肩戰斗的設想持保留意見。他對自由黨首相阿斯奎思（ H. H. Asquith ）說，威爾士人“粗野放蕩、不服管教，需要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嚴厲對待之”。基齊納的質疑并未奏效，一個威爾士團真的組建了起來。但有趣的是，這個上唇蓄滿胡須的男人，正是那幅以“你的國家需要你”為口號的著名征兵海報的主角，他認為本國某些地區男性的堅忍品質，使他們比其他地區的男性更加不可或缺。

隨著沖突的持續，國內外的作家宣揚了這樣一種觀點：英國士兵（或稱“湯米”）具有一種特殊的堅忍冷漠的品質。瑪麗·范·登·斯蒂恩（ Marie van den Steen ）伯爵夫人是一位貴族、護士和教育家，她是1907年在布魯塞爾開辦的一所天主教護理學校的創始人之一。同年在布魯塞爾開辦的另一所與之競爭的自由主義護理學校的校長是堅忍不屈的英國女性伊迪絲·卡維爾（Edith Cavell）。戰爭爆發后，比利時的范·登·斯蒂恩伯爵夫人在法國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談論了英國士兵的性格特征。《利物浦回聲報》刊登了譯文，并起了一個引以為傲的標題：《 不動感情：我們湯米的性格素描》。該文的中心思想是英國人“冷漠無情”，范·登·斯蒂恩用傳統和相對缺乏想象力的方式對此進行了解釋。她認為英國人“對情感只有最細微的反應”，但這種細微的情感是真誠的。這種“盎格魯—撒克遜式的”沉默矜持的品質，連同自我犧牲和體育競技精神，在英國士兵身上結合在了一起，最好的象征是當炸彈落在他周圍時，他依然漫不經心地抽著煙斗：“煙斗是自我控制的象征！他煙斗里冒出的白煙，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徽章。它表明脈搏穩定，呼吸正常，頭腦清醒。”

當然，這些都是宣傳，目的是在戰爭時期提振士氣和促進國家恢復；正是由于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反復不斷的宣傳，人們開始相信英國人緊抿上唇的特性。但是，現役軍人真實的情感生活，相比處變不驚、乏味無趣、漫不經心地抽著煙的湯米們更加動蕩不安。詩人兼小說家弗雷德里克·曼寧參加了1916年的索姆河戰役，他后來寫了一本關于戰爭的自傳小說《命運的中間部分》。在書中，當目睹自己戰友的殘肢斷臂和尸骸時，男人們流下了眼淚，他們震驚、難以置信、痛苦不堪。一位名叫普理查德的士兵向他人講述了身負重傷的戰友的生命最后時刻，這段描述捕捉到了一種同時表達、抑制真實和痛苦的感受的嘗試：“淚水從普理查德僵硬的臉上流下來，就像雨滴從窗玻璃上滑落一樣；但他的聲音沒有顫抖，只有玻璃破碎時男孩發出的那種不自然的高音。”士兵的眼淚有時甚至會出現在報紙新聞中，盡管它們更像是寬慰而非痛苦的眼淚。《每日鏡報》1916年6月報道，一列滿載英國受傷戰俘的火車在伯爾尼移交時，受到了成千上萬的瑞士祝福者的歡迎，他們向士兵報以歡呼和鮮花，當地樂隊演奏了《天佑國王》。報道這一幕的英國外交官在談到受傷士兵時說“：他們中有許多人哭得像孩子一樣；一些人激動得暈了過去。一位士兵告訴我‘：先生，上帝保佑你！這仿佛是從地獄掉進天堂。’”

帝國軍人并不總是克制情感。 事實上，履行職責時所需的夸張的堅忍精神，以及通過沙文主義神話和宣傳所強化的堅忍品質，為宣泄情感制造了更大的需求，但這不得不在私下進行。在劇院昏暗的半私密空間里，或者在秘密的私人會面中，軍人可能會流淚。劇作家沃爾福德·格雷厄姆·羅伯遜（ Walford Graham Robertson ）的圣誕劇《萍琪和仙女》（ Pinkie and the Fairies ）1908年在倫敦國王陛下劇院首演，該劇由明星艾倫·特里（ Ellen Terry ）領銜主演，大獲成功。羅伯遜想要抓住孩子們的心，毫無疑問他做到了，但他不經意間也贏得了軍人的追捧—“夜復一夜，國王陛下劇院的售票臺前看起來就像奧爾德肖特（ Aldershot ）的游行隊伍”。他詢問一位士兵朋友，這部劇對軍人是否有吸引力。士兵告訴他，他們來此就是為了流淚，而且給他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孩子對仙境的幻象逐漸消失的那一幕。夜復一夜，在昏暗的國王陛下劇院，士兵們為萍琪、仙女和她們消失的仙境而哭泣，“燈光照在一排排被淚水沾濕的衣襟上”。 這部戲不僅令士兵著迷，可能還吸引了水手：它后來在樸次茅斯和伍爾維奇上演（ 見圖17 ）。

這種動情行為也發生在英國最有權有勢的階層。埃莉諾·格林（ Elinor Glyn ）夫人是一位文筆生動的浪漫小說家。她的男性崇拜者包括布爾戰爭期間英國駐南非高級專員阿爾弗雷德·米爾納爵士。1903年，他們在波西米亞的溫泉小鎮卡爾斯巴德共同度過了一段時光。米爾納在晚上的一大樂趣——盡管格林夫人未必感興趣——是大聲朗讀柏拉圖的對話錄，尤其是《斐多篇》，“這本書的最后幾頁總能讓他感動落淚”。這幾頁記錄了蘇格拉底之死，他告別朋友和家人，平靜地喝下獄卒為他準備的毒藥。就像士兵們為萍琪和仙女哭泣一樣，這幅生動的場景有力地提醒我們，我們對這一時期英國男性受壓抑的認識是不完整的。這是英國男性為他人的飲泣吞聲而潸然淚下的絕佳案例，亦是緊抿上唇時代的典型產物，它后來在20世紀40年代的電影中得到了充分的演繹，時至今日依然能引起人們的共鳴。 在《斐多篇》末頁，蘇格拉底斥責他的好友像婦人一樣慟哭，自己堅持從容赴死。

1910年，沃爾福德·格雷厄姆·羅伯遜創作的圣誕劇《萍琪和仙女》將在伍爾維奇皇家炮兵劇院上演的海報。

在本章開頭，我將奧斯卡·王爾德和吉卜林作為維多利亞時代晚期不同類型的男子氣概的代表進行了對比——王爾德是感性的唯美主義者，吉卜林則是堅忍的帝國主義者。但事實常比這種對比復雜。王爾德和吉卜林生活并活躍在同一個文化世界中。奧斯卡·王爾德是吉卜林小說的崇拜者；他送給兒子的最后一件禮物——1895年的刑事審判使王爾德和他的小兒子從此永別——是一本吉卜林的《奇幻森林》。 吉卜林的文學作品和思想態度并非總是不帶感情的。他的早期小說《拋棄》成書于1888年并在印度出版，它講述了一位嬌生慣養的年輕英國男子，在印度面對軍營生活的考驗和誘惑時精神崩潰并自殺的故事。故事中有這樣一幕：一位少校在閱讀年輕士兵寫給心上人的絕筆信時哭得前俯后仰。故事的講述者是一名下級士兵，也是除軍官外唯一一位發現自殺現場的人。他對這位高級軍官沒有試圖隱藏自己的情感抱以尊重：少校“只是像個婦人一樣哭了起來，根本不想掩飾”。 在私密和非常情緒化的時刻，男人之間也會哭泣，即便少校也不例外。但不管怎樣，哭泣就意味著“像個婦人”。事實上，吉卜林創作士兵自殺故事的全部寓意是，如果這個士兵早年就變得堅強，而不是被父母的溺愛寵壞，他就能更好地應對在印度的生活—簡言之，他本可以成為一名男子漢。

“一戰”以前，主流的情感風格經歷了從多愁善感到自律克制的轉變。這一轉變有許多不同的根源。它并不是為了消除全部情感，而是為了限制情感表達的領域和方式，其中就包括公開的哭泣。1895年，也就是王爾德入獄和詹姆森突襲行動（ 它為《如果—》提供了創作靈感 ）的那一年，古怪的奧匈帝國醫生和社會評論家馬克斯·諾爾道（ Max Nordau ）的一本書被翻譯成了英文。這本名為《墮落》的書獲得了《泰晤士報》的推薦，并在報紙雜志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論。 諾爾道認為，許多有影響力的藝術家和作家都具有某種病態，他們應該像墮落的罪犯和精神錯亂者一樣，受到人們的懷疑。諾爾道認為，“情感主義”（ emotionalism ）是墮落藝術家—一個會笑到落淚或“無緣無故大哭”的人—的核心特征。平淡無奇的詩歌或繪畫會讓墮落者欣喜若狂，“尤其是音樂，即使最平淡乏味、不受稱贊的音樂，也能喚起他最強烈的情緒”。

諾爾道的描述可以概括當時文化中的各種人物，包括理查德·瓦格納、亨里克·易卜生和奧斯卡·王爾德。但至少有一次，他的描述似乎也適用于海報上那個緊抿上唇的家伙——基齊納勛爵。1900年，蜚聲全球的女高音歌唱家內莉·梅爾巴（ Nellie Melba ）和基齊納勛爵都住在墨爾本的政府大樓里。根據梅爾巴對二人相見的描述，基齊納自1902年起擔任駐印英軍總司令，直到最近才離開印度。他跪在她的面前請求道：“梅爾巴夫人，我已在外漂泊八年。您能否就為我唱一段《家，甜蜜的家》？”當她坐在鋼琴前，為這位背井離鄉的游子唱起這支她曾為成千上萬聽眾吟唱的成名曲時，基齊納一言不發，“他的臉頰上掛著兩顆大淚珠”，他走上前親吻了梅爾巴的手。 為蘇格拉底之死慟哭，或為年輕戰友自殺而落淚是一回事，但為《萍琪和仙女》或者《家，甜蜜的家》哭泣又意味著什么呢？諾爾道博士一定會將其診斷為墮落的情感主義。

我們相信，奧斯卡·王爾德的大兒子西里爾也是這么想的。1895年王爾德入獄時，西里爾10歲，他不久被帶到國外和叔叔一起生活，他也將名字從“王爾德”改成了“霍蘭德”。霍蘭德后來入讀拉德利學院，他在那里成了一名運動健將，是同年級最優秀的劃槳手和游泳運動員，還是級長（ prefect ）和社團負責人。1900年的一天，他在吃早餐時從報紙上讀到父親去世的消息，無意間還聽到其他男孩討論此事。這些男孩對自己的同學“霍蘭德”的真實身世毫不知情。與杰弗里·戈爾在得知父親去世后在早餐桌上抽泣不同，西里爾·霍蘭德只能將悲傷藏在心里。西里爾后來在伍爾維奇的皇家軍事學院受訓，1905年被任命為皇家野戰炮兵少尉。1914年，他在印度服役三年后擢升上尉。 同年6月，他在戰爭前夕寫給弟弟維維安的信中，講述了自己從小就想擺脫他們父親名聲的決心：“成為一個男人，是我的頭等大事。我不應該為一個頹廢的藝術家、柔弱的唯美主義者和屈辱的墮落之人哭泣。”“我不是狂放、多情和不負責任的英雄，”西里爾接著說，“我靠思想而不是情感生活。”事實上，這并不是用思想代替情感的問題，而是用另一種更愛國的情感代替一種頹廢的情感的問題。他寫道：“除了為國王和國家的尊嚴戰死沙場，我別無他求。”正如他父親筆下的一個戲劇角色所觀察到的，在這個世界上，悲劇只有兩種：“一種是事與愿違，另一種是得償所愿。”1915年5月9日，西里爾·霍蘭德在法國北部的紐維爾-圣瓦斯特附近被一名德軍狙擊手射殺。

與此同時，盡管魯德亞德·吉卜林的獨生子杰克視力很弱，但得益于他大名鼎鼎的父親的人脈，杰克被任命為愛爾蘭衛隊少尉。1915年8月，也就是杰克18歲生日的當月，他被派往法國執行任務。次月，他參加了洛斯戰役，這場仗是對基齊納勛爵新組建部隊的第一次重大考驗。兩萬名英軍在炮彈和機槍下喪命。吉卜林少尉被報失 蹤，推測已經陣亡。他的父母和他們的好友尋訪了杰克的戰友，試圖弄清真相，但沒有獲得任何肯定的答復。 1 作家亨利·賴德·哈格德（ Henry Rider Haggard ）是尋訪者之一，他的受訪者中有一人確信曾看到吉卜林“試圖用止血繃帶纏住被炮彈彈片擊碎的嘴巴”。這位士兵稱自己本想去幫他，但“長官疼得直哭”，他不想因為“提供幫助而使長官蒙羞”。 十幾歲的少尉打破了緊抿上唇的規則，他的眼淚使他失去了士兵的救助。你會成為一個男人，我的兒子。

《帝國的眼淚》；作者: [英] 托馬斯·迪克森；出版社: 光啟書局；2025年1月版

來源：【英】托馬斯·迪克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