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磨牛沙門》

摘錄《燕都藝譚》載《侯寶林自傳》的一段回憶:

闖關東，歷來是勞動人民傷心的事，到偽滿洲國去，生活到底有沒有著落？誰也不知道。我臨走前，為了上臺演出穿用，特做了件罩棉襖的布大褂，那罩衣比棉襖還長一塊呢！我們是到沈陽鼓樓南面萬泉茶社去演唱，我老師的老伙伴何玉清就在那兒當票頭。

所謂“票頭”，就是資方的助手（也有點像資方代理人），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他實際上代表著茶社的資本家管理一切。

當初東北的茶館兒（或叫茶社），要想請位說書先生，都是四管：管接、管送（即管出路費）、管住（即給一間民房住)、管柴（或煤）；另外還管兩頓飯，所謂“上馬餃子（臨走時請吃頓餃子），下馬面（剛來時請吃頓面）”。說書賺的錢全部歸說書藝人，茶館就為多賺水錢。雜耍（曲藝）館子不僅和書館兒一樣，另外誰演大軸，還要從茶水錢中抽出一小部分酬勞他。這些事兒都由票頭掌握。票頭要是對藝人厚道些，真按上述所說去做，藝人能夠多受益；票頭要是對藝人刻薄些，藝人就倒了霉。何玉清就凈出壞主意坑害我們。比如我們在萬泉茶社，我和李寶麒住廚房，睡土炕，被褥總是濕的。路費都要還清。不論赴什么堂會，每人只給拾元錢，他從中賺不少。他們就是這樣依靠資方和當地惡勢力坑害我們。票頭還都是從藝人中雇用來的，他們中間有些人盡干對不起藝人的事。

回過頭還說闖關東。

闖關東要領“入國證”，一過山海關，就是偽滿洲國了。我們到了山海關，先住在小店里，準備夜里出關。夜里，火車快來的時候，有人把我們從小店里叫起：“起來！起來！是出關的都走！”那些人可厲害啦，甭說別的，單說照像吧！有一個做得了的木框，讓你在那站著照像，這種照像新鮮，別處沒見過。你站歪了，也不跟你說頭該往哪邊歪點兒，而是過來用手一捏你的鼻子，往那邊一揪，咔嚓，照完了。我沒見過那么厲害的照像的，就是這樣的照像，還得給錢。照完了像，再從小店出來往北一點，有個地方叫羅城，到那兒去領“入國證”。領“入國證”時就像犯人一樣，押著去，押著回來。領“入國證”時有人要問話，領我們去東北的人事先教好我們說假話。他讓我們說是厚德福的跑堂的。問話的人聽說是厚德福的跑堂的，為了驗明身份，就讓我們喊兩句跑堂的話聽聽。這容易，我們是說相聲的，什么話都會說，張嘴就來：“唉，肉絲粉皮兩張，滑溜里肌加荸薺，唉，白干來兩壺，哇！”喊話答上來了，再檢查東西。我那師弟隨身帶著一張在“童子禮”時打坐照的像，這下子可麻煩了，那家伙不懂這個，問這問那，半天才說清楚。上火車了，還會有麻煩事，要是車童瞧著你不順眼，還會把你帶下來，站一排，審問你。我們就是這樣提心吊膽地到了沈陽。

一九三九年舊歷十月底，我們到了沈陽鼓樓南萬泉茶社演出。同臺演出的人員中說相聲的有郭瑞林（郭榮啟的父親，我的前輩）、白銀耳（我的平輩），唱單弦的有曾正庭，唱東北大鼓的有朱璽珍，那是東北挺有名的藝人。還有位趙藹如，也是說相聲，也是我的前輩。我們都是北京來的。趙藹如生活有困難，我和師弟李寶麒，就和他合著干，甭管誰說的相聲，掙了錢，我們三人分，吃飯也三人一塊兒吃。我們吃得不好，吃煎餅、素燴兒。什么叫素燴兒？就是素丸子擱點粉條一燴。煎餅是雜豆面做的，便宜，吃烙餅就貴了，或者來碗雜面湯也省錢。我們省吃儉用，是為了好還清來東北時借人家的路費。后來郭瑞林病了，白銀耳沒人跟他搭伙，我們三個人就派出一人去跟他說相聲。分賬的這部分錢我們拿著不花，三天以后送到南門外郭瑞林家去（那時郭瑞林在南門外租了房子。我就住在舞臺的廚房里）。上面講過，我們藝人講究義氣，喜歡幫助那些有困難的朋友。到春節時候，白天沒事，只能晚上演一場。北市場有個相聲場，據說那場子也是北京天橋藝人、一位著名的老前輩“人人樂”若干年前闖關東時開辟的。我們在那說相聲，一天能分到一兩元錢奉票（當地紙幣），這就可以吃頓面、吃頓餅了。但我們不敢吃，我們還吃煎餅，為了省下錢來攢路費，什么時候瞧著不行好跑啊！在東北賣藝也不易，我在北市場上地的時候，有一次我唱了段太平歌詞，唱的是《五豬救母》。這段詞大意是說屠夫要殺母豬，綁好了，還沒舉刀，五個小豬跑來了，老大叼起血盆往外跑，老二叼起屠刀往外跑，幾個小豬把工具全叼走了。最小的小豬還給母豬解開了繩子。這樣，就感動了屠夫。他想，豬尚有孝心，我枉為人，就決心不干殺豬這一行，并且到深山修道，成了佛。這個故事當然有宗教色彩，從前的民間藝術常常帶有宗教色彩。唱完了，我向人要錢。那時給錢的都給幾分錢，有位少爺模樣的人過來給了我一元錢，是奉票。哎喲，這可不得了啦！怎么給那么多？那人掏了一元錢，然后從容地說：

“喂！記住！下回在這場子不許再唱這樣的東西！”

旁邊有人認得他，趕緊過來說：

“您干嗎給錢呀？您甭給了。噢，謝謝您，謝謝您。他剛從關里來，新來的，不懂這個，不懂這個。”

后來一打聽，才知道北市場里回民多，這人不知道是哪家回民飯館的少掌柜，他不打你，也不罵你，而是給你一元錢，以后不許你再唱。這是我們藝人賣藝碰釘子碰到的好釘子。這樣的釘子多碰幾個不就好了嗎？可是不多。一般的都是上去張嘴就罵：

“他媽的，你他媽在這地方唱他媽這玩意兒，存心跟我們搗亂，他媽的……

這么一罵，人散了，也就甭跟人要錢了。那陣兒唱戲的、說相聲的都沒有自由，不是你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在萬泉茶社，碰到過這么一件事。那時有點勢力的人都喜歡到后臺串門兒。有一次，有個家伙來到后臺，人家正在寫戲報，寫到“小牡丹”三個字（“小牡丹”是個女演員的藝名）時，人家剛寫了“小牡”，還沒有寫“丹”字，他就說：“喂，把筆放下，我來寫。”他提筆寫了個“狗”字，變成“小牡（母）狗”了。這個家伙這么欺侮人，這是我在關內從未見過的。

春節過后，東北的天氣還很冷。我們掙錢愈來愈難，就靠在萬泉茶社和中街胡同的公余茶社里賣藝度日。這時候就發生了喬立元之死的事情。

在公余茶社里賣藝的藝人，唱大鼓的有劉文霞，說相聲的有李永春和張慶生，唱大鼓兼唱墜子的就是喬立元和他的妻子喬清秀。喬立元夫妻倆也是從關內來的。喬立元來后一個人唱大鼓書，喬清秀有病沒唱。這時就有人說：“唉，你這個關內有名的角兒，怎么到這兒來不唱啦？”喬立元說：“不成啦！她正病著哪！多會兒走時一定唱。”果然東北這地方不好呆，漢奸特務橫行霸道。喬立元夫妻倆呆不下去，呆了幾個月決心要走。臨別紀念唱三天，喬清秀雖然身體不好，也勉強登臺演出。不知道是演出的第一天還是第二天，剛散場，憲兵隊就來到公余茶社，進門就罵:

“你他媽的在這兒唱，跟誰說啦！”

其實票早送去了，不知是嫌少呢還是存心搗亂，反正來者不善。

“他媽喬清秀這娘兒們，來這幾個月也不唱，今兒個唱了。誰他媽讓你唱的？誰他媽想聽你的？”

喬立元是個常跑碼頭的人，會辦事，趕緊上前說好話:

“您別生氣，有事跟我說吧！”

“你是干嗎的？”

“我是她男人。”

“好，跟我走一趟吧！”

喬立元到憲兵隊后，立刻被灌涼水，他是個胖人，灌了涼水更“胖”了。有人還站在他肚子上踩，一踩就給踩崩了。這伙人一看，也沒主意了。把人抓來本來是為了打一頓，好敲詐勒索，沒打算打死，上級也沒那命令。現在人死了，怎么辦？他們就在廁所旁邊刨個坑埋了。埋了之后，再派人到喬清秀家去要人，說什么，“喬立元越獄逃跑，你們把他藏哪兒了？交出人來！”這是訛詐。喬清秀沒辦法，只好花錢。一天、兩天、三天、五天……過去了，有人傳出話來，說喬立元早死了。喬清秀嚇得沒了魂，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她帶著孩子上火車逃回關內了。我們一聽說這事，也嚇得夠嗆，都覺著這地方不能久呆，得想辦法回去。我們要是說走，領班的準不干。我們就和他說，我們回去接家眷，接來就永遠不走了。這么著，才逃回來的。我們在東北，前前后后總共呆了不過三個月時間，就遇到那么多事，真是非常恐怖。現在有的同志看到電影里描寫特務把人害死，還到你家去要人，進行訛詐等情節，好像人怎能做出這樣的事來？總以為這不過是電影采取夸張的手法。其實這是真事，我在一九四〇年就遇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