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漢末年的世風背景下，很多事情其實是司空見慣的惡。比如藐視皇權，專權十八年的梁冀，因為一句“跋扈將軍”，就把九歲的漢質帝毒死換個新的，滿朝文武也沒有誰站出來殺他的頭。再比如濫殺無辜，《后漢書·襄楷傳》里有一處很驚悚的記錄，襄楷曾在給漢桓帝上書時提到：漢明帝時曾定下制度，天下的死刑都要上報朝廷，得到批復后再執行，這是重人命的態度。

可最近幾十年，州郡長官嫌這個程序煩瑣，就在監獄里直接害死犯人，上報為疾病死亡。久而久之，地方官無論有罪沒罪，都敢于隨意殺人。

可見，梁冀也好，桓靈二帝也罷，哪怕隨便一個太守，在虐刑濫罰上，也不比董卓更仁慈。漢末的政治風氣徹底崩壞，董卓不過是有樣學樣罷了，所謂習慣成自然，公卿大臣對董卓的特殊性，自然認識不足。

他們絕對想不到，董卓剛剛進入洛陽掌握了最高權柄，想要大展拳腳的入手點，竟然是“改制”。

（影視劇中的董卓）

歷史上的董卓并沒有像《三國演義》里描寫的，想篡奪帝位。他營建郿塢（郿縣是他的列侯封地）之后，自己曾說：“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可見，退居封國過日子，一直是他的選項之一。

至于“事成”，也不是改朝換代，恰恰相反，從董卓對《石包讖》 和“百六陽九” 之說的迷信來看，他對掌握漢室權柄的興趣，主要在“遷都改制”和“將興至治”上。《石包讖》是一本預言書，里面提到漢高祖定都長安十一世，漢光武帝定都洛陽十一世，應該遷都“以應天人之意”。可為什么遷都和改制聯系起來了？為什么遷都就是天意？

這個得從“百六陽九”說起。這個說法見于司馬懿長兄司馬朗少年時見董卓的對答。司馬朗說，董卓是有大德之人，“遭陽九之會”，清理朝堂污穢，舉納賢才，天下即將大治。在《后漢書·董卓列傳》的贊中，南朝人范曄也提到：“百六有會，《過》《剝》成災。”

“過”和“剝”，都是《易》六十四卦中的卦名，連在一起是指本末倒置，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百六”“陽九”則是漢代歷法的專有名詞，簡單解釋就是周期性的災年。從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頒布《太初歷》算起，叫作“初入元”，之后每過一百零六年，會有九年旱災，這個一百零六年就是“百六”，九個災年就是“陽九”。

當然，還有“陰九”，也是災年。王莽篡漢時，就曾利用過這個理論，所以，“百六陽九”就不再是單純的天災概念，而具有了改朝換代的政治寓意。

通俗地說，“百六陽九”是改朝換代的好時機。但是，除了改朝換代之外，在這種命定的災禍年代，還可以用另一種方法來解救王朝，那就是“再受命”。比如，漢哀帝時，就曾經改元為太初，易號為陳圣劉太平皇帝，背景就是“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 。

再次一等，就是遷都了。早在西漢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漢武帝茂陵的白鶴館著火，大儒翼奉就上書請求漢元帝因天變而遷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和“再受命”的邏輯一樣，意味著漢王朝自此進入新時代。翼奉的邏輯是，天道周而復始，到頭了再繞回去，就可以延長至無窮無盡，現在漢家的天命未絕，陛下能主動繞回起點，就可以讓漢王朝永世不絕，不是大好事嗎？

這套理論，對于現代人來說是無稽之談，在漢代卻是高精尖科技，時人認為天道與王朝之間有著確定的對應關系。董卓當然不可能超出他的時代，成為一個唯物主義者，甚至可以說，他比漢末時的主流知識分子更加迷信。

對于董卓來說，要解決漢王朝的天命危機，就必須更張改制。這既是現實政治的需要，也是信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有可行性，所以，他思量已久。

漢元帝議遷都時的年號是“初元”，漢獻帝在董卓把持之下，議遷都時的年號則是“初平”，都有“初”，也就是初始的意味。這個年號并不簡單，在漢靈帝駕崩后，三易年號，漢少帝有光熹、昭寧，漢獻帝初登基則為永漢，到中平六年（189年）閏十二月，才“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初十，大赦天下，應該就是改元之赦。

這恰恰說明了，董卓提議遷都不是臨時起意，而是早有計劃，事先考慮過漢元帝的先例。而漢元帝又是東漢光武帝所認的宗法之父，恰好對應西漢之“終”，東漢之“始”，遷都繞回長安，則為東漢之“終”，新的漢朝之“始”。

更重要的是，翼奉在上書中提到，漢元帝“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希望皇帝能夠以周成王為榜樣，遷都洛邑，建立萬世的基業。而董卓在遷都之后，就晉位太師，希望能夠稱“尚父”，問蔡邕意見，蔡邕回復，“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 。想要比擬姜太公還是需要平定關東，還都之后才合適，董卓于是不再提。

太師之職，西漢平帝時曾由孔光擔任，光武中興后已廢除，而董卓的改制，則明顯是依照翼奉給漢元帝的規劃一步步執行，希望在他的輔佐下，重現周武王之至治，并延續漢室的國祚，比肩周朝。從根上說，他真的篤信可以逆天改命。

以上內容節選自劉三解：《漢末之變：曹操發跡與董卓之死》，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