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駒的生平與史學

虞云國

張家駒（ 1914―1974），廣東廣州人， 1914年1月31日出生于廣州高第街張府，時為正月初六。其父張祥熙出身前清秀才，民國初年在馬來西亞創辦中學，自任校長；后在廣東地方政府擔任過秘書類的文職官員，與廣州政界、學界與商界交往廣泛。

因父親辦學南洋，幼年時代的張家駒隨祖母長年留居廣州。 1935年4月，他在本科畢業論文上題寫獻辭：“敬以此文紀念先祖母張陳葵姑”；自序則說：“文甫成之日，方持此詣文如師歸，即聆祖母之喪，時月之十日，距祖母之死，旬又四日矣。祖母之與我，固又有與諸弟妹不同者，今未能見余成立而竟去矣！因以此文為紀念，并志此以示不忘。”1此序足見其祖孫情深（序中說的“文如”即其導師鄧之誠）。

張家駒是張府第三子，少時家境富足，生活優越，常隨其父出入名士之間，學會了吹簫彈琴，演劇繪畫，他日后自填履歷在“愛好”欄里多次填寫：“愛好戲劇、音樂、美術”，“略懂中國樂器演奏及話劇導演和演出。”據其好友說，他還灌制過粵劇唱片，故有詩說他“粵樂灌片傳，粵港享盛名”。張家駒的學歷教育嚴格而規范， 1931年高中畢業于廣州培正中學。也許受其入讀燕京大學英文系二哥的影響，這年他也考入了這所名校。

燕京大學歷史系 1935屆僅招三名學生，即周一良、劉選民與張家駒。張家駒聽過系主任洪業的“初級歷史方法”與“高級歷史方法”，鄧之誠的“中國通史”，張星烺的“宋遼金元史”，譚其驤的“中國地理沿革”等課程。這些名師大家的講授與訓練，對他后來的史學研究大有影響。

張家駒的史學研究起步于燕園。他列舉自己的研究成果，首標“《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引得》（合編）”，這部引得是他們這屆在大二時集體完成的，由周一良負總責并撰寫序言， 1933年由洪業創辦的引得編纂處出版。引得屬工具書，張家駒接受了史料搜集編次的基本功訓練。

1933年，張家駒升入三年級，因譚其驤的《中國地理沿革》引發了濃厚的興趣，寫出了《宋代分路考》。這篇讀書報告在宋代政區研究上頗具開創性，大獲譚其驤青睞，推薦刊發于 1935年第4卷第1期《禹貢》上，還附錄了師生往返論學的書札，成為他的史學處女作。

1935年，張家駒以畢業論文《宋代東南之繁盛》獲得文學士。本科畢業當年，他就進入大學研究院歷史部攻讀研究生。然而，次年便肄業南歸，原因或是時局變動而其父失業，無力供他讀完研究生。返穗以后，他失業半年，隨后在廣東省長途電話管理委員會任科員文書，與所學專業了無關系。 1937年4月，他與楊淑英在廣州結婚，其妻晚他一屆畢業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

1938年夏，廣州淪陷在即，他辭去文書之職； 9月起受聘為香港培英中學高中史地教員。

居港三年，教學之余，張家駒依據在燕園與粵港積累的史料，著手起草《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1940年春完成上篇。下篇主體部分寫于日占香港的最初兩月之內，余下兩宋以后部分在1942年3月逃難故鄉時才續完最后兩章。

回到廣州，張家駒在淪陷區的中山縣警察局任職半年，管理戶籍及水上警務。這年歲末，聽聞培英中學在澳門復學，他即赴澳履職；次年 8月，該校內遷國統區，他又輾轉前往繼續執教，兼教務主任。抗戰勝利，他隨校遷回廣州，指導學生演過話劇《萬世師表》。

1947年7月，張家駒應原燕大師長顧頡剛的電召，離穗赴滬，協助其地圖編纂與出版事宜，先后聘為上海大中國圖書局、華夏史地學社與亞光輿地學社的編輯；同時兼任粵東中學教員，教授高中史地與語文。《新世界地圖》（上海輿地學社 1951年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省新圖》（亞光輿地學社 1952年版）的圖說都由他撰稿而經顧頡剛最后改定。據顧頡剛日記，兩種圖說“綜計約四十萬言，誠一大工程” 。

1950年，張家駒參加中學教育系統的上海市文史生物暑期教學研究會，任研究干事與第三大組副組長，研究高三歷史教材。 1951年下半年，他在新成立的華東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兼課；次年秋，改任粵東中學專職教員。 1954年2月起，他被上海中等學校教師業余進修學院聘為兼任教師，主教《外國經濟地理》。他在滬二十七年，但最初七年并未回歸宋史研究。 1954年夏，張家駒奉調新成立的上海師范專科學校（后為上海第一師范學院與上海師范學院），先任中國古代與中世紀史教研室主任，后為歷史系副主任主管教學。在中國古代史教學中，他認真準備講義，講課樸實無華；就自己的教學重點寫過《我對“宋遼夏金元”一段教學的幾點體會》，對這一時段的民族斗爭與民族融合，錯綜復雜的階級關系，生產經濟領域的成就等問題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教學建議。他還為高年級開設了“中國歷史地理”的選修課，這是他研究有得的領域。次年暑假起，他重新投入耽誤十余年的史學研究，短短數年間發表了多篇論文，出版了四種專著。 1959年起，他參與了新版《辭海》的修訂工作。 1961年，他當選上海歷史學會理事。譚其驤與他原為師友知交，其時正主持編纂《中國歷史地圖集》，便邀其加盟。他受邀后每周赴復旦大學協助工作一整天。1963年，他評為副教授。張家駒在上海師院時期的史學研究集中在四個方面。其一，繼續燕園時期與粵港時期的中國社會經濟中心遷移說。其二，宋代抗金斗爭與農民起義的研究。這一方面刊布的成果有《宋代的兩淮山水寨》，未刊稿有后來收入《張家駒史學文存》的《論南宋的忠義巡社》與《“乾淳之治”與農民起義》等。其三，兩宋人物的研究。 1958年，張家駒在《歷史研究》上發表《論趙匡胤》；次年，出版了專著《趙匡胤傳》。《論趙匡胤》是其整個趙匡胤研究的精華版，《趙匡胤傳》則是這一研究的終結版。這冊傳記在剖析宋太祖立國規制優劣成敗的兩重性上，辨證透徹而見解。其后，他轉入對沈括的研究。 1961年，刊發《沈括治學的艱苦踏實作風》以紀念沈括誕生九百三十周年；次年，推出了專著《沈括》。這部傳記與胡道靜的《夢溪筆談》研究珠聯璧合，共同奠定了沈括與《夢溪筆談》研究的堅實根基。張家駒選擇開國定制的趙匡胤與科技巨人沈括作為研究對象，其眼光識見毋庸贅言。盡管其后有多種趙匡胤與沈括的傳記著作問世，但他的《趙匡胤傳》與《沈括》卻是全面論述這兩位宋史人物的首部學術性傳記。他還結合上海地方史，先后為宋元之際上海勞動婦女黃道婆撰寫了《黃道婆和上海棉紡織業》的同題論文與著作。其四，與時世相關的戲劇史論。包括《也談武則天》（1959年）、《從〈臥薪嘗膽〉談到歷史劇創作的幾個問題》（1961年）、《〈澶淵之盟〉是一出好歷史劇》（1962年）與《論海瑞的評價不宜過高》（1965年）。最后那篇是在討論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時被要求寫的論文，他并不知道這是一個陰謀，仍將其作為學術問題在討論。

1965年11月25日，上海市社聯與所屬歷史學會召開座談，討論姚文元的文章《許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張家駒也在參會發言之列。這年最后一天，《文匯報》再次舉行座談會，討論吳晗的“自我批判”，邀請參會的有滬上文史兩界知名人士，張家駒也在其中。他的兩次發言分別由《文匯報》專文或摘要刊出。

“文革”初期，張家駒先是遭到批斗、抄家與毆打，繼而發落到學校附近的農村勞動改造。他每天六時就從虹口家里出門，以便趕上七點半“早請罪”的點名，直到晚上八點半才放行，回家已經十點，睡眠嚴重充足；兼之患有老胃病，自帶一小熱水瓶的面條權充午餐，健康大受摧殘。 1969年，傳來了唯一的愛子在廣東非正常死亡的噩耗，他獨自默默承受喪子的劇痛，工作一如既往地，從沒對人訴說過這擊垮其肉體生命和精神支柱的悲哀。

1971年，“二十四史”標點工作重啟。張家駒因宋史專長最早調入《宋史》標點組，擔起通讀全書的重任。他開列了標校必備的一千三百余種調書目錄，拒絕照顧，與大家一起搬書；為便于標點校勘，他為《宋會要輯稿》編出簡目，注明頁碼。盛夏酷熱，他一邊揮動蒲扇，一邊通讀書稿，從不晚上班早下班。由于健康每況愈下，他不得不做了部分胃切除，但病情急遽惡化。據程應镠回憶：

1973年他動了一次大手術，出院之后，在家休息，仍手不釋卷地做通讀工作。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時，因手術后的綜合征，他已臥床不起了。在標志著大不幸即將到來的一片凌亂中，首先進入我眼簾的，還是他和他手中的那本書——百衲本的《宋史》。

1974年3月17日，張家駒辭世，年僅60歲。

他的助手認為，張家駒的學術生涯有兩個高峰期：“第一個高峰在燕京大學學習時期，延續到 1942年；第二個高峰在上海師范學院的1956年到1962年。1962年后政治形勢日益嚴峻，已很難進行研究工作了。”第一高峰期跨度約十年，約有過半歲月處于全民族抗日戰爭的連天烽火中，最后因外敵壓境而被迫中斷。第二高峰期僅有短短六七年，但徹底夭折。

1954年7月，在“高等學校教師調查表”的“業務情況”欄“今后擬研究什么？對今后工作的志愿”等問題下，張家駒鄭重填寫道：“繼續研究宋史，希望編寫一本斷代的宋史。 ”毫無疑問，這是他畢生最大的愿望；然而，這一宿志卻因時世播遷而終成虛愿！

本文摘自虞云國為《南移》一書所寫導言“張家駒與他的'中國社會中心轉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