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而西出嘉峪，禮佛敦煌、縱觀壁畫，始知人物畫法，絕響于世。乃屏去一切。臨摹傳寫，居石室者二年，得畫百數十幅，大者尋丈，小亦四五尺。又撰成《石室記》，詳記洞窟小大，畫派源流，考訂時代。

——張大千《四十年回顧展自序》

上世紀40年代，張大千率眾弟子遠赴敦煌，臨摹敦煌壁畫。正在張大千聲譽日隆、人氣極高之際，傳出了他在敦煌破壞壁畫的消息。張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沒有毀畫？如果有毀畫之舉，又是為何？今天帶您走進歷史背后的那段故事。

1941年3月，張大千率領弟子與家人離開成都，遠赴敦煌，埋首藝術。在此之前，他對老友熊佛西說：“去敦煌，要安營扎寨住下來。搞不出名堂，不看回頭路。”這一去，到1943年11月才重返成都。在敦煌期間，張大千整理文物，為洞窟編號，臨摹壁畫276幅，這一切，均是在物質條件極端艱苦的情況下完成的。敦煌之行，開拓了張大千的眼界，對他的畫藝長進幫助甚大，其繪畫風格的變化，就是從敦煌之行后開始的。

張大千離開敦煌后，曾在蘭州舉辦過一次畫展，反響極大。年底回到成都，又于正月初一，借提督街一家銀行大樓舉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被譽為藝術盛事。此間，他還出版了《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第一集》，擴大了敦煌藝術的影響。

圖：1943年的榆林窟（羅寄梅攝），圖中人物為張大千

許多人是通過張大千的畫作才認識敦煌壁畫的，并為這沙漠中寧靜卻躍動的美而感嘆。陳寅恪高度評價張大千的敦煌之行：

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于世人，使得以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圍。何況其天才特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在吾民族藝術上，另辟一新境界。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更無論矣。

張大千聲譽日隆、人氣極高之際，傳出了他在敦煌破壞壁畫的消息，致使他的敦煌之行毀譽參半。張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沒有毀畫呢？如果有毀畫之舉，那他為何要干如此這般的蠢事呢？對此，有以下幾種解說：

張大千為覓畫而毀畫

張大千率弟子們在第20號窟臨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畫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見早已剝落的一小塊壁畫下面，內層隱隱約約有顏色和線條，他認為畫的下面還有畫。當天晚上，張大千到上寺請教老喇嘛，老喇嘛說：“我幼年進廟時，老法師帶我去看壁畫，曾經對我說，莫高窟到處是寶，畫下有畫，寶中有寶。”

張大千和弟子們商量后，決定打掉外層，尋找里面的藝術珍品。他把外層的五代壁畫臨摹下來，然后剝落外層，下面果然是一幅色彩艷麗、行筆敦厚的盛唐壁畫。

1943年甘肅榆林窟外景，羅寄梅攝。圖中左側橋上站立者為張大千。

張大千陪于右任觀賞壁畫時，隨行人員不慎毀畫

重慶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視察時，繞道敦煌，與張大千共度中秋。于右任的隨員、敦煌當地人竇景椿在《張大千先生與敦煌》一文中憶述道：

我隨于右老由蘭州前往敦煌，及駐軍師長馬呈祥等人。記得參觀到一個洞內，墻上有兩面壁畫，與墻壁底層的泥土分離，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損破壞的痕跡……從上面壞壁的縫隙中，隱約可見畫像的衣履，似為唐代供養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釋，右老點頭稱贊說：“噢，這很名貴。”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開壞壁一睹。當時縣府隨行人員，為使大家盡可能看到底層畫像的究竟，手拉著上層張開欲裂的壞壁，不慎用力過猛，撕碎脫落，實則因年久腐蝕之故。

1943年，張大千與藏傳佛教寺院僧人等攝于敦煌莫高窟。

壁畫毀壞的消息很快傳到了陪都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立即發電報給敦煌縣長要求查明情況，并“轉告張大千君，對于壁畫，毋稍污損，免茲誤會”。張大千在結束臨摹途經蘭州時，曾遭到國民黨軍事檢查站的檢查。5年后，張又被甘肅省參議會的郭某等人以盜寶及破壞壁畫為名控告，但沒有查到真憑實據。

1949年3月，甘肅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七次大會上做出最后結論：“省府函復：查此案先后呈奉教育部及函準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電復：張大千在千佛洞（又名莫高窟）并無毀損壁畫情事。”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竇景椿在文章中為張大千辯護道：

適有外來游客，欲求大千之畫未得，遂向蘭州某報通訊，指稱張大千有任意剝落壁畫、挖掘古物之嫌，一時人言嘖嘖，是非莫辨。

對于敦煌壁畫被毀，張大千是否應該承擔責任？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呢？

一種看法認為：張大千為一己之私，漠視珍貴的古文物，他的行為從客觀上講，是對敦煌藝術的破壞。

另一種看法認為，不論張大千是否破壞壁畫，我們首先要搞清敦煌這兩幅壁畫是否應該被打掉。

張大千墨書窟號

敦煌石窟的墻壁，是由戈壁灘的石子堆砌成的,在壁上畫畫，先要在石墻表面涂上泥巴、石灰，鋪成墻壁。敦煌壁畫，由北魏到宋，歷代前來求神祝福者甚多，前人在墻壁表層畫滿了，后人在墻上再鋪一層泥巴、石灰，繼續畫，經歷若干朝代，而今敦煌的墻厚厚的，形成了好幾層壁畫。

1981年《旅游天府》第2期發表了石湍的《張大千并未破壞敦煌壁畫》一文，作者自稱在敦煌莫高窟工作十多年，據他親眼所見，張大千不僅沒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恢復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作了不容否認的貢獻。

著名的書畫鑒定家謝稚柳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也提到這件事。他說：

我到敦煌之前，這兩幅壁畫的外層已經給張大千打掉了，所以我并沒有親眼看見打掉的過程，……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里還有壁畫，為什么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里的菁華呢？

謝稚柳從唐代郡縣設置情況及“墨離軍”((唐代一大軍鎮)等資料判斷“此窟當始于天寶五載(公元746年)后，成于十四載(公元755年)前”。謝稚柳在回答記者時說：“這幅壁畫對考據唐代藝術幫助很大。”謝稚柳的話是有權威性的。

張大千并不避諱此事，在《臨摹敦煌畫展覽目次》中也曾敘述此事：

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殘缺，甬道兩旁壁畫幾不可辨認。剝落處，見內層隱約尚有畫，因破敗壁，遂復舊觀，畫雖已殘損，而敷彩行筆，精英未失，因知為盛唐名手也。東壁左，宋畫殘缺處，內層有唐咸通七載(公元866年)題字，尤是第二層壁畫，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兩次重修矣。

顯然，張大千認為果斷地“破壁”，對研究敦煌壁畫藝術史的斷代問題有所貢獻。

張大千 臨摹敦煌琵琶伎樂白描畫稿 紙本墨筆 54cm×88cm 四川博物院藏

中國美術學院副教授何鴻：

張大千辭世30周年之際，他的敦煌人物造像《觀音大士》亮相保利香港秋拍，400萬港元起拍，最終以起拍價的近三倍價錢——1100萬港元落槌。這幅作品是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之作，引發了一段“破壞敦煌壁畫”的爭議。

我1993年考上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美術史系，那時在圖書館都能見到他的畫冊，包括他在敦煌時期的早期印本。當然，第一次看張大千的作品那是更早以前，高中時期為了應考美術學院，對其工筆《仕女》印象特別深，艷麗的色彩，婀娜的身姿，雍容的體態。

我因為長期以來關注和搜集敦煌文獻，印象比較深的還是他和敦煌的那段奇緣。1941年，張大千攜家人和幾個學生到敦煌莫高窟臨摹壁畫。其間清理出洞窟309個，對莫高窟中許多壁畫進行了臨摹復原，共達200余件。此外，對洞窟的分類編號也是對“敦煌學”的一大貢獻。

這幅《觀音大士》像，從“敬橅莫高窟唐人大士像一區，寄奉君璧道兄永充供養。蜀郡張大千。”款識看是贈給好友黃君璧先生之作，其本出自敦煌莫高窟第五十四窟唐代大士像。從畫風和構圖看，應為1942年前后之作。

后來傳出他在臨摹壁畫時，剝掉壁畫的消息，引來不少爭議。他在“敦煌”的有意或無意的行為，無論是褒是貶，都已經寫進了美術史，況且他本身就是一段豐富的美術歷史。他對敦煌壁畫的剝蝕和破壞，是讓人無法原諒的事實；但他對藝術充滿的崇敬和執著情懷，又從某種意義上讓我們消解了對他的責備和批評。

臨摹榆林窟水月觀音

1941—1943年

布本設色

140.8cm×144.5cm

四川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