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到右為，王桂君，王松楨，遮臉不認識，吳成美，常永山，胡桂玉，小孩是我姐（作者于平注）

1956年，運中建校，劉壽凱老師大學畢業，第一位分配來到運中。

1957年，王桂君老師南師畢業，也分配來到運中，他在南師附中實習期間，教得學生中有一位名叫常永山。

1959年，我父親調到縣委宣傳部工作，1960年，我母親王松楨老師也從鐵富中學調到了運中。

1962年，老新四軍戰士趙忠秀阿姨從部隊轉業來到運中，做了一名普通校醫。這一年，胡桂玉老師從徐州農校調來了運中，也是在這一年，常永山老師畢業分配來到運中，他與王桂君老師從師生變成了南師校友，又變成了運中的同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給我印象深刻的老師有，李娟老師、吳成美老師、邵語嫻老師、宋睎老師、張友俊老師、徐壽海老師、羅福洲老師、羅德安老師、朱冠軍老師……還有教美術的董文才老師，教音樂的蔣培興老師。

運中最初只有18個班，從初一到初三，每年級4個班，高一到高三，每個年級2個班。我兒時的運中校園還沒有圍墻，后來大概是1965年前后，全校師生自己動手，男老師男同學搬磚砌墻，女老師女同學和石灰抹磚縫，拉起了一圈的圍墻，運中才有了自己的校園。當時的校園很空曠，只有幾排帶走廊的青磚教室和辦公室，后來在東南角給教職工家庭蓋了一排宿舍，因為是紅磚瓦房，所以被師生叫作“紅房子”。

當時運中的校園很美，花紅柳綠，這是因為有一位從蘇北農學院畢業的戴留照老師，她總是面帶微笑，脾氣特別好，我們都叫她“好姨”。好姨是學園藝專業的，在她的精心打理下，運中的校園特別清新自然高雅，很像我拍攝過的劍橋紐納姆學院，不似如今的中學高樓大廈，一副土財主擺闊的丑陋惡心面孔。好姨的丈夫王伯伯是當時縣委辦主任，后來調到新沂縣委，改革開放之后，調到南京財經學校做了校長，南京財經學校后來改為了南京財經大學。好姨和兒女也跟著王伯伯調動，從運中到新沂中學，最后去了南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我母親在這群外來老師中結婚較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老師合影中，總有我姐姐的身影。我1963年6月出生在運中，從一開口說話，在叫這些老師們叔叔阿姨的前面，都要加上“老師”二字，例如，叫王桂君老師為“王老師伯伯”，叫常永山老師為“常老師叔叔”，叫李娟老師為“李老師阿姨”……這樣的稱呼一直延續到我成了他們的學生，在課堂上才改過來只叫老師，畢業工作后又慢慢改了回去，依舊在叫叔叔阿姨的前面加上了“老師”二字。

在我的印象中，叔叔阿姨老師們都才華橫溢，會唱歌，會書法，會畫畫，會演戲，會跳舞，會體育。我少年時見過徐崇嘉老師，抓起一張報紙，用手團一團，蘸上碗里的墨汁，就在木板上一蹴而就，寫下了“三八理發店”的招牌，幾個大字剛勁瀟灑的字體，足以讓現在眾多書法家汗顏。徐老師是名人之后，家學淵源，“三八理發店”的招牌在運河鎮掛了很多年，要是現在能保存下來，算是近代民俗文物了。我兒時記得每次運中文藝匯演，我母親都要代表老師表演節目，她與袁道傳主任一起唱過歌劇《白毛女》選段“人家閨女有花戴”，還演過話劇《紅色柜臺》，在舞臺上與宋睎老師扮演一對父女，外婆抱著不懂事的我在臺下一個勁喊媽媽，引得看戲師生全體笑場。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認為這些叔叔阿姨老師都是南方人，其實不盡然，他們大部分來自江南，也有其他地方的，例如宋睎老師是安徽人，王桂君老師和羅德安老師是豐沛人。我兒時跟母親去辦公室，最喜話聽老師們聊天，他們個性鮮明，脾氣性格迥異，爭論起來妙語連珠，彼此也會面紅耳赤，但都無傷大雅，保持了知識分子的優雅和體面。他們不僅是同事，有的還成為了夫妻，大都是終生的朋友。

我母親是宋睎老師和朱冠軍老師的媒人，當時宋老師伯伯在運中，朱老師阿姨在邳城中學，因為朱老師阿姨與我媽媽是揚師校友，朱老師阿姨就經常來運中看我媽媽，我媽媽就給兩人牽線搭橋，成就了一世的美好姻緣。兩位老師的女兒是我的師妹和同事，如今提起這事都感到很有趣。

在我兒時記憶中，常老師叔叔總是精力充沛，講課大嗓門，走路咚咚響，挑水從來不扶扁擔。當年老師們去電影院看露天電影，都是常老師叔叔抱著我風風火火跑在最前面，有一次看完電影把我抱回來，發現包我的小棉被不知啥時丟了，那時他與胡老師阿姨剛剛新婚，被胡老師阿姨埋怨了好幾天。前幾年聽說常老師叔叔去世，我當天就請假趕回了邳州，望著遺像上他年輕而神氣的面孔，止不住淚如雨下。

王老師伯伯與常老師叔叔性格相反，說話和聲細語，永遠笑瞇瞇的，常常編些順口溜逗我們開心。王老師伯伯當時的夫人和孩子都在老家，每年暑假回去前，我母親總請他把自己的手表帶上，在經過徐州時幫著送到鐘表店保養。他每次做好這一切，都要特意寫一封信給母親，把發票寄來讓她放心，開頭的稱呼就是“松楨”，透著兄長般的親切，那時候的同事間關系真是純真而美好。

昨天晚上（3月31日），劉企華老師給我微信（劉老師夫婦都是南方人，70年代調來運中，劉老師是我的恩師，關于劉老師的故事，我抽空再寫），說王老師伯伯去世了，我正在北師大開會，當即給會務組請了假，第二天一早從北京回邳吊唁，六旬的老男人坐在高鐵上，想著一位位逝去的叔叔阿姨老師們，一路上都在不停地抹淚，把身邊幾位年輕人嚇得不輕。

上世紀六十年代，運中老師大都是單職工，雙職工的家庭都住在“紅房子”里，作為最早的運中教師子弟，我們在“紅房子”里生活長大，最后離開它外出求學工作。作為住在“紅房子”里的孩子，我們做作業時，數學不會了，就去問西頭的陳興之老師伯伯，物理不會了就去問鄰居胡桂玉老師阿姨。我從小最喜歡的事，就是跟著董文才老師叔叔學畫畫，那時我就樹立了一生的遠大理想，長大后成為一名會畫畫的卡車司機，既能養活自己，又能到處漂泊，恣意地畫畫。這個理想至今未變，只可惜四處漂泊了，卻沒能開上卡車，也沒能成為一名恣意的畫家，因為母親是化學老師，認為“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最終讓我學了工科，畢業出來又做了一輩子記者。多少年以后，董老師叔叔還對我父母感嘆說：小平真該跟我學畫畫，他的色彩感很好，是真得喜歡畫畫這個事情。

我上小學時，老師每學期都會布置這樣的作文題，記一件難忘的事，或著寫一個難忘的人，“紅房子”的孩子們不約而同都會寫同一個人——趙忠秀阿姨。趙阿姨對每一位師生都充滿關愛，更是救過我們這些運中孩子的命，她無論白天黑夜，刮風下雨，總是隨叫隨到，從沒有任何敷衍和不耐煩，仿佛是一個永遠不知疲倦的人。

我做了一輩子記者，采訪報道過許多英雄模范人物，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趙阿姨的事跡與他們相比毫不遜色，甚至更加感人。2021年，為紀念新四軍重建軍部70周年，我領銜拍攝了紀錄片《鐵軍——新四軍的故事》，專門回邳采訪了趙阿姨，97歲高齡的老人已經不認識我了，卻能從頭到尾激昂地唱完《國際歌》。我從小就認為趙阿姨與白求恩大夫一樣，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采訪一年后，趙阿姨去世，沒能趕上紀錄片播出，當時正值新冠病毒封控，我只能給趙阿姨的女兒吳曉姐發了悼念短信，請在邳的劉柏弟（劉壽凱老師叔叔和李娟老師阿姨的小兒子）代為靈前磕頭，成為無法彌補的遺憾。

我作為記者，曾在國內外多地采訪，總會遇到各屆運中校友，許多人都是我母親教過的學生，聽說我是王松楨老師的兒子，這些師兄師姐們立刻沒了官員專家教授老板的矜持，變得異常親切，無比熱情，最終的結果往往是，不善飲酒的我酩酊大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賓館房間的，地上散落著不知什么時候拎來的各類土特產。

如今，“紅房子”的孩子們散落世界各地，大多數做了爺爺奶奶，我們許多人至今依舊保持著兒時的友誼。我所有在邳要處理的事，都找熱心的劉柏弟幫忙，甚至連父母的墓碑都是他找人雕刻的。常康弟（常老師叔叔和胡老師阿姨的兒子）五十多歲的人了，我去上海出差找他聊天，打電話一開口就喊胖冬，還與兒時一樣自然。我在南京給女兒辦學生公交卡，做了市公共事業公司部門老總的紅兵弟（董老師叔叔的兒子），交給我時里面已充了幾百元錢。

我運中畢業外出求學，每次路過南京，就吃住在王伯伯和好姨家，他們住在頤和路一幢民國小別墅里，好姨的父親是原中央大學教授，上世紀三十年代留美博士。他們隔壁鄰居是當時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一位1955年的開國中將，天天一大早，我和好姨兒子小二子，總被隔壁警衛戰士操練聲吵醒。最近，我有個小事找二子幫忙，已做了公安局領導的二子，當晚就騎著摩托車來了，弄得我夫人很不好意思，埋怨我不該再叫二子了，二子領導卻說，嫂子，還是叫我小二子親切。

我的叔叔阿姨老師們大都家境優渥，其中不乏大富大貴出身之人，他們經過了浮華，也熬過了磨難，最終洞穿了人世，淡泊名利，奉獻一生。他們是恪盡職守的好老師，生怕教不好學生，對學生往往比對子女都上心，我想如果讓他們去收什么輔導費補課費，他們一定會感到侮辱了老師這個崇高的稱謂。

今年春節前，我與徐景洲師兄見面，閑聊時提及這些老師們，師兄感嘆說：這是一群神一樣存在的人！我想今后抽時間，一定再分別好好寫寫他們。

寫在回邳悼念王老師伯伯返京高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