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菲

華東師范大學

社會學系

副教授

通往“未來”的社會學：認識延展與核心議題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1期

作者 | 吳越菲

責任編輯 |何鈞力

相較于對過去和當下經驗的再現，“未來”的重要性被社會學研究忽視，甚至始終未能進入其主流視野。21世紀以來，社會學正在重啟對“未來”的研究興趣，并思考通往“未來”的新認識通道和知識生產方式。當前，“未來”不僅獲得了現代意涵，還逐漸成為考察社會變遷中人類能動性和時間開放性的重要認識范疇。圍繞“現實未來”“主觀未來”“潛在未來”和“替代未來”，未來社會學研究以多元化的研究進路，通往真切的人類未來經驗、潛在的社會進程和可欲的發展空間。

探源歷史和懷抱未來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雙生”思想引擎。歷史、現實、未來彼此相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習近平，2014:155）。相較于對過去和當下經驗的再現，“未來”的重要地位被社會學研究忽視（Mische,2009:695;Beckert & Suckert,2021）。當代社會被深深地打上了進步、改變、創新的烙印，這使得歷史經驗在解釋社會變遷的偶然性和突生性上面臨認識局限。沒有“歷史”的社會學容易錯失基于中國文明主體的提問，陷入抽象經驗主義（肖瑛，2014；李榮山，2022）；而沒有“未來”的社會學將遮蔽人類社會生活中居于關鍵位置的未來經驗，難以捍衛社會和科技產品的影響不斷向未來延伸的世界（Adam,2011:592)。“未來”與社會學的重新建交已經到了關鍵時刻。

一、重啟“未來”議題的當代社會學

社會學依賴已經發生的經驗事實和現時的材料收集來建立對現在的認知，因為在這里研究者最有可能對數據的性質加以控制（盧暉臨，2004）。將當下的現實經驗視為過去塑造的結果，這種回溯性的解釋模式構筑了社會學鮮明的時間特質。

進入21世紀以來，在根本上反思學科的時間框架以及“時間”的基礎性作用是社會學界尤其值得關注的研究進展（Adam,2004:3；Tada,2019）。社會學正在重啟對未來的研究興趣（Adam & Groves,2007;Urry,2016;Coleman & Tutton,2017;Hernes & Schultz,2020），并對其形成新的理論感受力。貝克特（Jens Beckert）和蘇克特（Lisa Suckert）對1950—2018年571篇英文社會學文章的分析顯示（Beckert & Suckert,2021），社會學對未來議題的關注在2000年以來快速上升，主要集中在青少年、階層不平等、教育、家庭、經濟、身份、文化、性別等領域。在中文學術界，近年來社會學研究的未來面向也開始顯現。比如：理論社會學的未來投向（楊敏，2005），社區建設中的未來性（田毅鵬，2020），未來社會發展的理想形態與治理（謝立中，2020），社會心態研究中的未來預期（王俊秀、張衍，2022），未來導向的“期望”“渴望”“希望”對婚育、教育、職業、消費行為的影響（林曉珊，2018；李佳麗、胡詠梅，2021；苗國、黃永亮，2022；蘇熠慧、施瑤，2023），技術社會的未來圖景（邱澤奇，2024），等等。

盡管社會學一度被認為應該是最能闡明未來可能性的學科（Kumar,1972），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未來”甚至始終未能夠進入其主流視野。局限于慣習、重復和基于過往經驗的社會學分析對于未來的理解仍然是單薄和靜態的（Mische,2009:702）。首先，“未來”的現代意涵與諸多前現代的舊觀念（比如將未來簡單化地等同于線性時間序列中的時間范疇、即將到達的地點、尚未發生的事件、被定義的命運、等待填滿的空白空間、令人悲喜的圖景等）相互糾纏，因而并未得到充分澄清。其次，相較于現代世界的物質和空間擴張，時間擴張并未得到充分重視（Adam,2024）。盡管自古典社會學以來就不乏對未來社會的關切，但未來如何作為一個分析棱鏡來理解社會變遷中的人類能動性和時間開放性仍然缺少相應的理論化努力。最后，社會學的未來觀點零散地出現在不同歷史時段和理論脈絡中，而缺少統整式的呈現。未來習慣性地被假定具有“非事實”（non-fact）屬性，這極易觸發社會學直接的理論回避。

社會行動與時間結構在連續實踐活動中形成的自反性關系，要求研究者在社會學知識與時間之間建立更為充分的反思性關系，揭示“物質性—意義性”以及“過去—現在—未來”之間的復雜交互性。問題是，立足于過去和當下經驗的社會學如何能夠研究看似無形的“未來”，這其中存在巨大的知識鴻溝和邏輯對張。如何破解社會學在把握“未來”上的概念和經驗雙重障礙（Tutton,2017）,學科知識路徑亟待闡明。鑒于此，本文在對既有文獻進行回顧和梳理的基礎上，反思性地倡導通往“未來”的社會學，以期助推未來社會學的話語顯現。

具體來說，本文將遞進性地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是在本體論層面，“未來”如何脫離前現代舊觀念，而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意涵的分析概念？本文將首先回顧“未來”概念在知識生產方式上的歷史演變。二是在認識論層面，社會學如何延展認識鏈條，建構思考未來的視角？本文將進一步剖析未來社會學所面臨的認識障礙以及新近研究所倡導的認識轉型。三是在知識論層面，社會學如何在具體領域中生產并積累有關于“未來”的知識？本文將類型化地呈現通往“未來”的多重研究進路，并以此為基礎引介若干核心議題，以便讀者總體把握當前未來社會學的知識圖景。

二、走出“未來”的概念迷思

未來與個人和社會如影隨形，但“未來就像一面死墻或迷霧，隱藏了我們看到的一切對象”（Hazlitt,1822:29）。長期以來，未來被認為是一個不存在、不具有現實地位的領域（Weigert,2014），歸屬于非真實的想象范疇和超科學的概念范疇。“過去”是個知識論問題，“未來”卻是個形而上學問題（趙汀陽,2016）。面對“未來”的概念迷思，反對未來研究的聲音不絕于耳。有學者認為，“既然人們對未來一無所知，那就最好保持沉默”(Schulz,2015)。

本文無力在漫漫的人類思想史中回溯不同的未來觀點，而是將“未來”視為現代性的概念產物，重點闡釋其在現代化語境下的內涵流變。在前現代時期，人們對“未來”的思考存在兩種主導的思想形式：一種是被神秘主義解釋籠罩的人類文化（比如魔法、巫術、占卜等）；另一種則是哲學和宗教文化思想中醞釀出的多元時間意識和未來觀（比如古希臘的絕對時間觀，基督教的線性時間觀，中國古代天人合一、循環往復的時間觀，道教的相對時間觀，佛教的輪回時間觀等）。這一時期的思想要么將“未來”視作由神秘力量決定的、即將發生的事件或現象，依據過往征兆提前預知命定未來（deterministic future）；要么將“未來”理解為某種預定秩序的構成部分，等待未來話語和未來敘事的揭示。自啟蒙運動以來，“未來”重新回到了人類手中。這一時期的未來思想轉向于強調未來的非決定性，將未來視為可以被現在掌握控制或有待通過理性實現的東西。

20世紀以來現代化的歷史語境一體兩面地賦予了“未來”全新意涵。一方面，現代化的積極進程催生了蔓延近一個世紀的未來主義思潮。進步的未來觀深入人心，并形成了以超越性和前瞻性視角為特征的新時間意識。為了積極把握現代化進程的機遇，對未來的靜態研究轉向動態研究，從以“預測”為主導轉向以“控制”為主導的方法論（Bell & Mau,1971:xiii）。另一方面，在20世紀世界戰爭、社會運動、現代文明危機和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爆發的歷史背景下，現代化的負面進程進一步使朝向未來而不是面向過去成為流行的思想框架。

社會學自初創以來就不乏對未來社會做出預測并積極建構工作（Manuel,1962）。比如圣西門設想的未來理想社會制度—實業制度、孔德在社會動力學中對工業階段（實證社會）的構想、馬克思關于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必然勝利的論述，以及斯賓塞將“未來”用于反對福利和適者生存的基本論點等。在古典社會學中，“未來”不僅被視為對管理社會有用的知識，也深刻地影響著現實社會生活。烏托邦的創造亦被認為是恰當和獨特的社會學方法（Wells,1906:367），不僅被用于表達對更好的存在和生活方式的渴望（Levitas,2010），更被用于在方法論上提供理想社會的比較性基點以促進邁向理想社會的變革，這種思維方式在涂爾干的“失范”（anomie）和韋伯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中都能夠得到回應。這種將更好的未來帶入現實的努力得益于奠基時期社會學搭建的描述、解釋和預測功能相貫通的學科框架。

進入20世紀，對“未來”的理論激情由于科學邏輯的牽制而受到了極大制約，超出感官范疇的未來與實證主義社會學似乎格格不入，對未來社會的論斷也因“不合法”的規范性方法而受到批判。在諸多社會學理論中都可以窺見對未來話語的間接回避或焦點轉移。比如，結構功能論在分析現代西方社會的形成機制上對于時間的處理方式更加隱蔽。無論是內含目的的單位行動，還是分化和進化的社會系統，過去和未來都被置于“現在”（何健，2015）的時間框架下，不斷被當下事實建構和替換。闡釋學理論強調意義，將社會行動包圍在非時間的當下，同樣規避了對未來導向變化過程的直接討論。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戰爭重燃了社會科學對于“尚未到來”（not yet）的知識興趣。社會學對“未來”議題的關注經歷了短暫的回歸，出現了一些零星的相關課程和項目。在美國，越南戰爭所造成的社會裂痕、廣泛的自我懷疑和對社會未來的質疑醞釀產生了“未來社會學”的旗幟。1971年，《未來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the Future）正式出版（Bell & Mau,1971），倡導將描述、分析、批判和規范立場結合起來，開展包含研究者價值與責任的可能未來研究，從而發揮了社會學家作為社會變革推動者和未來工程創造者的角色。不過，這種指向未來圖景的研究并沒有在實證主義的浪潮中幸存下來（Adam,2024）。不僅如此，在以描述、詮釋和統計驗證為傳統和主流方法取徑的社會學研究中，“預測”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則似乎無關學科要旨（陳云松等，2020）。

21世紀以來社會學重啟對“未來”的研究興趣，這可以說是對時代需求和學科知識處境的雙重回應。現代性的重要表征就是以過去為中心向以未來為導向的時間意識轉變（Assmann,2020）。當下，未來不再是無形的、隱性的未知世界。相反，未來已經到來（Urry,2016:1）。科學技術的創新發展極大加速了人類進化，在符號和物質意義上創造出了未來的真實性。諸多社會進程模糊了時空邊界并向未來延伸。風險、威脅、損失、災難、恐懼的不斷出現，以及不確定性、不穩定性、非決定性的發展現實凸顯了人類如何在變動時代中安身立命的根本問題。在此背景下，社會學亟需形成新的理論觀點和研究工具來正視當前加速、復雜、交錯的社會發展進程。與此同時，21世紀的社會學在學科危機意識之中開始反思機械時間觀的認識局限、個體主義—實用主義的社會學傳統以及社會變革干預角色的缺失，出現了一股重構社會學時間框架與解釋模式、倡導前瞻性思維的新興研究勢頭，使面向未來的社會學（future-oriented sociology）成為可能。在本體論層面，社會學開始關注使“未來”成為一個理解社會結構化的重要分析概念，其不僅被視為社會現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影響社會結果的重要變量。

三、通往“未來”的認識延展

在認識論層面，通往“未來”的社會學涉及社會學如何基于自身的學科傳統延展并建構思考未來的認識視角。事實上，古典社會學家就已經敏銳地識別到了“未來”與實證主義社會學之間的張力。科學的邏輯使人們對未來的研究成為一項危險和最困難的努力（Weber,1949）。推進“未來”與社會學之間內在整合的關鍵是：“未來”如何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與社會學主導的知識體系重新銜接。

（一）時域社會理論的認識演進

社會學的未來研究受阻與其對未來的傳統理論假定（即將過去—現在—未來視為分離、脫節的非連續領域）不無關系。這一假定認為只有現在具有現實地位，而未來往往僅作為一種修辭手法，攜帶著諸多規范性假設。一些社會科學家認為在意識形態上服務于特定社會群體利益的“未來”討論是危險和錯誤的（Urry,2008:262）。近年來，時域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temporality）反思性地提供了非線性的認識進路來使社會學重新參與對未來的討論。

1.不可分割的過去—現在—未來

“未來”與“過去”“現在”一樣，都是重要的時間領域（Flaherty & Fine，2001）。現代社會構筑出了過去—現在—未來的分割時間，其背后的邏輯是：社會系統通過時間將不同活動展開并放置到不同的時態范疇，以提升其適應復雜性的能力（鄭作彧，2022）。在社會學領域，米德很早就糾正了將過去和未來視作兩個獨立思想領域的觀點（Mead,1932）。時域社會理論的新近發展進一步反對以割裂視角來看待未來。在一個正在進行的世界中，時間可以被定義為由“當下”所區分開來的“過去/未來”這組差異的同一（Luhmann,1976）。在整合和貫通的時間流中認識“未來”，存在著不同的認識洞見。

一種認識認為過去與未來不斷在當下形成非線性的交互。過去—現在—未來作為時間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是指事件和活動的不同時間取向，也是三個不同的意義空間。過去與未來交匯在當下，向現在開放、由現在塑造，比如基于未來的戰略目標來對歷史進行選擇性地闡釋。過去與未來通過被掌控和調適，以此來保衛當下（Nowotny,1994）。未來是多向度的“箭”，它不僅是指向尚未到來，也是一種思考過去和現在的方式。

另一種認識認為未來就是擴展的現在。亞當（Barbara Adam）曾說過：“真實的過去和真實的未來對我們來說都是不可獲得的，但通過思想，它們能夠在‘現在’中向我們開放”（Adam,1990:39）。在米德（George H. Mead）的時間哲學中，“當下”才是個人經驗的中心（Mead,1932）。未知的將來不斷向瞬時的“現在”靠攏，而“現在”則不斷轉化為被遺忘的過去，如同流動的沙粒難以捕捉（徐律,2020）。20世紀末以來，時間突破了傳統的認識框架，被理解為一種不斷流逝的臨時性。時間流等同于無數現在時刻的重復（Malabou,2000），沒有起點和終點。社會行動的未來性不斷消失在接近當下的事實結果之中（Adam,2010）。當下面臨無限多可能，因此也是極不確定的未來。不斷涌現的當下結束了諸多可能性，又重新開啟了諸多可能性，這正是時間賦予社會系統的過程意義。

2.時間擴張視角下的未來化

社會學強調以過去和當前事實為基礎來形成學科認識，這里的“事實”主要是指社會世界已經呈現出來的物質現實。這樣的假定導致缺少物質現實的未來與社會學之間長期缺少認識匹配性，形成了“沒有未來事實”的判斷（Bell & Mau,1971:9）。然而，傳統物質事實觀難以揭示社會生活和社會活動的開放性和瞬時性特征，否定了持續、潛在的未來化（futuring）過程。

當前社會學領域中開始呼喚通過時間視角的擴張來認識作為一種過程而非物質結果呈現的未來事實（Adam,2024），即非物質未來（immaterial future）。非物質未來以“尚未”的形式出現，它不存在于結果世界之中，而指向正在進行中的、尚未形成可見結果但又真切存在的事實。一方面，未來化強調超越單純依賴經驗數據的傳統認識，將社會學的認識對象擴展至潛在和內在的社會過程。這就意味著對于“事實”的理解需要從一種實踐化的結果轉變為一種時間延伸的過程。另一方面，未來化要求突破事實—觀念的傳統二分，建立一種有關于“未來”的新事實感。通過時間視角的擴張，未來以非物質的形式得以顯現，它潛在地喚起了現實的改變和創新，過程性地將新的東西不間斷地融入相互依賴的現有網絡中。

（二）重釋未來社會學研究的科學性

一個懸而未決的認識悖論在于：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總是面向未來或受到未來約束，而主流的認識路徑則是以過去和當下經驗為基礎進行描述、詮釋和統計驗證。一些描述當下時代的重要概念（風險、危機、不確定性、非決定性、未預期后果等）都指示著社會學不可避免地需要擴展新的認識空間，與被科學邏輯排除在外的“非知識/無知”重新建立聯系。

1.納入經驗研究范疇的“未來”

社會學以“經驗科學”“實證科學”的先進性自居，試圖獲得超越“形而上學”“經院哲學”的科學性。為此，充分理解科學探究模式所能觸及的未來是極為重要的。韋伯在20世紀初期就討論過科學邏輯領域內可以開展調查的“未來”。如果將未來視為一種社會文化事項，那么社會學需要考慮個人追求的目的、理想、期望和信仰，以及社會構成的價值觀、規則和道德準則。在方法論上應當通往一種基于主體的調查模式，以探索超越經驗可及的感官資料所構成的社會文化世界（Weber,1949：89-107）。

對未來的研究是一個適當的科學探索領域（Amara,1981:25-29），這一論斷同樣在新近的社會學研究中得到了回應。“未來”對于現實具有雙重性影響，即指導當下和導向未來，這種影響滲透在個人和社會、主觀經驗和客觀經驗的各個方面。為此，“未來”與經驗研究并行不悖。未來社會學的研究關照并非是創造一個更好的模式來預測或識別未來，而是打開了新的通道來更充分地認識立體、時間交錯的經驗世界。只要當下的事物、行為和話語被鎖定在創造特定的未來上，那么“未來”就是真實的（Selin,2008）。社會學可以通過經驗性地研究事物（原型、戰略計劃、設計草圖）、行為（投資決策、教育計劃、化學過程比如污染）或未來語言（科幻小說、飯后談資、政治承諾）來接近最為直接的未來對象。

在當前社會學語境中，“未來”通過不同的認識路徑被納入經驗研究范疇：（1）落腳于未來的社會性，通過經驗研究考察“未來”如何成為嵌入社會、不斷被社會建構和生產的事實結果（Brown et al.,2016）。也即從社會生產的角度認識社會關系和社會權力對未來的創造、構建、競爭、殖民和消費。（2）落腳于社會的未來性，通過經驗研究考察未來對社會行為和社會發展的現實影響與后果。也即認識未來如何作為社會構成和社會運轉的基本要素而對社會產生始動性。與早期未來理論中強調“未來”的思維特質（mind-based nature）不同，當前社會學更加突出在經驗層面發現未來在資源動員、動機生產、義務創造、偏好合理化、行為規范、社會網絡建構、群體意義共享等方面的實質性影響。

2.未來研究的科學性與人文性

現代化背景下的未來社會學研究從控制科學中汲取靈感，呼吁社會學家認真審視他們在預測未來、實現和平與可持續未來方面的角色。20世紀70年代的歐美社會學經歷了一場面向未來的認識變革，側重于通過社會指標體系的發展來實現對社會變遷趨勢的監測和控制，社會學家大量參與到科學導向的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決策咨詢中。與20世紀不同的是，21世紀社會學對“未來”的重新聚焦則產生于對“實證科學”“經驗科學”偏執的反思以及學科發展內外危機的基礎之上。從內部來看，自然主義模式與意識形態的極端化走向使社會學深陷學科危機——社會學研究要么過度倚靠自然科學模式，以致于對人類權利視角和道德問題視而不見；要么刻意地破壞社會學的科學基礎，以致于社會學成為多元理論意識形態倡導下的狂熱主義陣地（Ewen & Katz-Fishman,1995）。從外部來看，21世紀的社會學深陷外界判定的無用論危機。“社會學的制度發展，它對科學性的防御性主張，以及它對規范性的敵意，特別是對烏托邦的敵意，使得這門學科在解決我們面臨的社會、經濟和生態危機時，既不那么有趣，也不那么有用”（Levitas,2010）。

現代社會進程所表現出的過程性、時空離散性和未來化特點已經超越了單純依靠當下和過往經驗的認識范疇。當未來作為一種社會目標而型構當下社會規范時，人們對未來的依從既非理性計算，也不僅單一地受制于因果機制的決定，而同時受到道德、文化和靈性的指引。未來社會學研究與一般科學不同，它同時強調價值理性的特征，聲稱即使是價值觀也可以理性地討論和研究（Mannermaa,1991）。

社會學具有的“科學”和“人文”雙重性格（費孝通,2003:16），既需要發現客觀、普遍的模式，也需要在個體的歷史案例中尋找主體性。值得思考的是，是否只有當未來成為過去或當下，才有可能被研究？或者說，是否只能從過去和當下的視角出發認識未來？當前社會學的未來研究中出現了一些包容性主張：比如，如果說社會學以“社會”為研究對象，那么社會學的未來研究應當辯證地考察特定社會如何差異化地思考、想象、實踐和言說“未來”；通過開展未來研究，社會學能夠捕捉一種指向尚未發生、包含預期意識的人類經驗可能性，其核心是認識投射性（projectivity）如何成為行動者與社會系統的基本特征；立足于規范社會學的立場，對未來社會的認識核心是人類的需要、欲望或害怕如何能夠被社會實現或阻止（Andersson,2018）。

（三）未來取向的認識延展

20世紀末以來，在科學和技術研究、流動研究和社會科學理論研究中興起的未來研究使社會科學家改變了對社會時間理所應當的態度。時間和暫存（the temporal）對于社會理論的價值開始被不斷提及（Adam,1990;Abbott,2001），也在時間維度上延展了社會學對社會行動和社會變遷的認識。

1.未來取向的社會行動

在理解社會行動方面，時域理論新近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社會學重“意義”而輕“時間”、將時間視為一種隱性而非顯性特征（Adam,2004:3）的理論傳統。除了“結構”之外，“時間”是另外一種基礎的行動圖示，這便是“時間嵌入的社會行動者”（Orlikowski & Yates，2002；Schatzki，2006）。社會行動概念的“第一個重要含義是，一個行動總是一個時間過程。時間范疇對于這個系統來說是基本的”（帕森斯,2003：50）。行動者與時間結構之間具有一種相互加強的反身性關系（Orlikowski & Yates,2002）。時間不再被認為是行動的影響變量或外部參數，而是實現自我轉型的內生動力和規范表征（Vandenberghe,2018）。

當社會學理論重新思考社會行動的時間性，未來對于認識行動者及其行動的意義便呼之欲出。未來取向的社會行動（future-oriented social action）被諸多理論家論及，比如帕森斯（2003:49-50）的“行動過程的未來事態”、默頓（2015:258-259）的“自我證實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與“自我挫敗的預言”（self-defeating or suicidal prophecy）、米德（2003:42）的“朝向未來的選擇性感受傾向”（selective sensitivity）、吉登斯（2011）的“非預期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布爾迪厄（2009:243）的“時間化之實踐”（temporalisation of practice），等等。未來被視為行動者時間意識的重要面向，受到社會條件和社會結構的制約，生發于周期性的過往經驗。簡而言之，“未來就是活動（handlung）”（許茨，2017:85）。

當前社會學進一步延展了對社會行動未來性的認識。一種認識路徑是將未來視為外生于行動者的未發生事物。社會行動基于無數對未來的假設而展開。未來為社會行動構筑了限制性，驅動行動者做出當下選擇，也作為一種競爭性資源為社會行動不斷輸送意義。行動者通過前攝性的預期、渴望、期望、希望、想象、計劃、籌劃和愿景從事反思性的活動，在實踐中逐步填充空洞的行動空間。因此，未來是行動者處理和轉化現實的關鍵媒介。另一種認識路徑是將未來視為社會行動本身具有的內在向度。“實踐自身就包含了對這些規律和趨向的預期，也就是，包含了對未來的一種非設定性的指涉”（布迪厄、華康德,2004:183）。“實踐不是發生在時間之中，更重要的是——它們也創造了時間”（Atkinson,2018:355）。時間性內嵌在能動性之中，未來取向的社會行動不僅構成行動者自洽、自我參照的行動秩序，還使社會行動因前瞻性而呈現新形式和多樣的創造性。

2.未來取向的社會變遷

在當代社會中斷裂性、不確定性、全球沖突及各種危機劇增的背景下，社會學開始延展思考未來的宏觀視角，探究社會生活中的未來性與社會變遷之間的內在交互性。未來取向的社會變遷首先意味著從跨時域的角度擴展對社會構成的認識。社會并不是時空中被組織起來的社會互動和義務，而是表現在人類對當下的選擇和決定以及對未來的希望和恐懼中（Bell,1996）。在與社會變遷緊密相關的經濟活動和政治活動方面，未來都是影響社會大眾情感狀態、促成活動成為可能的重要因素。比如貝克特從“想象的未來”角度理解虛構的預期如何驅動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又如何造成經濟社會發展的危機（Beckert,2016）。社會群體所持有的未來圖景對政治活動和社會秩序變遷同樣關鍵。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女性主義運動、黑人反殖民運動等無一不依賴于對新未來的想象。未來不斷向當下社會滲透，為社會生活構筑了希望與擔憂、樂觀與悲觀、振奮與疑慮、已知與未知交錯重疊的精神基調，內在地包含了社會發展的動力與意義。

不同于對確定未來的追求，未來取向的社會變遷延展了理解社會發展自創性和偶發性的視角。社會是一種期待，或多或少地向人們開放，由過去塑造未來的線性時間因果邏輯不足以解釋社會變遷的現實。20世紀50年代的西方現代化理論假設了一個歷史的線性模型，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只有遵循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國家的發展道路才能克服發展落后的困境。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學者對這種“封閉未來說”進行了猛烈批判，他們堅持歷史的特殊性與社會發展的能動性，而不是決定論。未來取向的社會變遷聚焦于理解社會發展如何突破歷史決定論，通過面向未來的社會想象，反身性地塑造出發展的新穎性，邁向開放和可欲未來的系統社會實踐過程（Jasanoff & Kim,2009:122）。“未來”表達了共享的價值和信念，構成了社會建構的基本原則，編碼了美好社會的集體愿景，從而賦予了社會變遷豐富的自創性。未來取向的社會變遷也極大地挑戰了被人類能動性完全殖民和操縱的發展假定。尤其在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廣泛運用的背景下，對倒轉、錯亂、不確定、非線性、偶發性社會變遷的認識需求迅猛增加。

四、未來社會學的研究進路與核心議題

社會學并不接受社會之外、與社會經驗分離的“未來”概念，聚焦于將未來（futurity）視為一種時空的雙重范疇，并考察其如何成為社會生活的中心。當前未來社會學的多元研究進路在根本上源自于不同學者對“未來”在時空尺度上的差異定位：未來作為一個時間范疇，時間跨度是未來時間性的基本構成。以“現在”作為關系參照，未來究竟是“當下”（in the present）的極限逼近，還是“未到來”（not-yet/to-come）的遙遠時域？未來作為一個空間范疇，空間開放性是未來空間性的基本構成。依據空間開放性程度，未來究竟是有其自身結構秩序、受到制約的經驗空間，還是不斷被人類能動性開放塑造的超經驗空間？基于此，本文以“當下—超當下”和“經驗—超經驗”兩大維度建構理想類型，總體性地勾勒未來社會學研究的知識圖景（見圖1）。

現實未來強調未來作為社會經驗的客觀現實性。從時間性上來看，未來與現實相互嵌套。未來以具象化的方式體現為計劃、預測、項目和活動等未來導向的社會行動，對現實社會生活發揮著建議、定向、義務創造等客觀功能，不斷定義當下、為構建事實提供持續的資源，并對社會生活帶來預期或非預期的現實可見影響。從空間性來看，未來被理解為社會文化實踐空間中形成的物質—話語（material-discursive）結點領域。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未來表征（未來故事、未來敘事、未來話語）涉及特定社會對未來的基本看法和集體話語，其與科學技術、實踐系統、自然環境的物質性基礎密不可分。現實未來受到既定空間的限制性影響，是被組織化和結構化的社會文化實踐（Oomen et al.，2022）。在“現實未來”的研究進路中，研究者可以立足于當下情境，通過科學方法來探究社會的現實未來性以及未來的社會運作過程，進行因果推斷和變量關系的探查。

主觀未來從超現實性的心理—意識活動角度來認識未來。從時間性上來看，未來被視為一種超越當下的思維（mind）,是一種不具有物質形式的想象存在，反映在具體個人的主觀世界或集體意識中。未來依托人類跨時域的心智思維和前攝性的反身意識而存在，指向一系列非直接性、認知性、情感性和體驗性的超現實經驗。從空間性來看，主觀未來構筑了一個雖未發生、但計劃發生或想要發生的超現實經驗領域。這一領域并非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受到歷史語境和社會文化結構的限制與塑造，標志著社會群體共同創造和維持的意義秩序。主觀未來以超當下的感覺和想象、以“有距經驗”（米德，2003:65）的形式發揮作用，不僅能夠使行動者在當下做出前攝性的準備行為，還能夠作為一種集體的社會文化產物，為超現實的未來創造實現條件。在“主觀未來”的研究進路中，研究者可以探究行動者主觀的未來圖景和未來意識與客觀社會規律之間的內在關系，并對個人或群體的未來直覺、經驗、體驗及其生成機制進行深度詮釋。

潛在未來強調未來的相對開放性。之所以是相對開放，是因為未來在本質上被認為是不可能被完全知曉或控制，但又不是一個完全無知的領域。不存在一個等待被發現的遙遠未來，真正可以被知曉的只能是潛在未來,即與當前具有內在關聯的或然性（probability）和主導趨勢。從時間性來看，潛在未來強調未來與當下之間內在、隱蔽的時間連貫性；從空間性來說，未來不是無限度的開放空間，而是嵌入在特定的價值系統、制度規范和歷史框架之中，往往以一種結構化的確定方式呈現，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未來作為一種當下的概率延伸，無時無刻不受到來自過去的歷史影響和來自當下的能動塑造，但也可能顯現出從未顯現的危機和意外結果。在“潛在未來”的研究進路中，研究者或多或少地相信，基于概率論的設計和調控，可以前瞻性地把握未來。一方面可以通過概率計算來預測潛在未來的或然性，探測影響和塑造未來的構成要素、可能性及其實現條件；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有組織的規劃實踐或可行的社會實驗，驗證有關于未來的不同假設，指引未來的方向或趨勢。

替代未來強調未來不是現實對象，而表征著相對于現實而言的超經驗存在。從時間性來看，“未來”將社會學的眼光轉向超越當下的未確立（non-established）現象，表現出與當下斷裂的時間屬性。“替代未來”在反思舊進化論的基礎上，關注當下與歷史之間的斷裂性及其所具有的劃時代之“新”。比如，未來不僅是意識形態所占領的時間框架和內容敘事，也是政治活動的重要時間構成。從20世紀全球的政治運動中可以窺見，如何預測和想象尚不存在的未來塑造了全球社會變革中的社會政治參與。從空間性來看，未來是飽含人類歷史主動性的機遇和解放空間，其中包含著人們對可欲未來的規范情感、超現實場景和創造性敘事的構建，以及改變當下的解放行動。在“替代未來”這一研究路徑中，研究者希望自己不僅只是時代的觀察者，而且能夠立足于公共社會學的干預立場，成為通往可欲未來的責任者與貢獻者。研究者通過對替代未來的想象和實踐來促進社會參與，加強弱勢賦權，開展社會比較，介入現實變革。

對“未來”的探尋應當走向社會學思想的中心（Schulz,2015），這種呼喚在近年來各類未來導向的社會學研究中已經得到了現實響應。從多元研究進路出發，當前未來社會學圍繞“現實未來”“主觀未來”“潛在未來”“替代未來”形成了不同知識板塊上的核心議題，可供社會學界同仁研究參考。

（一）日常生活、社會建構與現實未來

未來社會學研究將“未來”視為一個具有客觀現實性的經驗對象，在微觀層面考察人們對未來的觀點和體驗如何與普通人日常生活相交織，展示恐懼、希望和愿景如何塑造人的身份、意義和生活方向。對現實未來的考察常見于個體化或群體化的研究思路。前者通過自傳的方式勾畫個體的未來經驗，后者則在更大群體規模上探查影響未來經驗的因素（種族、性別、年齡、地點、收入、教育程度、移民經驗等）。

現實的未來經驗與社會分化、社會不平等議題相互交織，成為“現實未來”這一知識板塊的研究焦點。一些社會群體缺乏未來構想和個人愿望，成為沒有未來的人。他們缺乏社會地位、資源和所需的渠道，或是無法預測未來，或是無法實現自己的未來愿景(Oomen et al.，2022:253)。在“有未來”和“無未來”之間（Tutton，2023)，不同社會群體現實的未來經驗構筑了識別社會分化與社會不平等的隱性標準。預期研究（anticipation studies）尤為關注社會發展中的邊緣人群和社區，致力于在現實層面提升其面向未來的預期能力和未來知識。

探索未來經驗如何在現實生活中被社會性地建構，同樣是“現實未來”這一知識板塊的重要研究議題。未來社會學研究關注現實的未來話語/未來圖景、社會權力與社會變遷之間的內在關聯。如果行動者想要實現某種特定未來目標的話，那么就必須參與到一系列修辭性、圖像化的符號活動中。未來社會學開始關注有關于“未來”的故事、對話、隱喻、公共爭論如何被表達，以及未來主張對現實的塑造，比如對經濟投資、政治活動和社會政策框架的改變。現實生活中的未來圖景是“對未來某個時間即將到來的事物狀態的期望”(Bell & Mau,1971:23)，社會學可以分析是誰制造了社會期待，以及它們如何與決策有關。

（二）感覺體系、情感狀態與主觀未來

在公共領域中廣泛宣傳討論的“未來”與人們體驗和感受到的“未來”不同。前者被稱為“大未來”，即對大規模、影響廣泛的社會發展想象；而后者則被稱為“小未來”，指向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平凡、小規模、革命性更弱的生活趨勢想象（Michael，2017）。未來社會學將社會主體所感知的和情感性的未來（Coleman，2017）納入研究視野，并嘗試通過新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來探測未來是如何被不同的群體想象和感覺的。近年來，社會學一再強調“恐懼”“希望”作為社會學關切對象的重要性（Cook & Cuervo,2019;Gili & Mangone,2023）。“恐懼”是一種強大的情感狀態，它破壞性地摧毀了人類主體與未來的緊密關系，而“希望”不僅是否認困難現實的情感產物,更是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策略。

感覺體系、情感狀態與主觀未來的議題引申出了一個新興的社會學研究和實踐領域——感覺社會學（sensory sociology）。感覺社會學以社會生活中不可見的內容為研究對象，關注到那些被傳統社會學遺漏或是被排斥在外的東西，旨在揭示世界是如何以感覺的方式來被經驗的（Coleman,2017）。當前，感覺社會學開始被應用到一些導向未來的行動研究中。感覺社會學的研究內容不僅包括對未來想象的學術研究，而且包括與研究對象一同在行動中探索和激發主體未來，比如創造性地通過感覺方法和視覺方法來記錄數據（Lupton,2020,2021）。同時研究者通過運用參與式的研究設計，使研究對象參與到對未來的開放想象中來。

（三）不確定性、前瞻性知識與潛在未來

當代社會日益增加的不確定性帶來了一個知識悖論：不確定性使得人類在社會發展中難以進行準確預測，但又使得對于社會發展的預測性知識需求日漸突出。未來社會學研究必須要接受社會本體具有不確定性的假設，也必然需要接納不確定性成為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準則（文軍、劉雨航，2021）。

若要把握社會發展的潛在未來，核心議題是開啟前瞻性的社會學研究。獲得前瞻性知識不能簡單等同于對未來的精確預見或者是表達某種未來愿景。這是因為未來預見或愿景并非是有關于未來的知識，而是展現特定、有限的未來可能性。面向潛在未來，未來社會學遵循概率或然性（possibility）和可能性（probability）的邏輯，投身于人口社會結構轉型、社會不平等加劇、科學技術的復雜后果、全球沖突危機、氣候變化、環境惡化等緊迫的時代議題之中，謹慎地推測未來發展的主導趨勢，識別潛在未來的核心原則和必要條件。當前機器學習和大數據的出現為未來社會學研究洞察潛在未來提供了新的數據資源和分析手段，也使社會學在新的條件下開啟前瞻性的社會預測研究、強化決策咨詢功能成為可能。

在不確定的時代背景下，未來社會學出現了一些新的方法論倡導。有學者認為大數據時代預測未來事件和行為的基本邏輯應當從因果關系的束縛中脫離出來，重新轉向“描述”（邁爾-舍恩伯格、庫克耶，2013;Halford & Savage,2017）。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關注經由科學技術調節和塑造的未來，創新地使用思辨（speculation）方法來推動科學、技術和未來研究參與者相互聯動的知識生產（Meskus & Tikka,2024）。面向潛在未來的研究并不意味著放棄歷史視角或者放棄對歷史現象的考察，而應當與歷史社會學進一步合作，理解社會發展的多重時間動向。

（四）美好社會、烏托邦與替代未來

現代性的核心是一種指向美好未來的價值追求，它是現代社會的精神內核（劉少杰、王建民，2006）。當前社會學是否依舊能夠在實現美好社會和未來希望方面扮演積極角色，取決于社會學對時代的分析和診斷功能以何種形式延續。不同時代背景下未來圖景對個體和社會所具有的變革價值使得對未來圖景本身的研究成為未來社會學的核心議題之一。研究者考察他人如何預測未來以及預測何種未來，從而批判性地觀察和分析未來被制造的社會過程與社會機制。其中的關鍵問題是行動者如何動用一系列資源來創造一種趨勢或者說服別人未來會帶來什么。

與此同時，研究者以更為直接的方式投身于制造未來的實踐也在當前未來社會學研究中得到了反響。未來社會學被認為應當是飽含激情和富有生命力的，這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對“烏托邦”的定義（Bloch,1986）形成了呼應。替代未來推動社會學開展“希望性的思考”,并將其視為能夠帶來改變的解放力量。在這一知識板塊中，烏托邦不再是意識形態，而重新成為社會科學的一種方法（Moylan & Baccolini,2007）。烏托邦批判性地測量了替代未來與現實之間的距離，使我們可以根據我們能夠做什么或應該做什么來判斷我們正在做什么（Gorz,1999:113）。烏托邦重新被理解為一種對更好生存方式欲求的表達（Levitas,2010）。通過創建實現美好社會的“社會學準實驗室”，社會學得以將自身塑造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通過對替代未來的研究聚焦，社會學將“時間診斷”確立為一種視角或一項議程，繼而對社會發展趨勢和潛力進行批判性的分析。這種批判性的努力有助于反思性地審視社會決策，揭示有益/有害的結果，提示政策選擇對社會不同方面產生的不同后果。

五、總結與討論：建構中國自主的未來社會學知識體系

在過去幾年，把“歷史”帶入社會學已經獲得了諸多共識，而如何把“未來”帶入社會學卻鮮有討論。我們身處在一個未來高度滲透至當下的時代，未來延伸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迎接未來發展的新穎性也將成為歷史必然。為此，有必要考慮社會學在回應未來議題方面的可能貢獻，這構成了本文的基本出發點。

社會學與“未來”之間并不陌生，但“未來”的現代意涵長期困束于一系列舊觀念而未能得到充分闡明，社會學對“未來”重要性的認識和理論化努力仍然匱乏。本文反思性地提出通往“未來”的社會學，不僅是對21世紀以來社會學重啟“未來”議題的研究跟進與回應，更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背景下呼吁中國社會學界關注時間結構中的隱蔽面向——“未來”，開展回應新時代需求的未來社會學研究，建構中國自主的未來社會學知識體系。

對于“未來”的關注時刻伴隨著一種現實的緊迫感。20世紀世界秩序的變遷使得全球北方產生普遍的未來悲觀圖景。齊澤克（Slavoj Zizek）在《生活在終結時代》（Living in the End Times）中將全球資本主義描述為接近“世界末日的零點”（Zizek,2011）。在“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宣言下（Fukuyama,1992），擁有一個有希望的未來的感覺消失了。許多人相信災難不可避免而不是未來會變得更好（Berardi,2011:126），當前和即將到來的災難感貫穿于這些文章中，使悲觀主義、災難論、末世論、反烏托邦思想、風險、人類世等論調異常活躍。資本主義危機和增長極限的發展思維倒轉了進步觀念，烏托邦思想的主導性正在經歷蛻變。然而對于中國而言，“未來”恰恰是驅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思想內核。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美好社會”既是一個規范社會學的問題，更是建構中國自主的未來社會學知識體系的重要問題。鄭杭生（2009）指出，“對中國社會學來說，總結過去是重要的，但更迫切和重要的是把握現在、規劃將來，以便更好地為當前和今后我國社會發展、社會建設、社會轉型服務，為增進我國人民的福祉服務，為健康發展社會學學科服務”。從經驗層面上來說，中國自主的未來社會學知識體系迫切地需要回答“未來”如何嵌入個人、群體、社會的現實經驗之中，進而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時間向度，以及“未來”又如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背景下催生出具有新穎性和自我超越性的社會轉型過程。

將“未來”帶回社會學的知識中心也時刻伴隨著一種研究痛感。長期以來，“未來”在西方主流的社會學中很少被正式提及和系統論述，更不要說形成較為豐富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問題是沒有了“未來”的社會學如何能夠有未來？社會學眼中的“未來”不是尚未發生、虛無縹緲的幻想，而是作為一種時空雙重范疇成為社會行動和社會生活的中心。未來社會學研究一方面可以有助于理解當前世界是如何被組織和治理的，另一方面還可以更好地解釋面向未來的投射、期望、希望對當下行為的驅動和影響。未來社會學使社會學重新面向真切的人類未來經驗、潛在的社會進程和可欲的發展空間。可以說，“未來”構成一個全新的認識范疇。通過它，“過去”和“現在”重新向我們打開了大門。

未來社會學與中國社會學的未來休戚與共。21世紀中國自主社會學知識體系的建構集中面臨著諸多現實挑戰，尤其需要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面向人類社會發展的未來發出強有力的社會學聲音。建構中國自主的未來社會學知識體系涉及制度結構和智識框架兩個關鍵方面。前者涉及未來社會學是否能夠作為一門學科生存下來，又將以何種形式、何種知識功能呈現；后者則涉及如何圍繞未來研究形成系統化的理論思想和方法體系。中國自主的未來社會學知識體系應當具備一些基本知識立場：一是保持學術立場的反思，克服社會學家的地區偏見或任何形式的中心主義；二是在全球南方—全球北方以及東西方國家之間加大實質性的研究對話，從而克服學科的知識孤島；三是定位于中國社會發展獨特的歷史語境和歷史方位。建構中國自主的社會學知識體系，不僅需要立足于歷史來洞見未來，也需要打破線性的時間推斷，研究未來如何參與到歷史中。

總之，今天很難想象沒有未來向度的社會學知識。要對我們的未來負責，就要求我們在變動的時代中了解自己，承認我們的影子，驅動未來導向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