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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 真實故事計劃（ID:zhenshigushi1），作者：王玨

求學上岸無期，就業機會微茫，工作環境壓抑，近年來，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去澳洲等地打工尋覓轉機，卻發現外面的路，也變得沒有想象中寬廣。隨著全球勞動力的流動和申請熱度的高漲，澳洲 等國內年輕人熱衷的 勞動力市場趨近飽和 。

找工變得越發困難。 在僅剩不多的體力工作中， 從大陸漂洋過海的前白領、學生也難以競爭過別國勞工。

落敗

五點十五分，天還沒亮，安娜伴著雞鳴前往草莓農場。爭搶從到達現場的那一刻開始——每一個勞工都要盡量搶到一個趁手的推車。

所謂推車更像一個四方的鐵架子，寬度正好橫跨一隴草莓田。推車的一邊為摘草莓的人留出一個座位，供他們坐在車上摘取左右兩側草莓，其余位置則環繞放草莓的塑料筐。

安娜在上海外企多年的工作經驗，在澳洲的草莓田里全無用武之地。果園里的熟手往往會一早搶走好用的推車，并進行改造以鞏固自己的使用權。有些泰國人會在推車上噴上自己的名字。有人甚至在收工時卸下車座。安娜只好和中國工友相互結伴，照貓畫虎地在好用的推車上掛上東西作為標記。

摘草莓時，曾為白領的安娜也感受到一種費力。她感覺“手腳短”的自己仿佛被架在推車上。她不僅要用腿借力夯著笨重的推車在泥地里前行，還要努力伸長四肢以摘取那些低矮的、藏在叢中的草莓。很快，她的四肢因為推車、扛草莓筐而布滿淤青，新舊交疊。

圖丨安娜工作的草莓農場，遠離市區

決定到澳洲打工度假之后，安娜產生過很多美好想象，比如體驗不同類型的工作，再比如周薪破千元澳幣（超4500元人民幣）、在果園邊摘邊吃的自由圖景。這也是社交媒體上對澳洲打工生活最多的呈現。在上海外企從事市場營銷工作多年，她想要將在澳洲打工度假作為跳板，換個環境從事本職工作。

在做攻略時，她還看到過一個提醒：草莓采摘是絕對不要做的工作。這種嬌嫩的水果對消費者來說意味著鮮美的口感，對采摘工卻代表工作難度的成倍增加。

然而2023年夏天赴澳之后，安娜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她早早避雷的草莓農場。這是沒得選的結果。在累計投遞了上百封簡歷后，安娜才收到這家招工中介公司的詢問。

安娜是放開后首批澳洲WHV簽證的持有者。WHV，即打工度假簽證（Working Holiday Visa），該類簽證的持有者可以在一定時限內，前往簽證國度假或打工，目前，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全球唯二面向中國大陸公民開放WHV的國家。

近年來，打工度假簽證的熱度明顯升高。澳大利亞打工度假簽證由移民局從遞交申請的人中隨機抽取5000人。2024年5月，澳洲移民局宣布，由于申請人數達到系統原定上限，當年抽簽工作暫停。所有擠進系統的申請，在停留數月后，被打上“expired（過期）”標簽。2025年2月，澳洲移民局首次公布了該簽證各申請國人數明細，過去一年來自中國的申請者人數達到34161名，中簽率為14.64%，抵達近年來最低。

打工度假簽證的申請條件明確要求了申請者的年齡及學歷水平，申請的過程更考驗英文能力、信息搜集能力及執行力。成功獲取簽證資格的人往往學歷較高，出身一二線城市中產家庭。

近年來，緊縮的環境無差別地擠壓著所有年輕的求職者。求學上岸無期，就業機會微茫，工作環境壓抑，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出海打工尋覓轉機，卻發現外面的路，也變得沒有想象中寬廣。

2021年，從國內一所211高校的英語專業畢業，小姜進入互聯網大廠，在職場碰了壁。畢業前，她原本期待在職場遇到很好的同事，學到很多東西。工作后，她卻發現自己忍受著“996與大小周”，做著 “高中生都能做”的任務。幾個月后，她結束這份工作，每天躺在家里。

此后，她嘗試過轉換賽道，提升自己的學科背景。從2023年2月到荷蘭讀研究生，文科生轉碼，到一年后再次轉換專業，進入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更加靠前的格羅寧根大學讀語音技術。她一直希望自己可以跟上時代的步伐，有更好的發展。

2024年，當提升完背景的小姜回到成都找工作，卻發現局勢變得更加困難。從五月到九月，從實習到社招，從AI初創公司到web3，她投出上百份簡歷，做過無數考題，最終仍沒有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

根據智聯招聘發布的《2024年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2024年，全國畢業生就業率較2023年再下降2%，與此同時，慢就業、自由職業比重再度上漲。2025年2月公布的數據顯示，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6.9%，較去年同期再度上升1.6%。

在感知到無望后，小姜決定開啟自己繼本科畢業后的第三次gap，去澳洲打工度假。這張一年前懷著碰運氣心態申請到的WHV簽證，此刻成了小姜繼續推進生活的清晰路徑。

然而，隨著2023年后全球勞動力的全面流動和申請熱度的高漲，澳洲勞動力市場趨近飽和。

2024年7月，小姜抵達墨爾本，在四個月后，才找到一份水果包裝廠的工作，工廠位于墨爾本附近小鎮莫魯普納，共有八條流水線，每天包裝一種水果。

在社交媒體關于澳洲打工度假的討論中，高薪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點。但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對于以時薪計算工資的工作來說，高薪往往是難以拒絕的超長工時累積后的結果——“周薪破千”，往往對應每周43小時以上的勞動時長。

正常情況下，小姜一天的工作時長是9小時，但工作量隨著訂單量起伏。10月，澳洲夏季開始，工廠訂單量也跟著增加。小姜接到密集的排班，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9~13.5小時不等。按照稅后到手22.5澳幣的時薪計算，她的確實現了周薪破千。然而，加班最嚴重的一周，她的累計工時達到58.5小時。

于2022年5月落地澳洲的蘇池，表示自己趕上了“紅利期”。那時澳洲正勞動力緊缺，蘇池接連找到幾份工作，在2023年9月就通過工作時長的累積集齊了三次續簽的簽證。但到了2024年年初，當蘇池再次開始找工，卻發現“哪里人都變多了”。

感知到風向的變化，“不想再卷”的蘇池利落地回了國，終止了在澳洲繼續打工的計劃。

在超預期的工作量和艱難的競爭外，出海打工的年輕人們還不得不面對長期規劃的問題。打工度假簽證時效有限，找到的工作多以體力勞動為主，想要長期留下，還需要更高的門檻。

在做過草莓農場、餐廳服務員等幾份藍領工作后，安娜開始嘗試在悉尼尋找市場營銷相關工作——這是她選擇到澳洲打工度假的真正目的。

但每個聽聞她持打工度假簽證的雇方，都選擇了拒絕。與此同時，簽證二次申請通過的消息遲遲不來，離境時間逐漸逼近。

在抵達澳洲二百多天后的2024年5月，安娜回到上海，重新成為某家外企的白領。

回看這場旅程，安娜感到挫敗。她發現，打工度假并不如預想中那樣能輕易成為在海外就業的跳板。而相比起社交媒體上通過打工度假實現存款幾十萬的故事，她的存款比之出國前，也幾乎沒有增加。

局勢驟變，挑戰升級。在打工度假簽證提供的短暫停留后，年輕人們再次來到人生的岔路口。

淘汰

“這是你丟的嗎？” 印度尼西亞主管的一句英文質問，穿過鐵皮工廠里隆隆的機器轟鳴聲，將她的注意力打斷。

小姜沒注意主管是什么時候逡巡到自己身邊的。在這家工廠里，主管有專屬的位置——八條流水線末端一把高高的椅子。有時他盤踞在上面，監視每一條流水線上勞工的舉動，有時他游走在各個流水線間搭把手，或者指教那些不合心意的勞工。

此刻，主管正站在流水線旁，指著一個放爛果的桶質問小姜。這天，工廠包裝西洋梨，梨子在生長過程中會產生裂口與劃痕，給一等果、二等果和垃圾果的區分增添困難。主管認為小姜將好果當成壞果扔進了垃圾桶。

“不是。”她回復道。主管表露出不相信的神色。他彎腰撿出爛果桶中的果子，一個個指給小姜看，并用英文撂下一句， “下次再這樣，你就回家（go home）。”

“go home”，小姜在心里把這句話翻譯成“滾回去”。對于集簽的勞工來說，這是極具效力的威脅。

澳洲政府規定，打工度假簽證持有者在特定地區和行業工作滿一定時限，即可延長簽證有效期，一次可申請延期一年，最多支持三次申請。打工度假簽申請者將這一過程稱為“集簽”。

支持集簽的工作向來熱門，申請者眾多，用人單位的選擇也多。因此，這些工作不僅難得，還很不穩定。打工者可能因為許多原因被辭退或替代。

而在靈活的排班制度下，雇傭關系可能會在某天下工后悄無聲息地結束。在這家水果廠，小姜的排班完全是由主管決定的。每天上工前，主管會通知工人們第2天是否有排班。

圖丨小姜第一次穿上藍領工作服

初到這家工廠時，小姜就曾領受過“go home”的威脅。小姜在流水線下游，負責從上游送來的水果里挑出爛果子，再將好果送到下一環節。盡管下游工作人員能夠讓面前的傳送帶暫停，但上游水果卻源源不斷送來，動作稍慢，果子就會在下游淤積。傳導回上游，水果便會滾進其他人的流水線。

勞工們稱之為 “爆管”。小姜討厭爆管，一旦爆管，溢散在其它流水線的果子型號就會昭告所有人，是哪條線的工作效率出現了問題。

在一次手速過慢影響流水線時，小姜第一次被主管威脅。那是個會講中文的印尼人。他切換成中文，對剛到工廠的小姜說：“好慢好慢，笨死了。”最后，主管的訓斥以“go home” 作結。

收到威脅時，她想起自己在另一個水果廠上工三天，就再也沒接到排班通知的朋友。朋友的工廠和她的情況一樣，排班完全由主管決定，會在上工前一天通知等工的人。小姜手頭沒有其它工作機會。她不能輕易放棄。

小姜想過，一旦在沒有其它選擇的情況下失去這份工作，她就要重新經歷一遍找工的全過程：不確定的等工時長，不確定的工作內容，和不確定的工作地點。在下一份工作到手前，日常開支、等工時長、以及流動找工帶來的開銷，都是難以從容負擔的成本。

帶著恐慌的心情，在工廠中工作兩個月后，小姜把手速提升到了可以獲得主管表揚的水平。然而當她再一次收到“go home”的威脅，小姜清晰聽到腦中的聲音：“受不了了。” 當晚一下工，她便向塔斯馬尼亞的櫻桃廠投遞了簡歷，并在圣誕節后離開了這里。

圖丨在塔斯馬尼亞的櫻桃廠

在供小于求的就業環境中，打工度假者越發成為澳洲就業市場中的生存鏈底端，成為雇傭者們隨時可以替換掉的選擇。

在工廠的臨時排班制度外，水果農場等計件制工作更考驗勞工們的體力。這也意味著，從大陸漂洋過海的前白領、學生幾乎很難達到行業標準水平，更競爭不過來自東南亞富有體力工作經驗的勞工們。

在草莓農場第一天上工結束，就有與安娜結伴的中國工友決定退出：他摘了180斤草莓，稅前日薪為54澳幣，相當于當天時薪6澳幣。而澳洲當時臨時工最低時薪標準是每小時29.33澳幣。

15天后，安娜也離開了草莓農場。這個在激烈競爭下唯一的選擇，最終因為她采摘速度過慢，難以獲得可以維生的薪資，而成為無效選項。直到離開，安娜到手的工錢換算成時薪，也沒有一次能達到澳洲最低標準。

退出

即便通過集簽將簽證有效期延長至三年的極限，到期的那一天也注定要來。擺在所有澳洲打工度假者面前的選擇是相同的：按時離開，或者拿到工簽、學簽留在當地。

如果通過工簽，打工度假者必須找到有資格提供工簽擔保的雇主。如果通過學簽，則需要拿出存款在澳洲修習學位，通過畢業生工簽留在澳洲。大多數打工度假者會在社工、幼教或護工三個專業中選擇申請學校，畢業后進入這些勞動力長期緊缺的行業，再順利拿到工簽。

離開是一條明顯輕松的路，但對個體來說，做這個決定并不容易。2024年夏天，安娜決定回國，重新成為某家外企的白領。在她宣布自己離開決定的視頻評論區，有人留言：“說白了是后路太多了。”

安娜沒有否認這個評價：她并不是非做端盤子的工作不可，如果要以這種代價留下，澳洲顯然并不是最好的選擇。但安娜也無法掩飾自己的不甘心。對她而言，“回國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個最后要做的方案。”

而更多時候，抵達澳洲的動機，影響著打工度假者們最后的決定。他們抵達這里的答案往往以“不想”開頭：不想忍受國內的職場氛圍，不想持續浸泡在抑郁的狀態里，不想再努力地消化人與人之間的分歧……對于想要撤退的年輕人，回國已經不是選擇。

肖恩在2022年抵達澳洲，進入一家蔬菜加工廠打工。他被分到芹菜組，負責把一捆捆芹菜從桶里抱到切菜的臺面上，再由另外兩位同事挑出爛菜葉、擺正品質過關的芹菜并切割。

在體力勞動的挑戰外，肖恩也在新的環境中感受到和以往不同的職場氛圍。在蔬菜廠時，肖恩有次失誤弄丟了一把鏟子。盤點資產的主管花了不少功夫調查這把鏟子的去向，但在最終向肖恩說明這件事，他用了第一人稱：“我們不小心把它弄丟了。”

肖恩的心情在一瞬間由歉疚到驚訝。對方沒有指責他，反而做出寬容的姿態，提出愿意一起承擔錯誤。

圖丨肖恩和芹菜小組工友去看銀河

在海外生活的諸多不確定性中，肖恩唯一確定的，是他不想回到從前。出國前，肖恩先后在北京某國企和市場單位做程序員。2019年開始，他發現自己逐漸無法再理解發生在周圍的撕裂。

和要好的同事聚會，他提到新聞，但同事建議他“不要關注太多負面消息”。在公司，有位女同事入職半年后休產假，他看見另外兩位女同事在微信小群交流：“面試的時候如果知道她有生孩子的打算，就不該錄用她。”2020年春天，死亡在周遭發生，他躺在床上，眼淚無聲滑出眼眶。2021年春節，他躺在沙發上看一家人說話，卻突然想死。這個念頭令他震驚和恐懼，眼淚再次無法停止地涌出來。

因此，2022年，當那張2019年延宕過期的WHV簽證突然向他發出“更新體檢報告激活簽證”的邀請時，肖恩和女朋友長談一次，又簡單通知了家人。隨后，就像愛麗絲跳進兔子洞，他鉆進打工度假這條通道，退出了自己過去三十年的生活。

而作為通道，WHV不提供終極答案。2023年2月，肖恩集簽結束，開始找工作。百分之九十的簡歷石沉大海，剩下的大多面試一輪后杳無音訊。唯一走到二面的一份工作，崗位要求與他此前工作經驗高度匹配，肖恩感覺到有一些希望。但對方最終選擇了一個本地人。

到年底，肖恩對找到工簽工作不再抱有期待，他開始為重回校園做準備。2024年4月，他得到美國德保羅大學一所研究室的接收承諾。校方最終選擇了一名大廠前員工。

收到拒信時是在2024年5月初，肖恩措手不及。他的打工度假簽證在6月就要到期。肖恩放下一切標準，開始向澳洲的大專學校海投申請，專業之間毫無關聯，從平面設計到金融管理。

終于，2024年6月，在本科畢業10年后，肖恩在悉尼一所院校里重新變成了大專學生。

圖丨在申請同時，肖恩去割草兼職賺錢

小姜計劃在澳洲的簽證到期后，在國內找份工作領取一段時間畢業生補貼，然后再申請日本向國外求職者開放的過渡簽證，去找一份代碼相關的工作。

本科畢業三年后，小姜發現即便擁有海外轉碼學歷，仍然難以在國內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她不得不到澳洲開始第三次gap。在離開的同時，她還接受了一份線上的銷售工作。這份工作是小姜繼轉碼、轉AI、追求學校QS排名外的又一次“多一手”準備。

社交媒體上，仍有許多人將出海打工看作重啟人生的路徑。在全球經濟下行、地緣政治影響加劇的寒冬里，海外打工度假簽證一向被人們視作“成本最低”的出海手段。

談到網絡上大家對“打工度假以重啟人生”的期待，小姜覺得這并不是一個合適的心態。她用“彩票”形容WHV：這是命運意料之外的饋贈，不能作為一種可以計劃的路徑。

命運有時也伏筆千里。2024年的圣誕節，小姜從莫魯普納到墨爾本，和初到澳洲時的沙發客房東以及其他陌生人一起過節。返程途中，她穿過一片黃沙地。

“沙漠內陸。” 小姜腦海里突然蹦出這個詞，她一路追索這個認知的源頭，來到小升初暑假偶然買到的一本書。

小姜拿出手機給媽媽發消息：“媽媽，幫我看看那本書還在不在？”

很快，媽媽發來書的照片。小姜記得，12歲的自己曾覺得那些內容離現實太過遙遠，只草草翻過幾頁，講的正是澳大利亞。那時的她，還沒細想未來自己會是什么樣，更不知道自己將以何種方式、抱著何種心態抵達大洋彼岸的這方。

照片中，小姜看出那書已經有些年頭，封面設計透著一股笨拙氣息。書的封面用藍色的黑體字寫著碩大六個字：《打工環游世界》，占去四分之三版面。仔細看，在圖片的右下角，小姜看見一個小小的、乘著滑板的藍色地球。

*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人物為化名。

真實故事計劃（ID：zhenshigushi1）每天講述一個從生命里拿出來的故事

撰文｜王玨

編輯｜羅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