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前，國際刑事法院在小馬科斯政府的配合下，動手從菲律賓將杜特爾特帶走。在這半個月時間里，杜特爾特這邊聘請優秀律師，為爭取無罪釋放做起了積極準備。

但是在國際刑事法院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留給他們的時間并不算多，若是老杜一邊無法提供有力證據證明無罪，那么在9月23日，國際刑事法院將確認對杜特爾特的指控。

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老杜的首席律師考夫曼就迅速表態，聲稱已經掌握了兩個“令人信服”的論據，可以阻止法院對此案進行審理。

（杜特爾特首席律師考夫曼）

考夫曼口中第一個有力論據，還是此前杜特爾特家族堅稱的“管轄權”問題。

考夫曼認為，在國際刑事法院授權調查杜特爾特之前，菲律賓已經正式退出該法院了。而根據《羅馬規約》第127條規定，退出國在退出后將不再承擔規約義務。所以在菲律賓退出后，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也應該完全終止，而菲律賓國內的司法系統，具有優先處理案件的資格。

同時，《羅馬規約》規定，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是補充性的，即僅在成員國國內司法系統“不愿或不能”有效追責時方可介入。但杜特爾特團隊強調，菲律賓已啟動國內調查程序，對部分禁毒戰爭中的警察提起了刑事訴訟，因此國際刑事法院的介入缺乏必要性。

基于以上論述，考夫曼將在預審階段說服法官，若是法官同意這一觀點，之后將不會舉行正式的指控確認聽證會。

此外，考夫曼還有第二個論據，即認為杜特爾特當時是被菲律賓政府和國際刑事法院“綁架”到海牙的，完全沒有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同時更違反了菲律賓的法律。

考夫曼表示，杜特爾特之所以被捕，就是因為和現在執政的小馬科斯家族發生了沖突。在這樣的背景下，小馬科斯政府非常著急將杜特爾特從政治舞臺上剔除，所以沒有按照程序，直接將老杜押到了海牙，而這明顯是不合規矩的。

（杜特爾特女兒莎拉）

除了律師進行辯證之外，杜特爾特女兒莎拉也對法院指控提出了合理反擊。

莎拉認為，國際刑事法院所謂的“掃毒戰爭導致三萬人死亡”的數據完全沒有依據，且檢方提交的181份證據文件中，也沒辦法證明老杜掃毒行動期間進行了大規模的“法外處決”。當下真正有關杜特爾特的所謂謀殺指控，只有43起，數字甚至不到50，所以國際刑事法院才是“誣陷”。

對于杜特爾特來講，其律師的這兩點論據，對其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首先是能拖延審判的進程。通過法律程序質疑管轄權，可顯著延長案件審理周期。屆時國際刑事法院需首先裁定自身是否具備管轄權，這一過程可能耗時數月甚至數年，這就為杜特爾特爭取了應對國內政治危機或尋求外交斡旋的時間。

其次，是能一定程度上削弱國際刑事法院的合法性。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爭議，在國際法領域其實并不只有這一例。比如說美國、俄羅斯等大國就沒有加入《羅馬規約》，在這種情況下，該法院對俄羅斯領導人的追責嘗試也并未成功。如今杜特爾特團隊強調法院存在“雙重標準”，便可削弱其道德權威，爭取國際輿論支持。

若管轄權異議被部分國際法庭或學者支持，將引發對國際刑事法院權威的廣泛質疑，甚至影響其未來對其他案件的審理。杜特爾特團隊也可借此塑造“受害者”形象，將案件定性為“政治迫害”。

最后，管轄權爭議可能激發菲律賓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鞏固杜特爾特的政治基本盤。若國際刑事法院最終裁定無管轄權，案件將被駁回，杜特爾特可徹底擺脫法律追責。即使法院堅持管轄，程序爭議也可能降低其判決的強制執行的可能性。

（杜特爾特）

總之，杜特爾特律師團隊以管轄權和政治斗爭為由的抗辯，既基于國際法的技術性爭議，也依托國內政治與國際關系的復雜博弈。其“有力性”源于該法院自身管轄權的模糊性、成員國退出的合法性爭議，以及案件背后的政治化嫌疑。一旦成功，杜特爾特不僅可能免于審判，還能重塑其政治遺產，甚至影響菲律賓未來的外交與司法獨立走向。

至于國際刑事法院這邊，之所以抓著杜特爾特一案不放，也是想要借此來樹立“威信”。

當下，中美俄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均未加入《羅馬規約》，導致國際刑事法院缺乏對全球主要政治實體的約束力。再加上歷史上其對蘇丹前總統巴希爾、肯尼亞總統肯雅塔等非洲領導人的追責嘗試多以失敗告終，被批評為“選擇性司法”，甚至被非洲國家集體抵制。

在此背景下，法院就急需通過高調處理非西方國家，如菲律賓案件，向國際社會證明其“存在感”。

但在明顯證據不足的情況下，這種“立威”嘗試能否成功，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之后若是老杜逆風翻盤，該法院不僅存在立威失敗的風險，其僅存的權威還可能會進一步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