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三年九月，盤踞湖南的武安軍（即潭州，今湖南長沙市）節度 使周行逢（？—962）卒，子周保權（952—985）嗣位，但周行逢的部下 衡州（今湖南衡陽市）刺史張文表（？—963）不服。是年十月，張文表 借往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吊問為名，領兵道過潭州，殺知留后廖簡，自稱權留后事。年方十一的周保權于是遵照亡父的旨意，向太祖歸順，并請太祖出兵討伐張文表。同年十一月，荊南（即江陵府，今湖北荊州市）節度使高保勖（924—962）卒，其侄高繼沖（943—973）代領其眾，但人心不附。這給予太祖同時平定荊湖的良機。

同年十二月三日，大概是聽取了趙普與李處耘的建議后，太祖加封周保權為武平軍（即朗州）節度使，以安撫其部眾。同月二十日，又派使者宣諭潭州和朗州，命張文表入京，看他的反應。另一方面，又命荊南高繼沖發兵助周保權，對抗張文表。當出使荊南回來的酒坊副使盧懷忠（919—967）向太祖奏報“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谷雖登，而民困于暴斂”，并指出“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取之易耳”時，太祖即準備借出兵平張文表的機會，以借道出師的理由，先取 “江陵四分五裂之國”。

翌年（按：太祖是年十一月改元乾德）正月五日，太祖遣盧懷忠、張勛與染坊副使康延澤（？—971后）率步騎數千人任先頭部隊前往襄州（今湖北襄陽市）。兩天后（七日），太祖命有病在身的宿將、山南東道（即襄州）節度使慕容延釗為湖南道行營都部署，擔任主帥討荊湖，而委任李處耘以樞密副使充都監。同時遣使十一人，調發安州（今湖北安陸市）、復州（今湖北天門市）、郢州（今湖北鐘祥市）、陳州、澶州、孟州、宋州、亳州、潁州（今安徽阜陽市）和光州（今河南信陽市潢川縣）等州兵會集襄州，進討不肯入朝的張文表。同月九日，李處耘離京前，太祖授以機宜，命他到襄州會合慕容延釗，先取荊南，再平湖南。十日，太祖再命太常卿邊光范權知襄州，替代出征的慕容延釗，又命戶部判官滕白為南面軍前水陸轉運使。十三日，正式委任張勛為南面行營馬軍都監，盧懷忠為步軍都監。這次隨同李處耘出征的將校，還有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解暉、譚延美（921—1003），東上 門使丁德裕（？—976），禁軍悍將田紹斌，淄州刺史尹崇珂（932—973），申州（今河南信陽市）刺史聶章（？—963后），郢州刺史趙重進（？—963后），判四方館事武懷節（？—963后）等。

太祖采假途滅虢之策，同月二十三日，詔荊南發水兵三千往潭州助戰。高繼沖即派親校李景威（？—963）統軍前往。二十七日，太祖又加封高繼沖為荊南節度使，既削弱荊南的兵力，又穩住其心。當太祖大張旗鼓地出兵討伐張文表時，是月底，張文表已被周行逢的大將楊師璠所擒殺，后楊軍取道回潭州。當然，宋軍志在奪取荊湖，并未因張文表之死而退兵。

二月初，李處耘抵襄州，與抱疾的主帥慕容延釗會合。李處耘派丁德裕往江陵府見高繼沖，諭以借道之意，并命他準備柴薪食水等供應，以待宋軍。高繼沖和他的僚屬商議后，托詞江陵的民庶恐懼，要求改在江陵府百里外供應粗糧。李處耘收到丁德裕報告后，再派丁前往荊南，堅持要在江陵府停留。執掌荊南大權的節度判官孫光憲（？—968）與衙內指揮使梁延嗣（896—976）就答應了這一要求。他們否決兵馬副使李景威在荊門（今湖北荊門市）中道險隘處奇襲宋軍之建議，看出了太祖的企圖，而自問無法抵擋宋軍，主張不如主動“以疆土歸朝廷，去斥堠，封府庫以待，則荊楚可免禍”。因孫、梁二人的“識時務”，荊南沒有作出抵抗宋軍的任何行動。然高繼沖仍心存僥幸，他派梁延嗣和他的叔父高保寅（？—988后）往李處耘軍犒師，窺探宋軍的意圖。二月九日，慕容延釗和李處耘的大軍抵荊門，李以禮接見梁延嗣等，并說讓他們第二天回去。梁延嗣以為宋軍沒有奪取荊南之意，就派人馬上回報高繼沖，叫他放心。荊門距離江陵府只有百余里，當晚慕容延釗召梁延嗣等到其帳宴飲，而李處耘則出其不意地親率輕騎數千倍道前進。高繼沖上當，以為梁延嗣回來，忽然見李處耘的軍隊殺到，只好倉皇出迎，在江陵府北十五里迎接李處耘。李命他在原地等候慕容延釗，自己則率親兵先入城，入城前他下令：“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宋軍秋毫無犯地入城，并登上北門的城樓。等到慕容延釗與高繼沖回到江陵府，李處耘的部隊已分據城中 要沖，布列街巷。高繼沖只好向慕容延釗獻納荊南節度的牌印，派客將王昭濟與蕭仁楷奉表以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戶歸降。太祖即派御廚使郜岳持詔安撫高繼沖，又命樞密承旨王仁贍為荊南都巡檢使，同年六月兼知軍府事扼守荊南。對于主動歸降的高繼沖，太祖賜以衣服、玉帶、器幣及鞍勒馬，仍封他為節度使，梁延嗣以下及高氏族人，均授以官爵。這次在李處耘的精心安排下，宋軍不費一兵一卒，便取得荊南，李處耘居功至偉。

宋軍取得江陵后，立即調發江陵兵萬余人加入宋軍，日夜兼程直取周保權所據的朗州。周保權大為恐懼，本來他已聽從觀察判官李觀象的意見，打算向宋廷納土歸降。但周麾下的指揮使張從富等不從，準備設守以抗宋軍。慕容延釗派丁德裕前往招撫，但張從富等不納，而且盡撤部內橋梁，又沉船舫，伐木塞路。丁德裕帶兵不多，不敢與戰，就回去復命。二月底，慕容延釗派戰棹都監武懷節、解暉等率本部兵及部分江陵降兵攻取岳州，大破湖南軍于三江口，獲船七百余艘，斬首四千級，并攻下岳州，擒守將黃從志及將校十四人。

三月八日，太祖收到慕容延釗的奏報，即下旨斥責周保權，并下令慕容延釗等進兵朗州。張從富等出兵迎戰，在灃州（今湖南灃縣東南）南遇上李處耘的大軍。未及交鋒，張軍已自潰。李處耘從北面追擊敵軍至敖山寨，敵軍棄寨而逃，宋軍俘獲甚眾。李處耘為震懾敵人，故意將俘虜中體肥的數十人殺死并與眾軍分食，而將少健的黥面放回朗州。當晚李處耘宿于敖山寨中。第二天早上，慕容延釗的大軍趕至。李處耘放回的敵兵返回朗州后，便告訴城中守軍有關宋軍殺食俘虜之事。一如李處耘所料，朗州守軍果然大為震恐，決定棄城逃走。他們火焚州城之廬舍廩庫，并劫掠居民一番，教城郭為之一空后，就逃往城外的山谷。三月十日，宋軍攻入朗州，擒殺張從富于西山下。周保權的大將汪端劫持周保權及其家屬亡匿于江南寨岸的僧舍中，李處耘派麾下將田守奇領軍渡江前往追捕。汪端棄周保權而逃，田守奇擒獲周保權后，宋軍即進入潭州。于是湖南全境平定，共得十四州、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是月十八日，太祖命戶部侍郎呂余慶權知潭州。四月四日，太祖再命刑部郎中賈玭等通判湖南諸州，又特命給事中李昉（925—996）祭南岳，未幾命昉權知衡州。四月二十五 日，再命樞密直學士、戶部侍郎薛居正（912—981）權知朗州。六月十七日，再命王仁贍權知荊南軍府事。太祖出動了多位心腹重臣，坐鎮荊湖。

李處耘收復荊湖，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他在潭州郡邸娶得本屬湖南馬氏、原名胡希圣（942—1017）、法號妙善而自幼茹素向佛的一名姬妾。李處耘死后，妙善往洛陽天女寺剃發出家，她往來開封與洛陽之間，史稱她“高行著聞”。太宗以她是明德李皇后之親屬，就賜以廣慧大師之號及華服。京師有大姓袁溥舍第建佛寺，太宗賜額名妙覺禪院，以妙善主持之。她除了一直受李皇后及李繼隆的尊禮外，從太宗到真宗及章惠楊太后（984—1036）都對她尊禮有加。她得年七十六，是李處耘妻妾中最高壽的，也是經歷最特別的。太祖這次只花了三個多月，而且在傷亡甚少的情況下，取得荊湖十七州、一監、八十三縣、二十四萬戶的土地與戶口。身為都監的李處耘厥功至偉，最難得的是宋軍軍紀良好，對荊湖州縣幾乎秋毫無犯。令人惋惜的是，從平荊湖諸將自主帥慕容延釗以下都獲升賞，然功勞最大的李處耘不但未獲厚獎，1 反而在同年九月因與慕容延釗的相爭而被貶責。

李處耘與慕容延釗的不協，早在他領軍至襄州時就已開始。李處耘以樞密副使、宣徽南院使的身份為南征部隊的都監。據《長編》和《宋史》本傳所記，他“以近臣護軍，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專制，不顧群議”。他初至襄州時，碰到街頭賣餅餌的人倍取軍士的價錢，他捕得抬價欺人最甚的二人送予慕容延釗處置。這二人大概得到慕容手下的包庇，故慕容不肯處置他們。李處耘不管，三番四次要慕容依法處置，最后李自行將二人斬于市。李處耘為了軍紀而不顧主帥的面子，自然招致慕容延釗的不快。攻下荊南時，慕容延釗的小校司義恃勢占據荊州客將王氏之宅，而且借酒做出兇暴的行徑。王氏向李處耘申訴，李召司義斥責了一番。司義懷恨，就向慕容延釗譖告李處耘。慕容與李的嫌隙于是加深。到了白湖，李處耘看見有軍士走入民舍，不久舍中人大呼求救。李處耘派人拘捕犯事的軍士，竟是慕容延釗的圉人。李處耘為了整頓軍紀，就不管是否開罪主帥，即將該軍士鞭責。慕容延釗得報，在顏面大損的情況下，怒斬其圉人。慕容延釗與李處耘自此水火不容，二人交相論奏對方的不是?？上н@時權知襄州的呂余慶遭母喪，無法排解二人的爭端。太祖收到二人互相攻訐的奏報后，權衡輕重，接受朝議，以慕容延釗是主帥兼宿將，就赦免其罪。太祖與慕容延釗一向交好，并以兄事之，這時慕容仍抱病在身，太祖這次就只好委屈了功大過小的李處耘。是年九月十八日，太祖將李處耘貶為淄州刺史。李處耘大概曉得太祖的難處，就沒有再為自己辯護。據《李繼隆墓志銘》的說法，當李處耘“大勛既集，飛語乃生，卒致投杼之疑，且有傳車之召。屬吏問狀，恥于辨明”。因他被貶，他的長子李繼隆在隨侍他往淄州后亦被“當途者”除籍。稍教李處耘告慰的是，他的次子李繼和在是年誕生。1 《宋宰輔編年錄》載有李處耘被貶的制文，制文說：

昨者南出師徒，俾令監護，所宜宣力，以副朕心。但聞動恣胸襟，每多率易。既乖倚注，合正刑章。尚念已著徽勞，特從寬典，俾提郡印，用示優恩。

這次太祖對人不對事，將有功的李處耘貶責，對處理主帥與監軍的紛爭開了一個壞的先例。李處耘盡忠職守，不買主帥的賬，以監軍身份執行軍紀，本來太祖應予以嘉獎；但太祖偏偏維護與他有特殊

關系的慕容延釗，而貶責了李處耘，這就教后來出任監軍的人只問權勢，不問是非。乾德二年（964）正月，繼李處耘任樞密副使的王仁贍，就是只問權勢，不問是非的典型例子，他在是年七月以監軍征蜀，一味附從主帥王全斌，當王全斌軍隊在平蜀后肆意殺降，并放縱手下軍士劫掠時，王仁贍并沒有履行他監軍的責任，反而狼狽為奸，結果激起全師雄之變。

李處耘被貶，除了因太祖要維護慕容延釗外，筆者認為亦與趙普的排擠有關。過去，學者談論趙普與李處耘之間關系的尚不多，研究趙普成績卓著的亡友張其凡教（1949—2016）曾留意到趙普晚年時曾推薦李處耘的侄兒李繼凝。不過，對太祖朝趙普與李處耘的關系如何，卻沒有深究。 趙普與李處耘是陳橋兵變的策劃者，他倆雙雙從太祖征李筠，當趙普拜樞密使時，李處耘就是他的副手。本來從淵源關系來看，二人關系應不差。但《李繼隆墓志銘》卻記李繼隆在其父貶官時“侍行淄川，為當途者除其籍”。又記當李處耘喪事完結后，李繼隆復官時，“當時用事者或先王有憾之人，方邀寵于明庭，思敵怨于后嗣，公之所厚為公危之”。而《宋史·李繼隆傳》亦記李繼隆初出仕時，“權臣與處耘有宿憾者，忌繼隆有才”。二書中這個呼之欲出、史臣諱言其名，與李處耘有“宿憾”的“權臣”，并除掉李繼隆官籍的“當途者”，除了趙普外，實不作他人想。二人宿怨何來？筆者以為出于趙普對李處耘的嫉妒。史稱趙普“多忌克”，曾屢次排擠太祖信任的人。趙普大概見到李處耘再次立下大功，怕太祖對李的寵眷超過自己，于是借慕容延釗攻擊李處耘的機會，以“朝議”之名指責李處

耘行事專斷，不顧眾議，并以太祖與慕容延釗的特殊關系勸服太祖，以犧牲李處耘來安撫慕容延釗以下的宿將。趙普當時是樞密使，是李處耘的頂頭上司，論職權，論和太祖的關系，趙普對慕容、李相爭的意見，太祖是非聽不可的。依趙普的盤算，李處耘這次被貶，就無法再上一層樓，威脅他的地位。李處耘這次平定荊湖，若非發生與慕容延釗相爭的事，他升任樞密使是順理成章的事。李處耘文武雙全，又得太祖寵信，若再立功勛，誰能保證他有一天不會取趙普的位置而代之？故此趙普要盡早擠走李處耘，改薦他可以駕馭的人做他的副手，這是他專權固寵的必要手段。

李處耘被貶，為何他“懼，不敢自明”？2 筆者認為這是李處耘聰明的地方。楊億在《李繼隆墓志銘》用了《戰國策》中曾參被謠傳殺人，最后其母不免半信半疑而投杼越墻的典故，似乎隱喻當時太祖已為危言所惑。大概李處耘知道趙普之言已先入，即使太祖召見，給他自辯的機會，也敵不過趙普背后傷人的暗箭，倘一時說話不慎，激怒太祖就更不妙，故他選擇不自辯。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長編》和《宋史》都有一則稱揚呂余慶人品的記載，可作為筆者上述看法的旁證。三書均記在乾德二年四月，即李處耘獲罪貶淄州半年后，太祖向剛從江陵府還朝的呂余慶“委曲”地詢問關于李處耘得罪的事。據曾鞏的記載，“及除執政而處耘被黜，同列欲共排之。上問處耘，第以實對”。其時慕容延釗已死（慕容延釗卒于乾德元年閏十二月），而趙普已在這年正月拜相，寵眷正隆。太祖忽然重提舊事，有兩個可能：一是他受人挑撥，余怒未息，想從呂余慶身上尋找李處耘更多的過錯，再將他重譴；一是省悟李處耘受了委屈。筆者傾向于后者，蓋李處耘長子李繼隆本來除籍，但他第二年隨母入賀太祖生辰時又得太祖特恩復官，可見太祖仍對李處耘顧念舊情。史載當太祖問呂余慶關于李處耘事時，呂“以理辨釋”，并因此得到太祖欣賞其誠實，而擢拜參政。教人玩味的是，在這條記載后，三書跟著記在開寶六年九月趙普失寵罷相后，呂余慶沒有像太祖的左右般向趙普落井下石，反而厚道地為趙普辯護。三書的作者將這兩件事放在一起論述。當然是想告訴讀者呂余慶的可敬處在于他不畏權勢，肯說真話。呂余慶不畏何人？我們倘結合當時的環境去看，便知道在乾德二年權勢最大的人就是炙手可熱的趙普，而在開寶六年卻是將趙普打倒的太宗。三書的作者展示給讀者強烈的對比：趙普在乾德二年時如日中天，在開寶六年卻失勢被貶。我們再從呂余慶被認為不畏權勢這點去看，他在乾德二年對太祖所言，必是冒犯違逆趙普的事。事涉李處耘而最可能開罪趙普的，當是揭示趙普當年對李處耘的指控并非完全屬實。

這里附帶一談的是，趙普打擊李處耘的動機，究竟純出于個人對李的嫉妒，還是別有緣故？蔣復璁教授（1898—1990）和張其凡教授曾先后撰文論述在太祖朝，太宗與趙普曾長期明爭暗斗，并用盡手段打擊對方集團的人物。不過，在兩位教授的著作里，均沒有談到李處耘之貶是否為趙普打擊太宗的手段。1 我們從種種蛛絲馬跡去看，自陳橋兵變開始，李處耘與太宗的關系已非泛泛，后來李處耘的女兒更成為太宗的晉王妃。筆者認為，趙普打擊李處耘時，他與太宗尚未成為權力的角逐者。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趙普當時已處心積慮去削除最有資格成為太宗羽翼的李處耘。不過，他出手打擊李處耘時，若說完全沒有考慮太宗的因素，亦于理不合。筆者以為趙普當時打擊李處耘，還是出于個人私心嫉妒居多。

太祖在慕容延釗死后，而李處耘委屈大白之時，仍然將李貶于淄州，投閑置散，最可能的解釋是趙普反對馬上起用李處耘。太祖在乾德二年八月，首命潘美、丁德裕、尹崇珂、張勛攻克南漢的郴州（今湖南郴州市），做稍后攻取南漢的準備。2 然后在同年十一月，展開他統一天下的第二波軍事行動，目標是四川。太祖分兩路攻蜀，他命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為副，而以樞密副使王仁贍為都監，率主力部隊攻蜀。另命寧江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為歸州路副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為都監，統偏師助攻，并命藩府舊人給事中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刺史曹翰（924—992）為西南轉運使。太祖在大軍出發前，特別叮囑諸將，“行營所至，毋得焚蕩廬舍，毆掠吏民，開發丘墳，剪伐桑柘，違者以軍法從事”，又表明“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李處耘在淄州一任三年，從乾德元年九月至乾德四年閏八月，在淄州的事跡，可惜沒有留下什么記錄。他的長女嫁平盧節度使郭崇之子郭守璘，可能是李處耘守淄州時所結下的親事。征蜀部隊的胡作非為，大概他在乾德四年二月后，從原本任渝州（今重慶市）刺史，后以一度降全師雄而被貶為淄州教練使的陳守習處可得知一二?？上?他未及見蜀亂平定，以及再被召立功，在乾德四年閏八月二十四日便 在淄州赍志以歿，得年僅四十七。教他遺憾的是，愛子李繼隆當時在京師供職，未及見最后一面。聞鼙鼓而思良將，太祖得知李處耘的死訊，雖然李的官階不高，但仍然特別廢朝一日，贈李處耘宣德軍（即湖州，今浙江湖州市）節度使、檢校太傅，賜地葬于洛陽偏橋村。

選自何冠環《攀龍附鳳：北宋潞州上黨李氏外戚將門研究（增訂本）》重慶出版社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