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拜入項楚門下的學生們，記憶中都有這樣一幕：在四川大學圖書館二樓的閱覽室，靠窗的位置，頭發花白的項楚正在凝神細讀厚厚的佛學典籍。

恂恂如也的讀書人，這是人們對項楚的一致印象。

項楚長期任教于四川大學，研究橫跨敦煌學、佛學和語言學等多個領域。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榮新江評價，如果說季羨林、周一良是改革開放后推動中國敦煌學重新起步的第一代學者，那么項楚就是第二代學者中的佼佼者，“是迅速占據敦煌語言文學研究高地的中國敦煌學的中堅力量”。

項楚的武器是浩瀚而精密的文獻研究。不同于傳統校注學者不敢越雷池半步，他的勘校寫得環環相扣，全無艱澀的掉書袋氣，讀來像一本偵探小說，只不過需要偵破的是敦煌文獻中的怪字、俗字和已消失的字。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中一句“游泥伽藍”，曾讓項楚苦苦思索好幾年而不得解，直到有一天靈光乍現。他悟出，“游泥”實為“淤泥”，因字形相近而誤傳，“伽藍”在梵文中指寺院，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弄臟寺院。他曾幾次在佛經中讀到弄臟寺院將受惡報，這才融會貫通。

2025年2月4日清晨，85歲的項楚病逝于成都家中。他的一生游于伽藍，也融于伽藍了。

項楚。圖/視頻截圖

“真正的士君子”

項楚從來不追憶往事。他去世一個月后，在書柜的角落里，夫人何建華僅找到他留下的一份往事大綱。

這份大綱從他參加工作寫起，寫到在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分配到中學當老師，進入《漢語大字典》編寫組，到調回四川大學開始敦煌研究為止。文具店里最常見的一元一個的筆記本，一共只寫了十幾頁。何建華推測，這大概是他前兩年住院時寫的，但是他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提過。筆跡仍工整不茍，但字里行間已經帶有體力不支的顫抖。

往事大綱只記錄著時間、事件和人名，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冷靜地切開那個紛繁動蕩的年代。這讓何建華想起項楚當年的鉛筆畫，只寥寥數筆就勾勒出一個人來，形神俱在。但項楚從不畫自畫像。他也不寫自傳，極少接受媒體采訪。

“不吹牛，不回憶，不張揚，不爭。和我的老師啟功一樣，是真正的士君子。”這是川大中文系老同事謝謙對項楚的評價。

謝謙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1980年項楚正式調回川大，當時的中文系系主任是人稱“楊大胡子”的楊明照，楊明照捋著大胡子說，項楚是要做大學問的。謝謙寫信給項楚，項楚早已諸多“學科帶頭人”加身，回信時卻以平輩相稱，叫他“不謙老弟”。

2019年春天，項楚快80歲。中華書局編輯出版了他的全集，項楚反復強調只收錄個人獨作的學術文章，雜著、演講稿和早年的文藝作品一概不收。學術全集一共11冊，以雅致的素色封皮一字排開，皇皇五百萬字，只附了短短的前言，用以商榷治學方法。沒有請人作序，也沒有按照通行做法附上自己的肖像照。

“干干凈凈的，就像項先生的為人一樣。”項楚的學生、四川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教授蔣宗福說。文學出版界一向有請名人作序的風氣，項楚是前輩大學者，找他作序的人甚多，但他總是婉拒，幾乎從不替人作序。

那些寒暄的場合，項楚總是尋一個角落坐下，做完自己的事，向眾人擺擺手就獨自走開，哪怕這個飯局就是為他設的。

有一年，項楚參加全國性學術會議，和時任中華書局總編輯傅璇琮同乘一輛客車。當時項楚在敦煌學界已聲名鵲起，中華書局也多次出版了他的學術論著，但兩位先生都生性內向，各自坐著，遙遙相望，開完會又各自安靜離開。何建華說，項楚開會就喜歡坐在“卡卡角角”（四川話角落之意），按現在的話是個“社恐”。

盡管沒有當面言謝，但項楚用自己的方式向中華書局表達著心意。自20世紀80年代起，他的《寒山詩注》《敦煌變文選注（全二冊）》等重要著作都是交由中華書局出版的。

《寒山詩注》的初版責任編輯、中華書局前執行董事徐俊回憶，彼時收到書稿，常看見項楚用鋼筆豎寫的、粘貼在書頁邊的一張張紙條，上面是對文稿的補充。密密麻麻的批注旁，項楚還會再批注“俟再校”，意思是還需要再仔細核對。

“老一代學者致力的文本校勘注釋研究，為今天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看似已經不那么時興了??但我想借此呼吁，讓我們重新回到最基礎的研究中來。”2019年徐俊在《項楚學術文集》的首發儀式上說。

2023年，項楚在家中。圖/受訪者提供

被事先“鎮壓”的“批判”

1962年，從南開大學畢業后，項楚考取了四川大學研究生，攻讀六朝唐宋文學。畢業后正逢“文革”，校園里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但項楚竭力置身事外，埋頭讀書。

他被分配到成都市西北中學當語文教師。那期間整個社會教育荒廢，對項楚來說，那是一段苦悶的時光。直到1976年，為了改變“大國小字典”的現狀，國務院決定修纂《漢語大字典》。項楚是“蜀中碩儒”龐石帚先生的研究生，素有文名，被調到編寫組，負責從《敦煌變文集》中摘取編寫字典所需要的例句。

項楚要用卡片把例句一條一條地寫下來，字頭下面寫上釋義。這種摘抄卡片的方式，讓項楚的第一位研究生、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石想起“唐代詩人李賀騎驢外出尋詩，背一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的故事。

就這樣，從一張白紙開始，靠著自學，項楚陸續發表了一些論文，在敦煌學界初露頭角。這讓國內敦煌學界納罕：從哪里突然冒出個叫項楚的人？

啟功的學生、與項楚共事三十余年的老同事謝謙說，啟功先生曾盛贊項楚是“真正的學者”，原因是一篇《〈五燈會元〉點校獻疑三百例》。《五燈會元》是南宋沙門普濟編撰的禪宗語錄，由華東師范大學著名佛學專家蘇淵雷教授點校，1984年出版。當時項楚剛開始研究敦煌學，竟找出了洋洋灑灑三百例錯誤。謝謙后來找來兩版比照，感慨項楚佛學造詣之精深，僅僅一個標點不同，佛義全變。

其實這對于項楚來說，不過是坐火車打發時間所偶得。改革開放后，原本被批判為“封建”的宗教研究開始復興。初出茅廬的項楚，得以和大師們平等地討論，“因為大家起點近似”。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說法一度在國內學界廣為流傳，盡管后來被證明為誤傳，但是由這句話激起的風浪卻不小。事實是，在19世紀最后一年，莫高窟藏經洞大開，敦煌遺書散佚，“敦煌學”由此成為國際性顯學，而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敦煌學界仍一片荒蕪。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劉進寶回憶，當時從上到下，從官方到民間，從政界到學者，大家都對這句話感到氣憤、震驚。

1985年，沒有任何職稱的項楚帶著論文《王梵志詩十一首辨偽》，坐了三天兩夜的硬座火車，到烏魯木齊參加敦煌吐魯番學會舉辦的學術討論會。季羨林、王永興、周一良、宿白等前輩學者齊聚一堂，在項楚眼里“就像云中的神仙一樣”。看到項楚的題目后，老先生們很高興。

當時日本漢學家入矢義高正在主持一個專門研讀王梵志詩的讀書會，準備集中火力，對中華書局1983年版《王梵志詩校輯》中的錯漏開展批評。老先生們希望能趕在日本之前，出版中國學者自己的糾錯文章。

項楚不負眾望。手寫的書稿裝在航空掛號信封里，厚厚一疊，從成都源源不斷地寄往北京，50萬字的《王梵志詩校注》通過影印出版。項楚后來回憶，入矢義高認真看過，并表示：當年在讀書會上解決不了的問題，項先生大都解決了，“對其極周詳精審之至的注釋，我只能起久長的驚嘆之感”。

那次研討會后，敦煌學家潘重規“逢人說項”。季羨林后來告訴項楚，當年《王梵志詩校注》把日本學界一場劍拔弩張的“批判”在事前“鎮壓”了下去，可見學術研究中也是有政治的。

季羨林還說，以前日本學者的話可以稍微改動一下：“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這句話贏得全場掌聲雷動。

左圖：《項楚學術文集》。右圖：項楚著《寒山詩注》。

水中的瓦礫

少有人知道，項楚寫過電影劇本，當過編劇。

他曾經以敦煌為題材，與人合寫了一個名叫《沙漠寶窟》的劇本，講的是以常書鴻為原型的美術家們，在抗戰時期考察莫高窟、籌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故事。1981年，劇本被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成了電影。首映那天，項楚和妻子去看了，和他想象的不一樣。各方面提了這樣的意見、那樣的意見，改來改去，消泯了電影本來的個性，項楚不滿意。這之后，他再也不寫劇本了。

但命運自有其安排。項楚被制片廠派去敦煌采風，在那里見到了常書鴻的夫人。沒有電視，沒有電話，看不到報紙，晚上漆黑一片，只偶爾能聽見九層樓上的鈴鐺聲和鐵馬聲，叮當叮當，隱隱約約，就像唐代的馬幫從身旁經過。項楚后來說，因為那次經歷，敦煌走進了他的心里。

敦煌學者、四川大學俗文化研究所所長何劍平說，項楚那一輩的學者，做學問扎扎實實，肯下苦功夫。《大藏經》《太平御覽》等大部頭都是工具書，項楚卻一字一字讀過，手抄過，甚至不止一遍。

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周裕鍇1994年拜入項門讀博時已是教授，當時轟動一時，還有報紙記者來采訪。周裕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的大學者聲名遠揚，學問也有精妙之處，但不是不可及的高度。唯獨項老師，我最佩服。有的國內外學者都束手無策的難題，只有項老師可以解決。”

項楚研究“看不懂”的學問，講的卻是讓大家都讀得懂的生活。聽過項楚講座的人，都對他的口才念念不忘。他不講套話，不拖泥帶水，脫稿演講，正史、經傳、詩歌以及各種典故信手拈來，時間控制得一分鐘不差。如果把他的講座內容轉錄成文字，講稿中甚至沒有口頭禪，不用修改就可以發表。有老友開玩笑說，項楚應該去當外交部發言人。

為了解決研究者青黃不接的問題，1983年夏天，教育部委托川大開辦了古籍整理研修班。授課的是清一色的一流學者，包括楊明照、成善楷和趙振鐸等，其中最年輕的是項楚。

西南科技大學文藝學院教授蔣宗許說，項先生不茍言笑，近乎高冷，但把“敦煌遺書校讀”講得別開生面。他旁征博引，縱橫捭闔，常有敏銳獨到的見解，讓古籍班學員不禁都有“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之感。從古籍班歸來后，蔣宗許精讀了項楚的著作，還把項楚發表在《中國語文》等刊物上的文章復印裝訂成冊，反復研讀，越讀越覺得其文筆洗練、氣勢磅礴，非一般學者可比。

項楚常給學生們講一則《楞嚴經》的故事。有一位月光童子修習水觀，學會了將身與水融合為一。有一日安禪時，他的小弟子在窗外探視，只見一室清水，便向其中投了一片瓦礫。月光童子出定后忽覺心臟刺痛，得知原委后，讓弟子在他再入定時除去沉在水底的瓦礫。自此，月光童子再未受外物侵擾。

項楚曾在一篇治學文章中寫道，在這個浮躁的年代，有太多的干擾和誘惑紛至沓來，仿佛許多投入禪室的瓦塊，擾亂了學者們沉潛的心境。

老友王懇曾撰文回憶，1985年項楚因《敦煌變文字義析疑》等系列論文成為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唯一的一等獎獲得者，權威專家朱德熙一向要求高，但對項楚扎實做學問的風格卻頻頻點頭。王懇寫信告訴項楚，后者卻“無動于衷”。或許，老友已除去心中瓦礫。

冰水不相傷

項楚從未談論過死亡。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保持著有規律的生活，早起出門散步，回書房工作，十點準時上床睡覺，時間安排上不留一絲縫隙。他一向最愛散步，以前住在川大望江校園附近時，喜歡在公園的竹林里散步思考，被師生們親切地稱為“竹林七賢現代版”。

項楚的書房不足十平方米，一桌一椅一電腦，兩個頂天立地的胡桃木色書柜，這是他日常看書和寫作的地方。夫人為他準備了一把人體工學轉椅，但他習慣挺直地坐在硬木靠背椅上。書格和抽屜里都滿滿當當的，整齊地擺放著手邊常翻看的書。他對自己的藏書了然于胸，要找什么書，徑直走過去就可以抽出來。

書房窗外是一株矮矮的櫻花樹，空氣中有種四川盆地特有的潮濕。四下無人打擾，只能聽見老式落地鐘規律而柔和地鳴響。

家里的裝修事宜由夫人何建華一手包辦，她特意把采光最好的房間留給項楚。何建華是四川音樂學院教授，彈一手極好的鋼琴，性格與項楚正好相反，熱情而干練。常去做客的學生們都記得，項楚一家最早住在川大旁邊的太平南街。住所不大，客廳里，一邊是何建華淙淙的鋼琴聲，另一邊項楚安坐在飯桌前讀書，恍若不聞。

晚年項楚每天讀書看報，上網看熱點新聞。學生和同事偶因時事爭執，項楚只在一旁點頭微笑。對于時政，他從不點評，更不參與。

浙江師范大學“杰出教授”普慧是項楚的學生，曾任四川大學俗文化研究所所長，在項楚晚年常陪伴他。普慧回憶，和項楚一起開車出門從來不需要開手機導航。在哪里轉彎，從哪里抄近路，只要是走過一遍的路，項楚都可以立馬規劃出路線，像腦海中裝了一個智能導航系統。項楚和學生們在小館子吃飯，哪些學生不吃辣、哪些學生不吃某種肉，點菜時他都記得。

去年春天，項楚先后做了兩場手術，裝上了心臟起搏器。他時常需要吸氧，總是沉默地忍受著病痛。盡管可以在華西醫院享受較好的醫療待遇，他還是拒絕了長期住院的提議。他不愿麻煩別人，總是親力親為，每天早晚各吃一掬五顏六色的藥丸。秋天，他自覺身體舒暢了些，又開始散步，沉思，看書。大家一度都覺得，項先生好轉了。

今年1月，85歲的項楚親筆在“敦煌變文全集”項目結項申請書上簽了字，大家約好，春暖花開時再參加評審會。

2月4日是立春第二日，也是春節假期的最后一天。清晨何建華醒來，窗外夜幕還沒有褪去。往常這時，項楚會摸黑起床洗漱，去廚房做早餐，一切都輕手輕腳的，以免打擾她。但那天，她突然聽見項楚深深地長嘆了兩聲。她忙過去查看，迅速撥打120，但一切已來不及。

對丈夫的匆匆離世，年近八旬的何建華至今仍有恍惚之感。她說，他就這么走了，一句話、一封信都沒留下。沒有遺言，只留下一本還沒寫完的往事大綱。

項楚有一對寬厚的大耳朵，是長壽之相。他曾經自嘲，耳朵雖大但不靈光，不過也好，少了很多雜音，可以專心做自己的事。這樣一位內斂少言的學者，身邊人都似乎很難真正進入他的世界。他有什么遺憾嗎？

項楚的第一位博士生、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張涌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如果要說老師的一生還有什么遺憾之事，那可能是無法再參與新版《漢語大字典》的修訂工作。這部字典是項楚學術生涯的開端，也是從事敦煌學研究的起點。他本以為，參與修訂是命運的眷顧，讓他得以給自己的學術生涯畫上圓滿的句號。但時不我與，成為永遠的遺憾。

項楚摯愛唐朝隱逸詩人寒山的詩，其《寒山詩注》是寒山研究的里程碑之作。《寒山詩注》第一百首為：“欲識生死譬，且將冰水比。水結即成冰，冰消返成水。已死必應生，出生還復死。冰水不相傷，生死還雙美。”以前的校注認為這是一首戒殺生食肉的詩，項楚經過細致考證認為，這首詩討論的是生與死的哲學命題。他寫道：“冰水的轉換只是形式的不同，生死的轉換亦無本質的差異。冰與水、生與死，達到了和諧的統一。”

項楚走后一個月，學生們和何建華一起去墓地祭拜。在綿綿不絕的春雨里，一個學生說，他昨晚做夢夢見了項老師，老師一如往常，笑意盈盈地對他說：“我不死了，我回來了。”

（本文參考了張宜《歷史的回聲：中國當代語言學家口述實錄》）

發于2025.3.31總第118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項楚：游于伽藍

作者：李文

編輯：黃衛